（四十）
深秋的风裹着凉意，吹得大学校园里的银杏叶簌簌飘落。系里的助学金名单贴在布告栏上那天，邓鑫元在栏前站了整整半小时。红底黑字的名单上，他的名字依旧排在一等奖学金的第一个，旁边用红笔标注的“专业第一”格外醒目，像一枚沉甸甸的勋章。
“行啊你，邓鑫元，平时看着闷不吭声，没想到藏得够深！”林伟拍着他的肩膀笑，语气里满是赞叹。林伟家境优渥，穿着名牌运动服，手里还拿着最新款的随身听，与邓鑫元洗得发白的校服形成鲜明对比。
邓鑫元扯了扯嘴角，没说话。只有床底那个老旧的闹钟知道，每个凌晨四点，当宿舍里的鼾声此起彼伏时，他已经裹着外套坐在楼梯间看书了。走廊的声控灯隔十分钟就会熄灭，他得时不时轻轻跺一下脚让灯亮起来，细碎的脚步声在空荡的楼道里回荡，格外清晰，也格外孤独。那些别人在睡梦中度过的时光，他都用来啃课本、刷习题，厚厚的笔记本上记满了知识点，页边空白处还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
申请当班长那天，邓鑫元在系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久。手心的汗把申请表洇出了褶皱，纸张边缘变得软塌塌的。他深吸一口气，最后还是咬着牙推开了门。“老师，我想试试当班长。”他的声音有些发抖，眼神躲闪着，不敢直视系主任的眼睛——从小到大，他从未主动争取过什么，总觉得自己不该站在显眼的位置。
“你觉得自己能胜任？”系主任推了推眼镜，目光落在他局促的脸上，带着审视。
“我……我能吃苦。”邓鑫元攥着申请表的边角，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这句话说得格外坚定。他想起母亲在信里写的：“在人面前别露怯，只要肯下力气，没有干不成的事。”
后来他真的成了班长。每天早上，他总是第一个到教室，拿起抹布仔仔细细擦黑板，连粉笔槽里的灰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晚上最后一个离开，锁好教室门，还会绕到窗边检查窗户是否关严。系里组织义务劳动，搬砖、运水泥、平整操场，他总是挑最累的活干。搬砖时手掌磨出了水泡，他就找块布缠上，继续埋头干活，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地上晕开小小的湿痕。林伟有时会笑话他：“邓鑫元，你把班级当自己家了？这么拼命干嘛？”他只是笑笑，心里清楚，这不仅是责任，更是锻炼自己的机会——他要学着在人前抬起头，学着与人打交道，学着不再怯生生的。
期中考试前的那周，为了多攒点钱补贴家用，也为了买几本专业参考书，邓鑫元同时打了三份工。白天没课的时候，他在图书馆整理旧书，把一摞摞泛黄的书籍按类别归位，手指经常被书页边缘划破；晚上下课后，他去校外的工地搬钢筋，冰冷的钢筋硌得肩膀生疼，回到宿舍时，浑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周末还要挤两个小时的公交，去给初中生当家教，辅导数学和英语，看着孩子从“听不懂”到“能做题”，他心里才稍微踏实些。
有次上课，他实在太困了，听着教授讲《高等数学》，眼皮越来越重，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直到教授用教鞭敲着讲台喊他的名字，他才猛地惊醒，全班同学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随即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他红着脸站起来，后背的汗把衬衫浸透成深色，紧紧贴在身上，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晚，邓鑫元在宿舍楼道里看书到凌晨。月光从窗户斜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书本和他的影子，安静又寂寥。王强起夜时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半块巧克力递过来：“诺，我姐从国外带的，补充体力，别熬坏了身子。”王强家境普通，性格爽朗，平时总爱和邓鑫元开玩笑，却总在不经意间帮他。
邓鑫元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接了过来。他撕开包装纸，咬了一小口，巧克力的甜腻在舌尖化开，带着浓郁的奶香。这甜味突然让他想起小时候生病，母亲偷偷塞给他的那颗水果糖——那是母亲走了十几里山路，用鸡蛋换的，他舍不得吃，揣在口袋里捂化了才舍得舔两口。
“你这么拼，到底图啥？”王强靠在门框上，看着他认真的侧脸，忍不住问。
邓鑫元望着窗外的星星，没说话。其实他也说不清楚，是为了母亲信里反复提到的“光宗耀祖”，让村里人都知道老邓家出了个大学生；还是为了某天能像林伟那样，理直气壮地走进西餐厅，不用在门口徘徊半天，也不用担心口袋里的钱够不够买单；又或者，只是为了不再过那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日子，为了能给母亲买件新衣服，为了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苏晓冉的追求越来越明显。她是系里的文艺委员，长得漂亮，性格开朗，家境也好。她会在邓鑫元的课本里夹上手写的诗，字迹娟秀，字里行间满是温柔；会在他打工晚归时，假装碰巧在路口遇见，手里拿着热牛奶，说“刚买的，喝了暖身子”；有次他发高烧躺在床上，浑身发冷，是苏晓冉提着保温桶来送姜汤，一勺一勺看着他喝完，才轻手轻脚地离开，脚步轻得像猫，生怕打扰到他休息。
“邓鑫元，苏晓冉对你有意思，你看不出来？”林伟故意调大录音机的音量，邓丽君《甜蜜蜜》的旋律在宿舍里漫开来，甜得发腻。
“我配不上她。”邓鑫元翻着《高等数学》，书页上的公式在眼前晃动，却一个都看不进去。他知道苏晓冉的好，也知道自己的处境——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吃饭要算计着花，怎么配得上那样明媚的姑娘？
“啥配不配的，人家姑娘都主动成这样了，你还犹豫啥？”王强嗑着瓜子，含糊不清地说，“喜欢就处，不喜欢就说清楚，别耽误人家。”
邓鑫元没接话，心里像压着块石头，沉甸甸的。上次去苏晓冉家送课堂笔记，他见识了什么是“不一样的生活”——她家住在宽敞明亮的单元楼里，客厅里摆着沙发和电视机，书架从地板顶到天花板，摆满了各种书籍，墙上还挂着油画。那样优渥的家庭，怎么会接受一个连红烧肉都吃不起的穷小子？他不敢想，也不敢再往前迈一步。
那天晚上，宿舍里的人都睡熟了，邓鑫元悄悄把自己关在宿舍，打开了床底的旧皮箱。皮箱是母亲结婚时用的，边角已经磨损，上面的花纹也模糊了。里面的咸菜坛子早就空了，那是母亲给他装的腌萝卜，他吃了整整一个月。他把攒下的零钱一张张铺平，在桌上码成小堆——有一毛的、五毛的，还有几张一块的，总共加起来三块五毛七。这是他这个月剩下的所有钱，要撑到下个月发助学金还有十几天。他数了三遍，确认没错，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钱塞进内裤口袋里的小布袋里——那个布袋是母亲缝的，用来装钱安全，只是现在已经磨得发亮，边缘露出了线头。
皮箱的夹层里，藏着一张母亲的黑白照片。照片已经有些泛黄，边角也卷了起来，是母亲三十岁生日时拍的。照片上的母亲比现在年轻，梳着齐耳短发，穿着干净的蓝布褂子，抱着小时候的他站在老槐树下，笑得格外温柔。邓鑫元用手指轻轻抚摸着照片上母亲的皱纹，突然想起临走时，母亲往皮箱里塞的那把炒花生，说是路上饿了吃，他到现在还没舍得吃完，藏在柜子最里面。
“妈，我挺好的，您别担心。”他对着照片轻声说，喉咙突然发紧，眼眶也热了。他不敢告诉母亲，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不敢告诉母亲，打工时有多累，更不敢告诉母亲，面对苏晓冉的好意，他有多自卑。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起来，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噼啪”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什么。远处的宿舍楼里，传来吉他弹唱的声音，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旋律忧伤又温柔，飘在雨夜里，格外动人。邓鑫元把照片小心翼翼地塞回夹层，合上箱盖时，听见锁扣发出轻微的“咔嗒”声，那声音很轻，却像什么东西在他心里碎了，带着隐隐的疼。他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苦要吃，但他不能停下脚步——为了母亲，也为了那个想要变得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