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的倒台，如同在洪武朝堂这片看似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久久未能平息。诏狱的大门关上了清流领袖的身影，也关上了无数依附于其门下官员的仕途与希望。锦衣卫和东厂的缇骑四出，按照吴铭提供的线索和徐妙锦补充的名单，在江南和京城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清洗。沈惟庸在杭州被迅速锁拿，其庞大的商业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抄没的家产数额之巨，连朱标看了都为之咋舌。一系列与之勾结、收受贿赂的沿海地方官、卫所将领乃至少数京官纷纷落马，一时间，朝野肃然，东南官场风声鹤唳。
在这场风暴中，镇国秦王吴铭似乎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他不仅洗刷了污名，证明了忠诚，更因剿匪和破案之功，深受皇帝嘉奖，恢复了其对天津工坊的完全掌控，权势更胜往昔。王府门前的车马再次变得络绎不绝，只是这次，前来拜谒的多了许多以往持中立甚至观望态度的官员和勋贵，其中不乏试图在新一轮权力洗牌中寻找依靠的投机者。
然而，吴铭的心中却没有多少喜悦，反而充满了更深的警惕。他清楚地看到，朱标在重赏他的同时，也迅速提拔了一批与方孝孺理念不合、或原本不得志的官员，填补了朝中的空缺，其中不乏如翰林院修撰黄淮、刑科给事中金幼孜等以才干着称的少壮派。皇帝在利用他扳倒方孝孺这个“权臣”的同时，也在巧妙地构建新的平衡，绝不允许再出现一个能威胁皇权的庞然大物。
“陛下这是既要马儿跑，又要给马儿套上更结实的笼头啊。”深夜的书房内，吴铭对徐妙锦轻声道，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上面摆放着关于新提拔官员的履历资料。
徐妙锦为他斟上一杯热茶，柔声道：“经此一事，陛下必然更加忌惮权臣。他能如此迅速地稳住朝局，扶持新人，可见其手段。夫君如今看似风光，实则已站在了风口浪尖。”
“是啊，”吴铭叹了口气，“方孝孺虽除，但其代表的清流势力并未根绝，只是暂时群龙无首。而陛下新提拔的这些人，或许与方孝孺政见不同，但对新明，对我所行的这些‘格物’‘新政’，恐怕也未必认同。在他们眼中，我或许依旧是个异类。”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锐利，“而且，我总觉得，方孝孺倒台得太容易了些。他经营多年，党羽遍布朝野，难道就没有后手？江南那些利益受损的豪强，会甘心就此罢休？”
徐妙锦点了点头：“父亲前日来信，也提醒我们需更加谨慎。他在军中，也感受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似乎有人在暗中散播关于新明军力过于强大的言论。”
树欲静而风不止。吴铭知道，表面的平静下，暗流依旧汹涌。他必须利用这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加快自己的步伐。
重返天津工坊，吴铭感受到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氛围。户部侍郎李贯和监察御史王文弼早已被调离（王文弼因牵扯方孝孺案被免官），工坊内少了许多掣肘，但多了一些来自兵部、工部，甚至是宫内宦官派来的“学习观摩”人员。皇帝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这里。
吴铭对此心知肚明，他采取了更加开放和主动的姿态。一方面，他扩大了“标准化”生产和“流水线”作业的范围，不仅应用于火铳火炮的制造，也开始尝试推广到军服、铠甲等军需品的生产中，显着提升了效率和质量的稳定性，让前来观摩的官员们大开眼界，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绩”也成为了他最好的护身符。
另一方面，他正式向朱标上奏，请求在工坊内设立“大明皇家格物院天津分院”，并附上了一套详细的章程。章程中明确，分院将系统性地整理、研究各类工艺技术，编撰《格物丛书》，并面向社会招收有一定文化基础或手艺精湛的年轻人，进行基础的数理、格物知识培训，为朝廷培养专门的匠作和管理人才。
这份奏章在朝中引起了不少争议。反对者认为这是“以匠代士”、“本末倒置”，担心长此以往会动摇科举取士的根本。但朱标在权衡之后，尤其是看到了天津工坊产出对军力的巨大提升后，最终还是准予试行，但限定了招生规模和范围，且要求所学内容需“有益国用，不涉怪力乱神”。
这小小的一步，对吴铭而言却意义重大。他终于为新明理念的传播，在大明体制内撕开了一道合法的口子。
就在吴铭忙于工坊和格物院事务时，远在边关的长子吴定国，托军中信使送来了一封家书。
信是用还显稚嫩的笔迹写就的，字里行间却透露出远超年龄的坚毅。信中，吴定国描述了他随外公徐达巡边、参与小规模斥候战、学习骑射兵法的经历，也写到了边塞的苦寒与将士们的艰辛。他没有叫苦，反而在信末写道：“……父亲，边关将士所用弓刀甲胄，多有不堪。儿亲眼见一队正，因刀劣，与虏贼交战时刀折人亡……若我大明军士，皆能如天津工坊所出火铳般犀利，何惧北虏？儿在此一切安好，勿念。唯愿父亲在京，能多造利械，壮我大明军威！”
看着儿子的信，吴铭眼眶微湿，心中既有欣慰，更有沉甸甸的责任。连远在边关的孩子都感受到了技术的重要性。他将这封信小心收好，更加坚定了大力发展军工和推广格物之学的决心。
然而，来自大明内部的压力稍稍缓解，海外的威胁却悄然逼近。
这一日，吴铭接到了新明核心层通过绝密渠道送来的急报。急报称，近期在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新明巡逻舰队与一支悬挂着奇怪旗帜、船型迥异于中式或南洋船只的舰队发生了对峙。对方船只体型庞大，装备有数量众多的火炮，其帆装和船体结构显示其拥有极强的远洋航行能力。虽然双方并未发生冲突，但对方态度傲慢，拒绝表明身份和来意，并在对峙后转向南方航行。
随急报附上的，还有根据目击描绘的船只草图和一些零碎的信息——船员发色瞳色各异，似乎有来自极西之地的人种。
“佛郎机人？还是……红毛夷？”吴铭盯着草图，眉头紧锁。根据他模糊的历史知识，这个时间点，欧洲的航海者应该已经开始向东方渗透了。这支舰队的出现，意味着新明在海外的发展，除了要面对本土的势力和残余的倭寇、海盗，很可能还将迎来更强大的、来自遥远西方的挑战者。
“告诉林风，加强戒备，扩大侦察范围，重点监控吕宋至琉球一线。设法与当地土人或其他海商接触，搜集一切关于这支陌生舰队的情报。非必要，避免与之发生冲突，但若对方挑衅，则坚决反击！”吴铭迅速下达了指令。
他走到窗前，望着东南方向。大明的棋局尚未完全落定，海外更广阔的棋盘上，新的对手已经悄然落子。他知道，未来的挑战，将更加复杂和严峻。他必须让新明变得更加强大，也必须在大明内部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方孝孺倒台后的短暂平静，注定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前奏。他深吸一口气，目光重新变得坚定起来。
方孝孺倒台的余波在朱标的铁腕操控下逐渐平息，朝堂看似恢复了秩序，但水面下的暗流却从未停止涌动。镇国秦王吴铭虽重掌天津工坊，获赐殊荣，却也清晰地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无形压力。皇帝扶持的新晋官员们，或许感激他扳倒了压在前路上的大山，但对于他那一套“格物致用”、“重工兴利”的理念，却大多秉持着士大夫固有的矜持与怀疑。
这一日，朝会之上，围绕吴铭奏请扩大“天津格物分院”规模、并允许其刊印发行部分基础算学、几何教材的提议，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
“陛下，臣以为不妥！”新晋的礼部右侍郎，以学问渊博、持身中正闻名的杨士奇出列反对，“科举取士，乃国之根本，士子当潜心圣贤之道，明经义，修德行。若广开格物之学，使士人趋之若鹜，沉溺于奇技淫巧，恐舍本逐末，动摇国本！且民间刊印此类书籍，若流播开来，使庶民亦窥机巧，恐生不臣之心，非教化之福！”
他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传统文官的看法，即便他们不认同方孝孺的极端，却也坚信“道”高于“器”。
吴铭早有准备，从容应对：“杨侍郎所言，乃老成谋国之言。然，臣请问，若无精良军械，何以御外侮？若无坚固城防，何以保社稷？若无高效农具、水利，何以养万民？格物之学，非为取代圣贤之道，实为强国富民之补充，乃‘用’也！圣人亦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谓也。刊印基础教材，旨在培养匠作人才，提升工艺水准，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岂能因噎废食？”
他引经据典，将格物之学定位为“器”与“用”，巧妙地避开了与核心儒家思想的直接冲突，强调了其工具性和实用性。
龙椅上的朱标沉吟不语。他欣赏吴铭的能力和带来的实际效益，但也对可能引发的思想冲击和社会结构变化心存疑虑。他需要的是能巩固皇权、富国强兵的工具，而非颠覆传统秩序的洪水猛兽。
最终，朱标采取了折中之策：“镇国秦王所奏，其心可嘉。然格物之学，关乎士习民心，不可不慎。准其扩大分院规模，然招生需严格筛选，以匠户及官宦子弟中志于此道者为主。所刊书籍，需经翰林院审定，方可流传，且不得涉及军国机密。”
这是一个有限度的放开，既给了吴铭空间，又套上了牢牢的枷锁。吴铭知道，这已是目前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躬身领旨。他明白，思想的变革非一日之功，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
朝堂上的理念之争暂告段落，民间的波澜却悄然兴起。天津工坊在吴铭的指导下，除了军工，也开始将一些相对成熟、易于推广的民用技术进行改良试点。其中一项，便是对传统纺车和织机进行了结构优化，使其效率提升了近三成。
这本是利民好事，工坊将图纸和少量样品赠与了京畿附近的几家官营织造局和信誉良好的民间机户，希望能逐步推广。然而，消息传出后，却在江南传统的丝绸纺织重镇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一些守旧的作坊主和丝业行会成员担心，这种高效机械的普及会冲击现有市场格局，导致他们利益受损。于是，暗地里，流言开始散布：“镇国秦王欲以奇巧之物，夺我江南百姓生计！”“此物乃妖器，用之折寿！”
甚至有人暗中串联，抵制来自北方的“新式织机”，并试图通过其在朝中的关系，上书弹劾吴铭“与民争利”、“扰乱市舶”。
“王爷，江南那边反应激烈，几家原本有意合作的机户都退缩了。”负责此事的工坊管事忧心忡忡地向吴铭汇报。
吴铭揉了揉眉心，感到一阵无奈。技术的进步总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古今皆然。他吩咐道：“不必强求。既然他们抵制，那我们就先在京畿、山东、北直隶等地推广。让事实说话，当人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时，流言自然会不攻自破。另外，告诉我们的商队，在海外寻找合作机会，尤其是吕宋、旧港等地，那里没有这么多束缚。”
他决定暂时避开江南这个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的区域，转而向北方和海外开拓市场，用实际效益来倒逼变革。这是一条更迂回，也可能更漫长的路。
相较于朝堂和商场的暗流，来自北方的消息则更为直接和沉重。
魏国公徐达再次送来军报，北元残余势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后，近期活动又趋频繁，小股骑兵不断骚扰边墙，似乎是在试探明军的虚实。军报中还特意提到，边军器械老旧、补给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虽经吴铭努力，天津工坊产出优先供应了京营和部分重点边镇，但对于漫长的防线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随军报一同送来的，还有吴定国的一封私信。少年的字迹比之前稳健了许多，信中除了报平安和讲述边塞见闻外，还提到了他利用所学，协助军中工匠改进了几处营寨的防御工事，并再次恳切地希望父亲能造出更多、更好的军械，送到边关将士手中。
“爹爹，儿近日随斥候出塞百里，亲眼见鞑子骑兵来去如风，我军若无机弩火铲远射，仅凭刀弓，实难抗衡。若我军将士人人手持利铳，身披坚甲，何愁北虏不灭？”
儿子的信，像一根鞭子，抽在吴铭的心上。他知道，徐达和儿子所言非虚。大明的边防，依然脆弱。
他立刻下令天津工坊，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升火铳和铠甲的产量，并加快对轻型野战火炮的研发和测试。同时，他再次向朱标上奏，详细陈述边军装备现状之堪忧，请求朝廷加大投入，并允许工坊在山西或大同设立分坊，以便更快地将装备输送至前线。
这份奏章递上去后，如同石沉大海，许久未有回音。吴铭知道，朝中关于钱粮的争论，以及对他势力过于北扩的忌惮，恐怕又成了新的阻碍。
就在吴铭为朝堂、边关之事劳心费力之际，海外传来的消息变得更加紧迫。
新明水师统领林风再次发来密报：那支神秘的西方舰队在琉球以东海域徘徊数日后，并未南下，反而转向西北，似乎有靠近大明沿海的意图！其舰队中最大的一艘战舰，甚至大胆地靠近了浙江沿海的一处渔村，放下小艇，试图与当地渔民接触，但因语言不通，未能成功。据目击渔民描述，那些“红毛夷人”发色金黄或棕红，高鼻深目，衣着奇特，态度虽不似倭寇凶恶，却也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
更令人不安的是，新明潜伏在倭国平户的细作传回消息，有迹象表明，这股西方势力似乎也在尝试与盘踞在那里的倭寇集团以及一些对大明心怀不满的日本地方大名进行接触！
“他们的目标，恐怕不仅仅是贸易……”吴铭看着地图上标注出的对方航线和活动范围，脸色凝重。这群不速之客，船坚炮利，行事目的不明，且似乎在多方试探，其威胁程度，可能远超那些只知道劫掠的海盗。
“传令给林风，”吴铭思索片刻后下令，“加强巡逻，严密监控其动向。若其靠近大明海岸线，可派船对其进行警告驱离，但尽量避免直接冲突。同时，设法接触他们，搞清楚他们的来历、目的！必要时，可以允许其少数代表，在指定地点，与我方人员进行有限度的接触和谈判。”
他决定采取谨慎接触的策略。在完全了解对方底细之前，不宜贸然树敌，但也不能任由其在大明门口肆意活动。同时，他必须将这一情况尽快禀报朱标，来自海上的新威胁，需要朝廷提高警惕。
放下笔，吴铭走到窗边，夜色已深。朝堂的制衡、利益的纠葛、边关的烽烟、海外的强敌……无数条线在他脑中交织。他感到肩上的担子从未如此沉重。扳倒一个方孝孺，只是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而真正的征途，仿佛才刚刚开始。前路漫漫，荆棘密布，但他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