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宣阳里的晨光，总比别处来得更柔些。元和庚寅年的春日，九十有八的贾昌坐在镇国寺东偏的松柏下，指尖捻着串菩提子，阳光透过叶隙落在他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里盛着透亮的光——这双眼睛看过开元盛世的霓裳羽衣，也见过安史之乱的血火刀光，却依旧清明得像终南山的雪水。
“我叫贾昌，”他开口时，声音里带着老树皮般的粗粝，却字字清晰，“开元元年生在这宣阳里。我爹贾忠，是个九尺高的壮汉，力气能拽着牛倒走，当年在中宫做幕士，景龙四年跟着玄宗爷闯大明宫诛韦氏，算是景云年间的功臣。后来拿着长刀做了亲卫，皇上特地下旨让我们家搬到东云龙门住，那时候啊，街坊见了都得作揖。”
他顿了顿，往嘴里送了口浆水，喉结动了动，眼里泛起层薄雾：“我七岁那年，就显出些怪本事。爬柱子上房梁跟走平地似的，嘴也巧，见人说人话，见鸟……竟能懂鸟叫。那时候玄宗爷还在藩邸，最爱民间清明节的斗鸡戏。等他当了皇上，干脆在两宫之间盖了座鸡坊，搜罗长安最雄的鸡——金羽毛、铁爪子、高鸡冠、翘尾巴的，足有上千只。还挑了五百个禁军里的少年，专门驯鸡喂鸡。”
“皇上一好这个，全城都疯了。”贾昌笑起来，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诸王、外戚、公主、侯爷家，为了买只好鸡，倾家荡产都肯。城里男男女女，见面不说别的，先论斗鸡的门道。穷人家买不起真鸡，就弄只木鸡耍着玩。”
“也是巧，有回皇上出游，正见我在云龙门道旁弄木鸡，不知怎的就看中了，把我召进鸡坊当差，衣食都归右龙武军管。”他指尖的菩提子转得快了些，“你说怪不怪？我一个三尺小童，进了鸡群里，那些鸡就跟见了头领似的。哪只壮、哪只弱、哪只勇、哪只怯，什么时候该喂水、什么时候该喂谷，甚至哪只鸡要生病，我瞅一眼就知道。抓起两只斗得最凶的鸡，我瞪一眼、喝一声，它们就跟人似的听话，让站就站，让退就退。”
鸡坊的谒者王承恩把这事告诉了玄宗，皇上当即召他去殿庭试本事。贾昌记得那天，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短打，在金銮殿上指挥着十几只雄鸡，进退起落都按他的口令来，连皇上身边的太监都看直了眼。“当天就封我做了那五百小儿的头头。”他说，“后来皇上见我性子忠厚，做事又缜密，越发疼我。金帛赏赐跟流水似的往家送，那时候啊，宣阳里的门槛都快被送礼的踏平了。”
开元十三年，贾昌带着三百只精心驯养的鸡，跟着皇上封禅东岳泰山。走到泰山脚下，爹贾忠突然没了。“县官亲自给备了葬器丧车，还派了驿车送灵柩回雍州安葬。”他声音低了些，“那时候我才十三，骑着马跟在灵车后，一路走一路哭，倒成了长安街头的一景。”
次年三月，玄宗去温泉宫，贾昌穿着斗鸡服在道旁迎驾。那衣服是皇上特赐的，翠羽雕成的金冠，锦袖绣襦裤，手里挥着锋拂——那是指挥鸡群的法器。“当时人编了句顺口溜：‘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他念起这句时，语气里听不出是喜是悲，“可不是么？那时候我指挥群鸡在广场上列队，昂首挺胸跟有神气似的。要斗了，就磨嘴磨爪子，憋着劲儿等号令，进退都有章法，鞭梢指哪就往哪，半分不差。”
他说这话时，阳光正好照在他枯瘦的手上，那双手曾指挥过千军万马般的鸡群，也曾在佛前扫过四十载尘埃。“那时候宫里百戏杂陈，角抵的壮士、跳剑寻橦的艺人、蹴球踏绳的伶人，见了我指挥鸡群的模样，都蔫了，说自愧不如。”
开元二十三年，玄宗为他指了门亲事，娶的是梨园弟子潘大同的女儿。“男的佩玉，女的穿绣衣，都是宫里御府给的。”贾昌的嘴角牵了牵，“我和潘氏生了俩儿子，叫至信、至德。天宝年间，潘氏凭着歌舞本事，还受过杨贵妃的宠呢。我们夫妇俩受了四十年恩宠，没断过，说到底，不就是凭着驯鸡的这点小聪明，加着几分谨慎么？”
他忽然沉默了，菩提子在指间停住。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发哑：“皇上生在乙酉年，属鸡，却让朝臣穿着朝服斗鸡，这其实是太平盛世里的祸根啊。可那时候，谁又敢说呢？皇上自己也没悟。”
天宝十四载的记忆，像根刺扎在贾昌喉咙里。“胡羯陷了洛阳，潼关也守不住了。皇上去成都，我跟着护驾，夜里出便门时，马掉进了道旁的陷阱，把我脚摔伤了，跟不上队伍，只能拄着拐杖进了南山。”他的手开始发抖，“以前每次该进鸡的时候，我就对着西南方向大哭——那是皇上所在的方向啊。”
安禄山早年间在京师见过贾昌，知道他是皇上跟前的红人。叛乱后，竟在长安、洛阳两市挂了千金悬赏捉拿他。“我改了姓名，躲在佛舍里，扫地敲钟，给佛做事。”直到太上皇回了兴庆宫，肃宗在别殿登基，贾昌才敢回宣阳里。可家里早被兵卒抢空了，什么都没剩下。他穿着粗布衣，形容憔悴，再也进不了那道曾日日出入的宫门。
“第二天出长安南门，在招国里见着妻儿了。”贾昌的声音哽咽起来，“他们脸黄肌瘦，儿子背着柴火，潘氏披着块破絮。一家人抱着哭啊，哭够了，就散了……”
从那以后，贾昌就在长安的佛寺里安了身。大历元年，他跟着资圣寺的运平大师住在东市海池边，亲手立了座陁罗尼石幢。“我学着写自己的名字，读佛经，竟也能悟些深义。”他说，“建僧房佛舍，种些好草好树，白天培土浇竹，夜里就在禅室打坐。”
建中三年，运平大师圆寂了。贾昌为他服完丧，把舍利塔奉在长安东门外的镇国寺东偏，亲手栽了上百棵松柏，盖了间小舍，守在塔下，朝夕焚香洒扫，跟大师还在时一样。
顺宗做太子时，赐了三十万钱，为他盖了大师影堂和斋舍，还修了外间，让游民住进来，给点工钱。“我每天就喝一杯粥，一升浆水，睡草席，穿絮衣，多出来的都给了佛。”潘氏后来去了哪里，他也说不清了。
贞元年间，长子至信穿着并州的铠甲，跟着大司徒马燧入朝，到长寿里来看他。“我把他赶跑了，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次子至德在洛阳卖丝绸，每年来长安送钱送布，也被他拒了，“他们后来就再也没来过。”
说到这儿，贾昌抬起头，看向远处的长安城墙，那里曾有他最风光的少年时，也有他最痛的离散。“你看现在，北胡跟京师人杂居，娶妻生子。长安的少年，穿的戴的都学胡人样，这不是妖异是什么？”
阳光渐渐斜了，镇国寺的钟声悠悠传来。贾昌站起身，佝偻的背在松柏间像株老竹，“回去吧，天要黑了。”他挥挥手，转身走向那间小舍，背影融进暮色里，只留下满院松柏的清香，和一段被时光磨得发亮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