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风蛊六四、六五、上九爻辞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此柔顺之才而以正道处事，只能自守其道 而已，若遇非正之事，因柔顺之本质,而无法 矫正，故不能而招罢斥。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柔顺之才，守于宽裕之时可以,如要前行， 则不可得也，再加其任务,必不能胜任之。圣 人知柔顺之才可以守成，但不可用于发展委 之重任，必不成也。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此君位之人但质柔，但下应九二阳刚之 位，意其能用阳刚之才为臣，但因本实阴柔， 故可为承其旧业,而不能为开创事业之才。自 古创业之事，非刚明之才不足以成事。不能用 刚贤之人，只可以守旧祖业而已。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阴柔之君主，能承下阳刚之才，以在下位 之贤而能用之，乃因此而声警显。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乃居蛊之终，乃无事之地处事之外。 此应贤人君子不遇于时,应高洁自守，不可曲 道以遁时,此进退合于道者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不臣事于王侯，因知无法施其志，此乃贤 能之人，此可以为法则也。小人皆可曲道而顺 行，背己逆天，只图权力名位，此不可法也。
嘿呀，今日咱们就来好好掰扯掰扯这《周易》中蛊卦的末三爻——六四、六五、上九，这三爻里头蕴含的治理哲学，简直堪比一部精彩纷呈、情节跌宕起伏的古代版“官场奇葩说”！蛊卦，顾名思义，有“蛊惑”、“整治积弊”之意，专门探讨如何面对和解决前人遗留下来的难题与困境，尤其是在政治治理层面，其智慧更是闪烁着穿越千年的光芒。这末三爻，层层递进，仿佛描绘了古代官场中三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与权力运作模式，既有小人物的辛酸无奈，也有掌权者的运筹帷幄，更有超脱者的潇洒转身。每一爻都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个体在特定政治生态下的选择、挣扎与智慧，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反复咂摸其中的深意。它们不仅仅是卦象的符号，更是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一部浓缩的官场现形记，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人在权力迷宫中探索出的生存智慧与治理之道。
六四爻：柔弱“小透明”的无奈挣扎
我们先来聊聊这六四爻，它在蛊卦中位居第四爻，属于阴爻居阴位，按理说应是“得正”之象，但其所处的位置却颇为微妙，上有六五之君，下有初六、九二、九三之前辈或同僚遗留的“蛊”——即积弊与难题。这爻辞的核心是“裕父之蛊，往见吝”。“裕”，在此处并非宽裕、富饶之意，而应理解为“欲”，有想要去承担、去宽缓、去解决的意味；“父之蛊”指的是父辈或前任留下来的烂摊子、疑难问题；“往见吝”则是说，如果勉强去做，前往处理，必然会遇到艰难险阻，甚至自取其辱。这就好比一个手无缚鸡之力、性格温顺的柔弱书生，偏偏要去扛起千斤重鼎，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仅鼎扛不起来，恐怕还会被鼎砸伤，落得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下场。这生动地揭示了主观意愿与客观能力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在不恰当的时机采取行动所必然导致的困境。
历史上，这样的案例可谓俯拾皆是。远的不说，就说西周初年的周成王姬诵吧。他即位时年纪尚幼，还是个懵懂少年，性格上也颇显柔顺仁厚，本应是在叔父周公旦的辅佐下逐渐学习治国理政。当时，他的几位叔父，管叔、蔡叔等人心怀异志，勾结商纣王之子武庚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这便是典型的“父之蛊”——其父周武王刚刚建立周朝，根基未稳，便撒手人寰，留下这内忧外患的局面。若是周成王在彼时彼刻，不顾自己年幼无权、缺乏政治经验的客观现实，强行要去亲自处置叔父们的叛乱事宜，那无异于以卵击石，不仅无法平定叛乱，反而会激化矛盾，甚至可能动摇周朝的统治根基，给自己找不痛快，妥妥的“柔弱惹的祸”啊！幸亏有周公旦这位贤相挺身而出，摄政当国，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局势，才为成康盛世奠定了基础。这从反面印证了“裕父之蛊，往见吝”的深刻道理：当自身力量不足以驾驭局面时，强行出头，只会招致灾祸。
从更深层次的政治哲学角度来看，六四阴爻居阴位，象征着一个人资质或许平庸，能力或许有限，性格或许偏于柔顺内敛，原本只适合在自己熟悉的小圈子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或者在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中逐步发展。然而，命运的安排或是时势的裹挟，却将他推到了一个需要独当一面、处理复杂棘手问题的“大舞台”上，这便构成了巨大的张力与悲剧性。唐代宗李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安史之乱的硝烟刚刚散去，大唐王朝已是千疮百孔，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然形成，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们尾大不掉，骄横跋扈。唐代宗并非不想振兴朝纲，他也知道郭子仪等将领忠心耿耿，能力出众，委任郭子仪等大将平定叛乱余孽，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面对那些盘踞一方、势力盘根错节的藩镇节度使，他却显得投鼠忌器，缺乏削藩的决心与雷霆手段，只能采取姑息迁就的政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就好比一个胆小怕事的管家，看着家里被一群悍仆弄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却只敢站在一旁轻声细语地劝诫“别闹啦，差不多就行了”，根本无法制止他们的胡作非为。这种“柔弱”的治理方式，虽然暂时维持了表面的和平，却为日后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埋下了深深的隐患，使得大唐王朝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荣光。
再往前追溯，东汉中后期的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更是将这种“柔弱小透明”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时，许多怀抱理想、清正廉明的清流士大夫，面对外戚的飞扬跋扈、宦官的阴险狡诈，他们痛心疾首，试图通过上书、弹劾等方式匡扶社稷，澄清吏治。然而，他们手无实权，势单力薄，其抗争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就如同一群在狂风暴雨中无助飘摇的小草，随时可能被连根拔起。着名的“党锢之祸”便是明证，无数正直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惨遭迫害，或被罢官禁锢，或被下狱处死。他们空有满腔热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却根本无力改变现状，反而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裕父之蛊”的“裕”，在他们身上更多体现为一种无力的愿望和悲剧性的尝试，“往见吝”则成了他们难以逃脱的宿命。
北宋理学大家程颐在其《程氏易传》中对此爻评论道：“柔顺之才，能裕其事而已，非能革其弊也。”这话真是一语中的啊！一个性格柔顺、能力有限的人，最多只能勉强将事情敷衍过去，维持表面的运转，想要根除积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那是万万不能的。这就好比一个只会和稀泥的老好人，平日里处理些邻里纠纷、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许还能应付，但一旦遇到大麻烦、大危机，需要当机立断、雷厉风行的时候，他就只能干瞪眼，束手无策，甚至可能因为优柔寡断、处置失当而使局面进一步恶化。因此，这六四爻也算是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在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的时候，仅仅依靠满腔的热忱和高尚的道德操守是远远不够的，那无异于拿着一把玩具剑去参加真刀真枪的战斗，中看不中用。还得有实实在在的治理才能、过硬的本领以及必要的权力支撑，才能真正地“革其弊”，而不是仅仅“裕其事”。对于个人而言，要清醒认识自己的能力边界，不要勉为其难；对于组织而言，则要量才录用，避免让不具备相应能力的人处于力不从心的关键岗位。
六五爻：温柔老板的用人之道
接着，咱们再看看这六五爻，爻辞曰：“干父之蛊，用誉。”相较于六四爻的无奈与挣扎，六五爻则在柔弱之中透出了一丝智慧的光芒，找到了一条更为可行的出路。“干”，在此处有担当、治理、解决之意；“用誉”，则是指运用、借助美誉之人，也就是贤人、有才能的人来辅佐自己成就事业，解决“父之蛊”。六五爻居上卦之中位，又是阴爻，象征着位高权重的君主（或最高领导者），但其性格特质并非刚猛果决，而是以柔为主，却能行中庸之道。这就像历史上那些着名的“守文之主”，如汉文帝刘恒、宋仁宗赵祯等。他们或许没有开国帝王那般开疆拓土、杀伐决断的雄才大略，也不是锐意改革、破旧立新的猛人，但他们却有着一项极为重要的本事——善于发现人才、信任人才、任用人才，并能够虚心纳谏，让这些有才能的人为己所用，从而开创或维持一个相对清明、稳定、繁荣的局面。
汉文帝刘恒，本身就是在诸吕之乱后，由大臣们从代国迎立而来的。他深知自己皇位得来不易，也明白汉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亟需休养生息。因此，他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废除肉刑。在用人方面，他重用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贾谊、晁错等，听取他们的建议；对于周勃、陈平这样的开国老臣，他也能给予充分的信任和礼遇，让他们各尽其能。周勃质朴刚毅，陈平足智多谋，刘恒正是依靠这些贤臣的辅佐，才开创了“文景之治”的良好开端。他就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幕后指挥，自己并不需要事事冲锋在前，但却能让整个国家这部大机器高效、有序地运转起来。
宋仁宗赵祯更是以其宽厚仁慈、善于纳谏、知人善任而着称于世。他在位期间，北宋名臣辈出，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王安石（早期）、富弼、韩琦等等，可谓是群星璀璨。仁宗对这些大臣的意见往往能够虚心采纳，即使是包拯在朝堂上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溅到他脸上，他也只是擦擦脸，继续听取。正是这种“用誉”的智慧，使得仁宗朝成为北宋历史上一个经济文化高度繁荣、政治相对开明的时期，史称“仁宗盛治”。这就好比一个温柔体贴、知人善任的老板，自己不用事无巨细地亲自上阵，去处理那些具体的业务难题，却能慧眼识珠，找到一群既忠诚又能干的得力员工，把公司的各项事务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蒸蒸日上。员工们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工作，也往往更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不过呢，这六五爻以柔治国、“用誉”成事的策略，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使国家在稳定中发展，但也并非完美无缺，它自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我们知道，治理国家，有时候需要和风细雨，有时候也需要雷霆手段。如果一味地追求“柔”，可能会显得魄力不足，难以彻底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积久的顽疾。拿历史上的改革来说，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它让积贫积弱的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商鞅变法的特点是“刚猛”，用法家思想严刑峻法，奖励耕战，虽然效率极高，但也过于严苛，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者，以至于商鞅本人最终落得个“车裂”的悲惨下场，为秦国后来的暴政埋下了伏笔，也确实招来了“一堆怨恨”。
而六五爻所代表的“以柔驭刚”、“用誉”之策，则更像是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任用管仲。齐桓公本身并非完美君主，甚至有些贪图享乐，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知人善任，对管仲给予了绝对的信任和授权，尊其为“仲父”。管仲则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对内进行改革，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对外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齐桓公乐得清闲，坐享其成，成就了一番霸业。这种模式的好处是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减少改革的阻力，保持社会的稳定。然而，它的弊端也正在于此——它更多的是一种在现有体制框架内的修修补补，是对“父辈之蛊”的改良和缓解，而不是从根本上进行颠覆和重建。它可以让旧衣服看起来更整洁一些，更耐穿一些，但却难以像明太祖朱元璋或者清圣祖康熙那样，具有改天换地、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魄力和决心。朱元璋登基后，鉴于元末的腐败和混乱，对官僚体系进行了严厉整顿，严惩贪官污吏，废除丞相制度，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康熙皇帝则智擒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每一件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彻底清除了威胁清朝统治的各种“蛊”。六五爻的“用誉”之主，缺乏这种“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更像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小裁缝，只能缝缝补补旧衣服，对布料和款式进行有限的改良，却无法凭空创造出一件引领时代潮流的崭新时尚套装。
三国时期的玄学家王弼，在其《周易注》中对六五爻注解道：“以柔处尊，用中而应，任贤以治。”这话真是说得精妙啊！“以柔处尊”点明了其身份（尊位）与特质（柔）；“用中而应”则强调了其运用中庸之道，并且能够与在下位的贤能之士（通常指九二爻，阳爻居阴位，有刚中之德，能应六五）相互呼应，形成君臣相得的良好局面；而“任贤以治”则是其核心的治理手段。这说明，作为最高领导者，其核心价值并不在于自己有多么全能，能够亲自解决所有问题，而在于他是否能够像一个高明的导演那样，精心设计好国家发展的“剧本”（即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然后挑选出最合适的“演员”（即任用贤能的大臣），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出最佳水平。领导者的“柔”，不是软弱无能，而是一种包容，一种信任，一种“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从容与智慧，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种“温柔老板”的用人之道，在承平时期往往能收到奇效，创造出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景象。
上九爻：刚烈猛男的潇洒转身
最后，咱们再来聊聊这蛊卦的上九爻，爻辞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归隐田园风”的生动写照，充满了特立独行的潇洒与超脱。上九爻位居蛊卦的最顶端，是阳爻居阴位（在六爻中，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处于卦之终结，象征着事物发展到了极致，也意味着一种超脱与升华。它就像一位在江湖中历经无数风雨、看透了世事沧桑的绝世大侠，在武功臻至化境、声名如日中天之时，却毅然决定金盆洗手，放下手中的屠刀，找一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过上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这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境界，是多少在官场中摸爬滚打的人梦寐以求却又难以企及的啊！
东汉光武帝刘秀平定天下，建立东汉王朝，史称“光武中兴”。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功臣，如邓禹、冯异、贾复等人。刘秀是一位难得的英明君主，他深谙“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历史教训，并没有像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大杀功臣，而是采取了“退功臣而进文吏”的策略，给予功臣们丰厚的赏赐和崇高的地位，让他们安心回家养老。而那些有智慧的贤者们，也深知“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道理，在帮助刘秀成就大业之后，便主动选择急流勇退，远离政治漩涡。他们或回乡隐居，或潜心治学，或修道成仙，就像春秋时期辅佐勾践灭吴后泛舟五湖的范蠡，或汉初辅佐刘邦定鼎天下后选择修道辟谷的张良一样，功成身退，远离了官场的是非之地和潜在的政治风险，得以颐养天年，保全自身名节。这种选择，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定力，是对“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最好诠释。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将“高尚其事”的“事”从具体的政治事务，升华到了追求个人品德的完善和精神世界的丰盈。
然而，历史往往有其残酷的一面。如果这上九爻所代表的人物，不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反而贪恋权位，居功自傲，非要在功成名就之后还强行刷存在感，试图继续掌控权力，甚至要挟君王，那等待他们的往往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西汉的淮阴侯韩信，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典故至今为人称道。然而，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未能及时收敛锋芒，反而因功高震主而受到刘邦的猜忌。尽管他再三隐忍，但最终还是被吕后和萧何设计诱杀于长乐宫钟室，落得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令人扼腕叹息。
无独有偶，清代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年羹尧是雍正皇帝的潜邸旧人，在雍正登基以及后来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度权倾朝野，深受雍正信任。但他因此变得骄横跋扈，目无君上，生活奢靡，结党营私，严重触犯了皇权的威严。雍正皇帝起初对其多有劝诫，但年羹尧置若罔闻。最终，雍正忍无可忍，颁布其九十二款大罪，革职夺爵，赐其自尽。年羹尧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读懂上九爻“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智慧，反而试图在权力的顶峰继续“事王侯”并“高张其事”，最终引火烧身。这就好比一个被吹得太足的气球，内部压力已经超过了其承受极限，稍有不慎，便会“嘭”的一声爆炸，粉身碎骨。
朱熹说“刚阳居上，无位之地，故其象占如此”。这上九爻就像是从政治哲学的战场，华丽转身到了生命哲学的舞台，把“事功”看得淡了，确立了“道高于势”的士人精神准则，影响了魏晋风度和宋明理学，就像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留下了独特的光芒。
总结：蛊卦的奇妙辩证法
这蛊卦末三爻，就像一场精彩的戏剧，有柔弱书生的无奈，有温柔老板的智慧，还有刚烈猛男的潇洒。在权力运作层面，六四、六五爻构建了“柔道治国”模型，突破了《尚书》“刚克”传统，为那些盛世提供了理论支持，就像给古代的统治者们送了一本“治国秘籍”。在精神价值层面，上九爻完成了从政治到生命的跃升，暗合《道德经》“功成身退”之道，彰显了《周易》“变易”与“不易”的永恒辩证，就像一个神秘的魔法师，在历史的舞台上变出了无尽的智慧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