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喊宋子仙回京口。
邵陵王萧纶在郢州，把办公的厅堂当作正阳殿，里里外外的斋阁，都给取了名字挂上牌子。他手底下的人在军府里胡作非为，郢州的将领和幕僚没有不抱怨的。咨议参军江仲举，是南平王萧恪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就劝萧恪想办法搞掉萧纶，萧恪吓了一跳，说：“要是我把邵陵王干掉，这一镇是安宁了，荆州、益州那边的兄弟心里肯定都偷着乐。但要是天下太平了，人家就会拿大义来指责我。而且大坏蛋侯景还没除掉呢，咱们自家人互相残杀，这不是自寻死路嘛。你先别琢磨这事了。”可江仲举不听，安排手下将领，定好日子准备动手。结果计划泄露，萧纶把他给压死了。萧恪吓得赶紧跑去谢罪，萧纶说：“这都是那些小喽啰干的，跟兄台你没关系。坏人已经死翘翘了，兄台别太担心。”
王僧辩猛攻长沙，辛巳这天，拿下了。抓住河东王萧誉，砍了脑袋，把脑袋送到江陵给湘东王萧绎，萧绎又把脑袋给送回去安葬了。当初，世子萧方等战死，临蒸人周铁虎功劳最大，萧誉对他也特别看重。王僧辩抓住周铁虎，要把他煮了，周铁虎大喊：“侯景还没灭掉呢，怎么能杀我这壮士！”王僧辩觉得这话挺牛，就把他放了，还让他继续在自己手下。萧绎封王僧辩为左卫将军，还加了侍中、镇西长史的头衔。
萧绎从去年听说梁武帝死了，因为长沙还没打下来，就一直瞒着。壬寅这天，才宣布发丧，用檀木雕了个梁武帝的像，放在百福殿，伺候得可认真了，一举一动都要先问问这雕像。萧绎觉得天子被贼臣控制，所以不肯接受大宝这个年号，还是称太清四年。丙午这天，萧绎下令大规模讨伐侯景，到处发檄文。
鄱阳王萧范到了湓城，把晋熙改成晋州，派他的世子萧嗣当刺史，江州的郡县大多都被他随意改了设置。寻阳王萧大心呢，他的政令能管到的地方，也就一个郡。萧大心派兵去打庄铁，萧嗣和庄铁关系一直不错，就请求萧范发兵救庄铁，萧范派侯瑱带着五千精锐去帮庄铁。从这以后，这俩地方就互相猜疑，再也没心思去讨伐侯景了。萧大心派徐嗣徽带两千人，在稽亭修堡垒防着萧范，两边连买卖粮食都不行了。萧范好几万人马，没吃的，好多人都饿死了。萧范又气又恼，背上长了个大毒疮，五月乙卯这天，死了。他手下的人没敢声张，就尊奉萧范的弟弟安南侯萧恬当老大，还有几千人跟着。
丙辰这天，侯景让元思虔当东道大行台，镇守钱塘。丁巳这天，任命侯子鉴为南兖州刺史。
东魏齐王高洋当开府的时候，勃海人高德政是他的管记，两人关系特铁，啥话都说。金紫光禄大夫丹杨人徐之才、北平太守广宗人宋景业，都特懂那些预言的玩意儿，他们觉得太岁在午年，会有改朝换代的大事，就通过高德政告诉高洋，劝他接受禅让当皇帝。高洋把这事跟娄太妃说了，娄太妃说：“你爹厉害得像龙，你哥勇猛得像虎，都觉得皇位不能随便占，一辈子老老实实当臣子。你算老几，还想干舜、禹禅让那种事！”高洋又跟徐之才说，徐之才说：“就因为你比不上你爹你哥，所以才得早点登上皇位啊。”高洋铸了个像用来占卜，结果成了，就派开府仪同三司段韶去问肆州刺史斛律金，斛律金来见高洋，坚决说不行，还说宋景业第一个提这种改朝换代的事，得杀了他。高洋和那些权贵们在娄太妃面前商量这事，娄太妃说：“我儿子老实巴交的，肯定没这心思，都是高德政这家伙唯恐天下不乱，教唆的。”高洋看大家意见不统一，就派高德政去邺城摸摸公卿们的底，还没等高德政回来，高洋就带着兵往东走，到了平都城，把那些有功勋的权贵们召集起来商量，没人敢吱声。长史杜弼说：“关西宇文泰，那可是咱们的劲敌，要是接受魏的禅让，他万一挟持着天子，打着正义之师的旗号往东打过来，大王你咋应对！”徐之才说：“现在跟大王争天下的，他也想干大王想干的事。就算他强硬，大不了也就是跟着咱们称帝呗。”杜弼没话说了。高德政到了邺城，暗示公卿们表态，没人响应。司马子如在辽阳迎接高洋，也坚决说不行。高洋想打退堂鼓，仓丞李集说：“大王来是干啥的，现在咋又想回去？”高洋假装让人在东门把他杀了，又另外派人赐给他十匹绢，然后就回晋阳了，从这以后，高洋整天都不咋开心。徐之才、宋景业这些人天天在高洋面前说些阴阳占卜的事，说应该早点接受天命当皇帝。高德政也一个劲地劝。高洋让术士李密算卦，得了个《大横》卦，李密说：“这是汉文帝当年得的卦。”又让宋景业算卦，得了个《乾》之《鼎》卦，宋景业说：“《乾》代表君，《鼎》是五月的卦。应该在仲夏接受禅让。”有人说：“五月不能当官，犯了这个忌讳，就会死在官位上。”宋景业说：“大王要是当了天子，哪还有下任啊，可不就得死在皇位上嘛！”高洋一听，高兴坏了，就从晋阳出发。
高德政把在邺城了解到的情况一条条记下来，送给高洋，高洋让手下陈山提快马加鞭带着这些情况和密信给杨愔。这个月，陈山提到了邺城，杨愔马上召集太常卿邢劭等人商量撰写礼仪流程，秘书监魏收起草九锡、禅让、劝进这些文书；还把东魏宗室的王爷们都叫进北宫，留在东斋。甲寅这天，东魏给高洋升官当相国，总管百官，还准备了九锡之礼。高洋走到前亭，他骑的马突然摔倒了，他心里膈应得不行。到了平都城，说啥都不肯往前走了。高德政、徐之才苦苦哀求说：“陈山提已经先去邺城了，万一消息泄露就麻烦了。”高洋赶紧让司马子如、杜弼快马加鞭接着去邺城，看看大家啥反应。司马子如他们到了邺城，大家一看这形势，都知道大局已定，没人敢有不同意见。高洋到了邺城，召集民夫带着筑城工具到城南。高隆之问：“用这些干啥啊？”高洋脸色一变，说：“我自己有事，你问那么多干啥！想被灭族啊！”高隆之赶紧道歉，灰溜溜地走了。于是开始修建圆丘，准备各种礼仪用品。
丙辰这天，司空潘乐、侍中张亮、黄门郎赵彦深等人请求进宫启奏事情，东魏孝静帝在昭阳殿接见了他们。张亮说：“五行轮流运转，有始有终。齐王高德兼备，英明神武，天下人都敬仰他，希望陛下能学学古代的尧、舜。”孝静帝脸色严肃地说：“这事我早就想退让了，现在就恭敬地让位。”又说：“要是这样，得写诏书啊。”中书郎崔劼、裴让之说：“诏书已经写好了。”让侍中杨愔呈上去。东魏孝静帝签了字，问：“那我住哪儿啊？”杨愔回答：“北城另外有房子。”孝静帝就从宝座上下来，走到东廊，念起范蔚宗《后汉书·赞》里的话：“我生不逢时，国家动荡，汉朝四百年基业终结，我也成了新朝的宾客。”管事的人请他出发，孝静帝说：“古人都念旧，舍不得一根簪子、一双破鞋，我想跟六宫的人告个别，行不行？”高隆之说：“现在天下还是陛下的天下，何况六宫的人！”孝静帝走进宫里，和妃嫔们告别，整个宫里的人都哭了。赵国李嫔念起陈思王曹植的诗：“希望大王保重身体，长命百岁。”直长赵道德在东阁门口准备了一辆旧牛车，孝静帝上车，赵道德一下子跳上车抱住他，孝静帝骂道：“我这是敬畏上天，顺应人心，你这什么奴才，敢这么逼我！”赵道德还是不松手。出了云龙门，王公大臣们都来拜别，高隆之哭了。孝静帝就进了北城，住在司马子如的南宅，派太尉彭城王高韶等人捧着玉玺绶带，把皇位禅让给了齐王。
戊午这天，齐王高洋在南郊登基当皇帝，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保。从魏敬宗以来，官员们都没俸禄，到这时候才又开始发工资。己未这天，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用对待臣子的礼仪对待他。追尊齐献武王高欢为献武皇帝，庙号太祖，后来又改成高祖；追尊文襄王高澄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辛酉这天，尊王太后娄氏为皇太后。乙丑这天，对东魏旧臣的封爵按不同情况进行了降级，但那些为高氏打天下出了力的，以及从西魏、南梁投降过来的，不在降级范围内。
文成侯宁在吴地起兵，有一万人马，己巳这天，进攻吴郡；代理吴郡事务的侯子荣迎头反击，把他杀了。宁是萧范的弟弟。侯子荣趁机在吴郡大肆抢掠。
自从晋朝皇室南渡，三吴地区那是最富裕的，进贡的财物、往来的商旅，都从这地方出。等到侯景之乱，金银财宝抢完了，就开始抓人吃，有的还卖到北方，当地老百姓几乎死光了。
这时候，只有荆州、益州地区还比较完好，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发文书给各地的军政长官，让世子萧圆照带三万人马听从湘东王萧绎的指挥。萧圆照的军队到了巴水，萧绎任命他为信州刺史，让他驻扎在白帝，没允许他东下。
【内核解读】
这段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记载，宛如一幅乱世众生相，既展现了权力更迭的残酷逻辑，也暴露了人性在绝境中的复杂挣扎，其中多个维度都值得深入剖析：
权力场中的伦理崩塌
邵陵王纶在郢州的行事，折射出宗室诸王在乱世中的生存悖论。他既想以“正阳殿”等名号彰显权威，又无法约束部下的暴虐，这种矛盾本质上是“权力合法性缺失”的体现——当中央权威崩塌后，地方势力只能通过模仿皇权符号维持统治，却又因缺乏配套的治理能力陷入混乱。江仲举与南平王恪的密谋，则揭示了宗室内部“大义”与“私利”的撕裂：恪以“骨肉相残”为由拒绝，看似坚守伦理，实则是对现实权力格局的妥协，而这种妥协最终也未能阻止内斗的发生。
王僧辩对待周铁虎的态度更具戏剧性。从“命烹之”到“奇其言而释之”的转折，暴露了乱世中“实用主义”对规则的碾压。在“侯景未灭”的大前提下，道德评判让位于军事价值，这种“以结果论英雄”的逻辑，既是对抗乱局的无奈选择，也为后续更大的权力倾轧埋下伏笔。
王朝更迭的“仪式化暴力”
东魏齐王高洋代魏建齐的过程，堪称中古时期“禅让”制度的典型标本。从卜卦铸像的舆论铺垫，到娄太妃“汝独何人”的质疑，再到孝静帝“永作虞宾”的自嘲，每一步都充斥着精心设计的“表演性”：高洋需要用“天命所归”的假象掩盖篡权本质，北魏皇室则需用“主动禅让”的姿态换取生存空间。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孝静帝与六宫告别的场景，李嫔所诵“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的诗句，看似温情，实则是失败者对胜利者的卑微乞命。这种“仪式化的屈服”背后，是权力交接中最冷酷的规则：旧统治者的体面，永远建立在新掌权者的利益算计之上。
乱世经济的毁灭性灾难
三吴地区的兴衰，是这场战乱最沉痛的注脚。从“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到“遗民殆尽”，短短数年的剧变，揭示了古代经济的脆弱性。侯景之乱中“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的记载，不仅是对人性的践踏，更摧毁了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当劳动力被当作“食物”对待时，文明的底线已然崩塌。
鄱阳王范数万部众“多饿死”的惨状，则暴露了割据势力的致命短板：缺乏稳定的后勤体系，再庞大的军队也会瞬间瓦解。这种“以战养战”的模式，最终只会陷入“掠夺—枯竭—灭亡”的恶性循环。
宗室博弈的战略困局
湘东王绎与武陵王纪的微妙互动，预示着梁朝后续的分裂隐患。绎“匿丧不发”“不肯从大宝之号”的隐忍，与其说是对“大义”的坚守，不如说是积蓄力量的策略；而纪令世子圆照“受湘东王节度”却又被“令屯白帝”的安排，则显示出宗室间“合作抗敌”表象下的相互提防。
这种“外患未除，内斗已萌”的格局，是南朝政权短命的重要原因：在侯景之乱这个共同敌人面前，诸王仍无法摆脱“权力优先于道义”的惯性，最终只能被北方政权各个击破。
整体而言，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当秩序崩坏时，人性中的贪婪、恐惧与算计会被无限放大，而重建文明的基石，远比推翻一个旧政权更加艰难。无论是高洋的“禅让”闹剧，还是诸王的割据混战，本质上都是对“秩序重建”的无能——他们能摧毁旧世界，却无法建立新世界，这正是乱世最悲哀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