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纪十二，从公元533年（癸丑年）到公元534年（甲寅年），共二年。
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癸丑年）
春天，正月辛卯日，梁武帝到南郊祭祀，宣布大赦天下。
北魏的窦泰突然杀到尔朱兆的营地，尔朱兆的士兵因为正在宴会，都很懈怠，突然看到窦泰的军队，吓得惊慌逃窜。窦泰在赤谼岭追击并打败了他们，尔朱兆的部众纷纷投降或逃散。尔朱兆逃进深山，命令身边的西河人张亮和仆人陈山提砍下自己的脑袋去投降，两人都不忍心下手。尔朱兆于是杀掉自己骑的白马，在树上上吊自杀。高欢亲自前来，以厚礼安葬了他。慕容绍宗带着尔朱荣的妻子儿女以及尔朱兆剩下的部众向高欢投降，高欢念及旧情，对他们非常优厚。尔朱兆在秀容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偷偷与高欢联系，只有张亮没有给高欢写过书信。高欢很赞赏他，让他担任丞相府参军。
北魏撤销了各个行台。
辛亥日，梁武帝到明堂祭祀。
丁巳日，北魏孝武帝追尊他的父亲为武穆帝，太妃冯氏为武穆后，母亲李氏为皇太妃。
营州刺史曹凤、东荆州刺史雷能胜等人献出城池，投降北魏。
北魏侍中斛斯椿听说乔宁、张子期被杀，心里很不安，就和南阳王元宝炬、武卫将军元毘、王思政暗中劝说孝武帝对付丞相高欢。元毘是元遵的玄孙。舍人元士弼也说高欢接受诏书时不恭敬，孝武帝因此对高欢很不满。斛斯椿劝孝武帝设置阁内都督的私人部队，又增加武直的人数，从直阁以下，每个职位都有几百人，而且都挑选各地的勇猛之士来充任。孝武帝多次出去游玩，斛斯椿亲自部署安排，另外组成队伍，从此朝廷政务、军事谋划，孝武帝都只和斛斯椿商量决定。孝武帝因为关中大行台贺拔岳手握重兵，就秘密与他结交，又派侍中贺拔胜出任都督三荆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想依靠贺拔胜兄弟来对抗高欢，高欢对此更加不高兴。
侍中、司空高乾在信都的时候，父亲去世，他没来得及守满丧期。孝武帝即位后，高乾上表请求解除职务，回去守丧，孝武帝下诏同意他解除侍中职务，但保留司空职位。高乾虽然请求退职，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批准。他离开皇帝身边后，很多朝政大事都参与不了，平常总是闷闷不乐。孝武帝既然对高欢有二心，就希望高乾能为自己所用。有一次在华林园宴会结束后，孝武帝单独留下高乾，对他说：“司空你家世代忠诚贤良，如今又立下特殊功劳，我们虽然是君臣关系，但情义如同兄弟，应该一起立下盟约，加深感情。”还很热情地逼迫高乾。高乾回答说：“我已经把自己献给国家，怎么敢有二心呢！”当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而且高乾也没想到孝武帝有别的企图，就没有坚决推辞，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高欢。等到孝武帝开始组建私人部队，高乾私下对亲近的人说：“皇上不亲近有功勋有贤德的人，却招集一群小人，多次派元士弼、王思政到关西和贺拔岳商量事情，又把贺拔胜派到荆州，表面上是疏远猜忌，实际上是想培植党羽，让他们兄弟靠得近一些，希望能占据西方。大祸就要来了，肯定会连累到我。”于是秘密向高欢报告。高欢把高乾召到并州，当面谈论时事，高乾趁机劝高欢接受北魏禅让。高欢用袖子捂住他的嘴说：“别乱说！现在让你再当侍中，门下省的事都交给你处理。”高欢多次向孝武帝启奏请求，孝武帝都不答应。高乾知道变故和灾难即将发生，就秘密向高欢请求去徐州任职。二月辛酉日，任命高乾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司空。
癸未日，梁武帝到同泰寺，讲解《般若经》，讲了七天结束，来听讲的有几万人。
北魏正光年间以前，阿至罗部落一直归附北魏。等到中原地区战事频繁，阿至罗也反叛了，丞相高欢对他们进行招抚，阿至罗又投降了，一共有十万户。三月辛卯日，孝武帝下诏再次任命高欢为大行台，让他根据情况自行裁决处理事务。高欢给阿至罗送去粮食和布帛，有人认为这只是白白浪费，没什么好处，高欢没有听从。等到后来经营治理河西地区时，阿至罗发挥了很大作用。
高乾即将前往徐州，孝武帝听说他泄露机密，就下诏给丞相高欢说：“高乾邕（高乾）和我私下有盟约，现在却反复无常。”高欢听说高乾和孝武帝结盟，也很厌恶他，马上把高乾之前几次谈论时事的密奏封好，派使者送给孝武帝。孝武帝召来高乾，当着高欢使者的面责备他，高乾说：“陛下自己有别的想法，却反说我反复无常，皇上要加罪于我，我又怎么能推辞呢！”于是孝武帝赐他死。孝武帝又秘密敕令东徐州刺史潘绍业杀掉高乾的弟弟高敖曹，高敖曹事先听说哥哥高乾死了，就在路上埋伏了壮士，抓住了潘绍业，从他的衣领里搜出敕书，然后带着十几名骑兵逃奔晋阳。高欢抱着高敖曹的头哭着说：“天子冤枉杀害了司空！”高敖曹的哥哥高仲密是光州刺史，孝武帝敕令青州阻断他的归路，高仲密也从小路逃奔晋阳。高仲密本名高慎，通常以字称呼。
北魏太师鲁郡王元肃去世。
丙辰日，南平元襄王萧伟去世。
丁巳日，北魏任命赵郡王元谌为太尉，南阳王元宝炬为太保。
【内核解读】
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北魏裂痕的公开化与高欢的权力危机。当窦泰的骑兵踏破尔朱兆的最后据点，当高乾的鲜血染红北魏的朝堂，北方的权力棋局已悄然生变。高欢虽彻底肃清了尔朱氏残余，却未能弥合与孝武帝之间的裂痕；孝武帝的“亲政”尝试与关陇势力的暗中联结，预示着北魏的分裂已进入倒计时。这段历史，既是高欢“功高震主”的必然困境，也是乱世中“君臣相疑”的经典演绎。
尔朱氏的终结：最后的挣扎与高欢的“统战术”
尔朱兆在赤谼岭的覆灭，标志着这个曾经掌控北魏命运的家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高欢对其残余势力的处理，展现了他远超尔朱氏的政治智慧。
尔朱兆的末路：从跋扈到绝望。尔朱兆在秀容的“出入寇抄”不过是困兽之斗，高欢“师出复止”的疲敌战术早已瓦解其斗志。当窦泰的精骑突袭宴会现场，“军人因宴休惰，忽见泰军，惊走”，这场近乎戏谑的溃败，暴露了尔朱氏残余的“外强中干”。尔朱兆“命左右斩己首以降，皆不忍”，最终“杀所乘白马，自缢于树”的结局，与其说是悲壮，不如说是对昔日暴行的偿还——这个靠杀戮崛起的家族，终究死于自己制造的恐惧之中。
高欢的“善后之道”：恩威并施收人心。高欢“亲临，厚葬”尔朱兆，对慕容绍宗“以义故，待之甚厚”，甚至嘉奖始终忠于尔朱兆的张亮为“丞相府参军”。这种“诛首恶而赦胁从”的策略，远比尔朱氏的“一刀切”屠杀更高明：
--厚葬尔朱兆，是向天下展示“不念旧恶”的姿态，消解尔朱氏旧部的抵触；
--优待慕容绍宗，利用其声望安抚河北士族（绍宗为前燕宗室后裔，在北方有号召力）；
--嘉奖张亮，则传递“忠诚不分阵营”的价值观，为自己的统治树立道德标杆。
高欢的“统战术”，本质是将敌人的“忠诚资源”转化为自己的“统治资本”，这是他能快速稳定北方的关键。
君臣裂痕：孝武帝的“亲政”尝试与高欢的反击
随着外部威胁（尔朱氏）消失，北魏内部“皇帝与权臣”的矛盾迅速激化。孝武帝的一系列动作，揭开了双方摊牌的序幕。
孝武帝的“集权布局”：从扩军到结援。斛斯椿的“内不自安”成了导火索。他与南阳王宝炬等密谋“图丞相欢”，建议孝武帝“置阁内都督部曲，增武直人数”，打造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禁军；又推动贺拔胜出镇荆州，与关陇的贺拔岳形成呼应——这套“强禁军+结外援”的组合拳，目标直指高欢的军权垄断。孝武帝“数出游幸，椿自部勒，别为行陈”，更是公开将“帝党”与“欢党”的界限划清。
高乾之死：矛盾激化的标志性事件。高乾的悲剧，源于他“身兼两主”的尴尬处境。孝武帝试图拉拢他“共立盟约”，高乾“不谓帝有异图”而未坚决拒绝，事后又“密启欢”求自保，最终沦为双方猜忌的牺牲品。孝武帝斥责其“反复两端”，高欢则“取乾前后数启论时事者遣使封上”，看似各有理由，实则暴露了乱世中“中间派”的生存困境。高乾“陛下自立异图，乃谓臣为反复”的临终怒吼，道破了这场杀戮的本质——不是“忠诚与否”的道德审判，而是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
高敖曹奔晋阳：欢党阵营的凝聚：高乾之死直接将其弟高敖曹、高仲密推向高欢阵营。高敖曹“伏壮士于路，执绍业，得敕书于袍领”的激烈反应，与高欢“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的表演形成呼应——这对高欢而言，既是损失（失去高乾这一中间力量），也是契机：通过渲染“天子迫害功臣”的悲情，进一步凝聚部下的向心力。高敖曹的“奔晋阳”，标志着河北士族与高欢的捆绑更加紧密。
南北对比：梁朝的“佛事喧嚣”与北魏的“暗流汹涌”
当北方陷入权力斗争时，南朝梁的“盛世表象”下暗藏危机，两者的对比折射出南北格局的深层变化。
梁武帝的“佞佛误国”：梁武帝“幸同泰寺，讲《般若经》，七日而罢，会者数万人”，将国家资源投入虚无的佛事。这种“以佛治国”的理念，与其说是宗教信仰，不如说是逃避现实——当北魏在血与火中重塑权力结构时，梁朝却在经声佛号中消磨锐气。徐州刺史元法僧的复任、曹凤等降将的归附，都未能改变梁朝“被动应对”的战略惯性。
北魏的“西向倾斜”：孝武帝与贺拔岳的“密相结”，高欢对阿至罗的“招抚”（“凡十万户”），反映出双方都在争夺边缘势力。高欢“与之粟帛，议者以为徒费无益，欢不从”，最终“经略河西，大收其用”，展现其战略远见；而孝武帝寄望“贺拔兄弟以敌欢”，则暴露了他对关陇势力的过度依赖——这种“向东（高欢）与向西（贺拔岳）”的分化，已为日后“东西魏分裂”埋下地理伏笔。
制度变革：“罢诸行台”背后的权力博弈
北魏“罢诸行台”的举措，看似是行政调整，实则是孝武帝与高欢争夺地方控制权的体现。行台作为“战时中央派出机构”，掌握地方军政大权，此前多为高欢及其亲信掌控。孝武帝借“天下渐定”之机废除行台，试图将权力收归中央（实则收归己手）；而高欢随后“复为大行台，使随宜裁处”，则是对这一企图的直接否定——双方的博弈已从“暗斗”升级为“制度层面的明争”。
结语：分裂的倒计时与乱世的逻辑
中大通五年的北魏，已走到“非裂不可”的临界点。高欢的“功高震主”与孝武帝的“不甘傀儡”，本质上是“新兴军阀”与“没落皇权”的必然冲突；尔朱氏的覆灭只是打破了旧平衡，却未能建立新秩序。
高欢的困境在于：他既需要“北魏正统”的招牌，又无法容忍皇帝的实际权力；孝武帝的悲剧则在于：他想夺回属于皇权的尊严，却缺乏足够的实力，只能寄望于关陇势力这一“远水”。高乾之死像一道鸿沟，让双方彻底失去信任的可能。
当高敖曹带着敕书奔往晋阳，当贺拔岳在关陇积蓄力量，北魏的分裂已不仅是“可能”，而是“时间问题”。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乱世中，权力的平衡只能靠实力维系，一旦打破，便会引发更剧烈的动荡。东西魏的对峙、南北朝的延续，都将从这里找到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