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二年（公元480年，庚申年）
春天，正月戊戌日，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这时候，皇帝打算让司空褚渊当司徒，尚书右仆射王俭当左仆射，不过褚渊拒绝了这个任命。
辛丑日，皇帝去南郊祭祀。
北魏那边，陇西公琛等人带兵打下了马头戍，把太守刘从给杀了。乙卯日，皇帝下诏，朝廷内外进入戒严状态，赶紧派兵抵抗北魏。还让征南郡王长懋担任中军将军，镇守石头城。
北魏的广川王略去世了。
北魏军队攻打钟离，结果被徐州刺史崔文仲打败。崔文仲还派军主崔孝伯渡过淮河，去攻打北魏茌眉戍的守将龙得侯等人，把他们给杀了。这崔文仲和崔祖思是同族人。
当时，有一群蛮人靠着山谷居住，分布在荆、湘、雍、郢、司这五个州的边境。听说北魏军队打进来了，官府又把壮丁都征走了，南襄城的蛮人秦远就趁机去攻打潼阳，把县令杀了。司州的蛮人则带着北魏兵去攻打平昌，不过被平昌戍主苟元宾打败。北上黄的蛮人文勉德去攻打汶阳，汶阳太守戴元宾吓得弃城逃往江陵。豫章王嶷派中兵参军刘伾绪带了一千人去讨伐，到了当阳，文勉德就请求投降，秦远也逃走了。
北魏将领薛道标带兵朝着寿阳去了，皇帝就让齐郡太守刘怀慰假冒冠军将军薛渊写了封信去招降薛道标。北魏那边听说了这事，就把薛道标召回去，让梁郡王嘉代替他。这刘怀慰是刘乘民的儿子。二月丁卯日，梁郡王嘉和刘昶一起去攻打寿阳。开战前，刘昶朝着四个方向给将士们下拜，眼泪流得满脸都是，说：“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为咱们报仇雪耻！”
北魏这次出动的步兵和骑兵号称有二十万。豫州刺史垣崇祖召集文武官员商量对策，他想整治外城，把肥水堵住来加固防御。大家都说：“以前佛狸打过来的时候，南平王的士兵比现在多好几倍，而且状态也好，都觉得外城太大难守，最后退守内城。再说了，肥水一直都在，从来没人堵过，恐怕费力不讨好。”垣崇祖说：“要是放弃外城，敌人肯定会占了去，他们在外边修了望楼，里边筑长围，那咱们就只能坐着被抓了。守外城、堵肥水，这就是我坚持的策略。”于是，他在城西北把肥水堵住，在堰北边修了个小城，周围挖了很深的壕沟，派几千人守在那里，还说：“敌人看到这城小，会觉得一下子就能打下来，肯定会全力攻打，想着把堰破坏掉。到时候我放水一冲，他们都得变成漂流的尸体。”结果北魏军队果然像蚂蚁一样去攻打小城，垣崇祖戴着白纱帽，坐着轿子上了城。傍晚的时候，他下令决堰放水，北魏攻城的人都被冲进壕沟里，淹死的人马数以千计，魏军只好退走。
谢天盖的手下把谢天盖杀了，然后投降。
从刘宋孝建年间开始，国家的政务纲纪就松弛混乱，户籍也错漏百出。皇帝下诏让黄门郎会稽人虞玩之等人重新核查审定，还说：“户籍可是百姓的大事，国家治理的根本。最近弄虚作假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该怎么改革呢？”虞玩之就上表说：“元嘉年间，以前的光禄大夫傅隆都七十多岁了，还亲自登记造册，仔细核查。现在要是想把事情办好，纠正错误，关键就在于让地方长官勤勉认真。我觉得应该以元嘉二十七年的户籍为标准，再立明确的法令，允许大家主动坦白错误；要是执迷不悟，就按制度严惩；要是有隐瞒虚报的，州县官员同罪。”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皇帝因为蛮人老是叛乱，就把荆州、益州分出一部分，设置了巴州来镇守。二月壬申日，任命三巴校尉明慧昭为巴州刺史，兼任巴东太守。这时候，南齐境内有二十三个州，三百九十个郡，一千四百八十五个县。
乙酉日，崔文仲派军主陈靖攻下了北魏的竹邑，把守将白仲都杀了；崔叔延也打败了北魏的睢陵，杀了淮阳太守梁恶。
三月丁酉日，任命侍中西昌侯鸾为郢州刺史。这鸾是皇帝哥哥始安贞王道生的儿子，很早就没了父亲，被皇帝养大，皇帝对他的恩宠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北魏的刘昶因为雨水开始下了，就上表请求退兵，北魏同意了。丙午日，派车骑大将军冯熙带兵去迎接他们。
夏天四月，北魏皇帝去了白登山；五月丙申日，又去了火山；壬寅日，回到平城。
从晋朝开始，建康宫的外城就只围了竹篱笆，开了六个门。有一次打开白虎樽，有人说：“白门有三重关，竹篱笆却破破烂烂。”皇帝听了这话有感触，就下令改建都城的城墙。
李乌奴经常找机会出来侵犯梁州，豫章王嶷派中兵参军王图南，带着益州的兵从剑阁偷偷去袭击他；梁州、南秦州二州刺史崔慧景也派梁州的兵驻扎在白马，和王图南前后夹击李乌奴，把他打得大败，李乌奴逃到武兴据守。这崔慧景和崔祖思也是同族人。
秋天七月辛亥日，北魏皇帝又去了火山。
戊午日，皇太子的穆妃裴氏去世。
皇帝下诏让南郡王长懋移师镇守西州。
角城戍主献出全城投降北魏。八月丁酉日，北魏派徐州刺史梁郡王嘉去迎接。同时，又派平南将军郎大檀等三将出兵朐城，将军白吐头等二将出兵海西，将军元泰等二将出兵连口，将军封延等三将出兵角城，镇南将军贺罗出兵下蔡，一起入侵南齐。
甲辰日，北魏皇帝去了方山；戊申日，游览武州山石窟寺；庚戌日，回到平城。
崔慧景派长史裴叔保去武兴攻打李乌奴，结果被氐王杨文弘打败。九月甲午日，发生了日食。
丙午日，柔然派使者来访问。
汝南太守常元真、龙骧将军胡青苟投降了北魏。
闰九月辛巳日，朝廷派领军李安民巡视清、泗一带的戍所，防备北魏。
北魏梁郡王嘉率领十万人包围朐山，朐山戍主玄元度据城坚守。青、冀二州刺史范阳人卢绍之派儿子卢奂带兵去帮忙。闰九月庚寅日，玄元度把魏军打得大败。朝廷派军主崔灵建等人带领一万多人从淮河入海，夜里赶到，每人举着两把火炬。魏军看到后，就逃走了。
冬天，十月，王俭坚决请求解除自己负责选拔官员的职务，皇帝答应了。还给王俭加了侍中的职位，让太子詹事何戢负责选拔官员。皇帝觉得何戢资历深，想给他加个常侍的职位。褚渊说：“皇上一直觉得戴貂蝉冠的官员不宜太多。我和王俭已经是左珥貂蝉了，如果再给何戢加，那八座官员里就有三个戴貂蝉冠的了；要是给他加上骁骑将军或者游击将军的职位，也很不错了。”于是，任命何戢为吏部尚书，加授骁骑将军。
甲辰日，任命沙州刺史杨广香为西秦州刺史，又让他儿子杨炅当武都太守。
丁未日，北魏任命昌黎王冯熙为西道都督，和征南将军桓诞出兵义阳，镇南将军贺罗出兵钟离，一起入侵南齐。
淮北四个州的百姓不愿意归属北魏，一直想着回到江南。皇帝就经常派间谍去诱导他们。于是，徐州的桓标之、兖州的徐猛子等人在各地纷纷起来当强盗，聚集在伍固，推举司马朗之做首领。北魏派淮阳王尉元、平南将军薛虎子等人去讨伐。
十一月戊寅日，丹阳尹王僧虔上奏说：“郡县的监狱一直以来都有用热汤杀囚犯的情况，说是为了给囚犯治病，实际上是制造冤案、施行暴行。生死可是大事，怎么能在地方上偷偷决定呢！我觉得囚犯要是生病了，应该先向郡里报告，让主管官员和医生一起去诊断检验，远县的要让家人来看望，然后再进行治疗。”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戊子日，任命杨难当的孙子杨后起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镇守武兴。
十二月戊戌日，又任命司空褚渊为司徒。褚渊上朝的时候，用腰扇遮挡太阳，征虏功曹刘祥从旁边经过，说：“你做出这样的举动，羞得脸都没处放了，扇子遮有什么用！”褚渊说：“你这寒士太没礼貌了！”刘祥说：“你不能杀了袁粲、刘秉，怎么能不被称为寒士呢！”这刘祥是刘穆之的孙子。刘祥喜欢文学，性格刚直疏放，他写《宋书》的时候，讥讽指责朝代更替的事。王俭偷偷把这事报告给皇帝，刘祥因此获罪，被流放到广州，最后死在那里。
太子在玄圃宴请朝廷大臣，右卫率沈文季和褚渊说话说岔了，沈文季生气地说：“褚渊你还自称是忠臣，不知道你死的那天有什么脸去见宋明帝！”太子笑着说：“沈率喝醉了。”
壬子日，任命豫章王嶷为中书监、司空、扬州刺史，任命临川王映为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这一年，北魏尚书令王睿被晋爵为中山王，加授镇东大将军；还给他设置了二十二个王府官员，让中书侍郎郑羲当他的师傅，郎中令以下都是当时的名士。又封王睿的妻子丁氏为王妃。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建元二年（公元480年）的历史记载，生动展现了南齐初年的政治、军事与社会风貌，其中诸多细节折射出时代的复杂面相，值得从多个维度解读：
军事对抗：南北博弈中的智慧与血性
这一年南齐与北魏的交锋，堪称“以巧破力”的经典案例。北魏以二十万大军压境，豫州刺史垣崇祖却反其道而行——放弃“退保内城”的传统思路，主动在城外筑堰、修小城诱敌。当魏军被“小城易攻”的假象迷惑，全力攻城时，他果断决堰放水，瞬间让数千敌军葬身洪流。这种“以水为兵”的战术，既体现了南方将领对地理环境的精准利用，也反衬出北魏军虽兵力占优却缺乏灵活应变的短板。
而刘昶作为北魏扶持的“傀儡”，战前向将士流涕叩拜“以雪仇耻”，则暴露了北魏南侵的另一重逻辑：试图利用宋室遗臣的号召力动摇南齐人心。但从结果看，这种情感煽动并未扭转战局，反而凸显了南北对立中“正统性争夺”的尴尬——刘昶的“仇耻”更多是个人执念，难以转化为北魏军队的核心战斗力。
内政改革：黄籍整顿与国家治理的深层困境
南齐初年的“黄籍改革”，揭示了南朝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自刘宋孝建年间以来，户籍制度混乱，“巧伪日甚”，严重影响国家税收与治理。齐高帝萧道成决心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并立下严刑：“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试图重建统治秩序。
虞玩之的建议切中要害：户籍问题的根源在于基层吏治松弛，需“勤明令长”才能根治。这一改革的本质，是试图通过重构“民-籍-国”的绑定关系，强化中央集权。但历史经验表明，仅靠严刑峻法难以彻底解决问题——南朝士族与地方豪强的势力盘根错节，户籍造假往往涉及官民勾结，“州县同科”的惩罚虽严厉，却难敌现实利益的诱惑。这场改革的局限性，也为后来南齐的社会动荡埋下伏笔。
民族治理：从“镇压”到“分治”的无奈选择
南齐对“群蛮”的治理策略，反映了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力不足。因蛮人“数为叛乱”，朝廷不得不“分荆、益置巴州”，以军事威慑强化统治。这种“以州镇蛮”的模式，看似是行政区划的调整，实则是通过分割原有政区、增设军政机构，来分化蛮人势力。
但从结果看，这种被动应对难以根治问题。同年李乌奴寇扰梁州、文勉德寇汶阳等事件，说明单纯的军事镇压或行政分割，无法化解民族矛盾。南朝对边疆民族的治理，始终在“镇压-安抚-再叛乱”的循环中徘徊，这既是农耕文明与山地族群生存方式冲突的体现，也暴露了南朝政权国力有限、难以实现深层治理的困境。
政治伦理：改朝换代后的“忠奸之辩”
褚渊作为从宋入齐的重臣，其言行成为当时政治伦理的焦点。他被刘祥讥讽“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指责他在宋末未能尽忠，反而辅佐萧道成篡位），又被沈文季当面质问“何面目见宋明帝”，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禅代”背景下的道德撕裂。
对褚渊而言，他代表了士族阶层在政权更迭中的“实用主义”选择——在门阀政治的逻辑中，家族存续远比一姓忠诚更重要；但在传统忠君观念下，他的“变节”又必然招致非议。齐高帝对褚渊的重用（任司徒），与舆论对其的嘲讽形成对比，恰恰说明：乱世之中，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已从“天命”转向“实力”，而旧有的道德准则正在逐渐崩塌。这种价值观的混乱，也是南朝政权短命的深层原因之一。
结语：转型时代的缩影
建元二年的历史片段，本质上是南朝从“宋末乱象”向“齐初整顿”过渡的缩影。军事上的险胜、内政上的改革尝试、民族治理的困境、政治伦理的冲突，共同构成了一幅“动荡中求稳定”的时代图景。南齐试图通过强化集权、整饬制度来摆脱南朝的颓势，但历史证明，在士族垄断、边疆失控、南北对立等多重矛盾的叠加下，这种努力最终难以逆转南朝逐渐衰落的命运。这段历史也启示我们：任何时代的改革，若只停留在制度表层，而不触及深层的利益结构与社会矛盾，往往只能换来短暂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