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豫元年（公元472年，壬子年）
春天，正月甲寅初一，皇帝因为疾病长期没有痊愈，所以更改年号。戊午日，皇太子在东宫会见来自四方前来朝贺的人，同时接受各地的进贡和计簿。
大阳蛮的首领桓诞，带领沔水以北、滍水与叶县以南的八万多部落向北魏投降。他自称是桓玄的儿子，之前逃亡隐匿在蛮人之中，凭借智谋和策略被众蛮人尊奉。北魏任命桓诞为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允许他自己挑选郡县的官吏。还派起部郎京兆人韦珍和桓诞一起去安抚接纳这些新归附的百姓，安排各项事务，都处理得很妥当。
二月，柔然侵犯北魏，太上皇帝派将领迎击，柔然军队逃走。东部敕勒人反叛，投奔柔然，太上皇帝亲自带兵追击，追到石碛，没追上就回来了。
皇帝病情严重，担心自己驾崩之后，皇后临朝听政，江安懿侯王景文凭借皇帝大舅子的势力，肯定会成为宰相，他家族势力强盛，可能会有不轨企图。己未日，皇帝派人送毒药赐王景文死，亲手写的诏书说：“我一直与你交往，是想保全你的家族，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处置。” 诏书送到时，王景文正和客人下棋，他打开匣子看完诏书，又把它放在棋盘下面，神色不变，继续和客人思考棋局，争夺劫争。一局结束，他把棋子收好放进盒子，才缓缓说：“接到诏书，皇上赐我死。” 这才把诏书拿给客人看。中直兵焦度、赵智略十分愤怒，说：“大丈夫怎么能坐着等死！州里的文武官员有好几百人，足够我们奋起反抗。” 王景文说：“我知道你们是真心为我好，如果真的为我着想，就为我的家人考虑考虑。” 于是写了一封回信向皇帝致谢，然后喝药自尽。朝廷追赠他为开府仪同三司。
皇帝梦到有人告诉他：“豫章太守刘愔造反。” 醒来后，就派人到豫章郡把刘愔杀了。
北魏显祖回到平城。
庚午日，北魏国主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
夏天，四月，朝廷让垣崇祖代理徐州事务，调他去龙沮驻守。
己亥日，皇帝病情危急，任命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为司空，又任命尚书右仆射褚渊为护军将军，加授中领军刘勔为右仆射，下诏让褚渊、刘勔与尚书令袁粲、荆州刺史蔡兴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一起接受遗命。褚渊向来和萧道成关系很好，就向皇帝推荐萧道成，皇帝下诏又任命萧道成为右卫将军，兼领卫尉，与袁粲等人共同掌管机要事务。当天晚上，皇帝去世。庚子日，太子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当时苍梧王刚十岁，袁粲、褚渊执掌朝政，鉴于太宗时期奢侈的风气，他们致力于弘扬节俭，想要纠正这种弊端。但阮佃夫、王道隆等人掌权，公开收受贿赂，根本无法禁止。
乙巳日，朝廷任命安成王刘准为扬州刺史。
五月戊寅日，将明皇帝安葬在高宁陵，庙号为太宗。六月乙巳日，尊奉皇后为皇太后，册立妃子江氏为皇后。
秋天，七月，柔然部落首领无卢真率领三万骑兵侵犯北魏敦煌，镇将尉多侯把他们击退。尉多侯是尉眷的儿子。柔然又侵犯晋昌，守将薛奴把他们击退。
戊午日，北魏国主前往阴山。戊辰日，尊奉皇帝的母亲陈贵妃为皇太妃，把其他各王的太妃改称太姬。
右军将军王道隆觉得蔡兴宗性格刚直强硬，不想让他镇守上游地区，闰月甲辰日，任命蔡兴宗为中书监，改任沈攸之为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蔡兴宗推辞，不接受中书监的职位。王道隆每次去拜访蔡兴宗，都轻手轻脚走到跟前，不敢就座，过了很久才离开，蔡兴宗竟然都不叫他坐下。
沈攸之自认为才能谋略过人，从到夏口以来，就暗中怀有异心。等到调任荆州，他挑选郢州精锐的兵马、精良的武器装备，大多都带在身边。到任后，他以讨伐蛮人为名，大规模征发兵力，招揽有才能、勇敢的人，部队训练得严整有序，时刻都像敌人要来进攻一样。他加重赋税来修缮武器铠甲，原本应该供给朝廷的物资都截留自用。他养马达到两千多匹，打造战舰将近一千艘，仓库里的粮食、财物都堆积如山。士子、商旅路过荆州的，很多都被他扣留。四方逃亡的人来归附他，他都庇护藏匿。他的部下如果有人逃跑，无论多远他都要追，一定要抓到才罢休。他行事专断放肆，不再遵守朝廷的命令，朝廷对他既怀疑又忌惮。他治理政事严苛残暴，有时会鞭打士大夫，对上佐以下的官员，也会当面辱骂。不过他处理政务精明，别人不敢欺骗他，境内盗贼绝迹，晚上都不用关门。
沈攸之对各蛮部的勒索处罚太过分，又禁止五溪地区的鱼盐交易，蛮人因此心怀怨恨而反叛。酉溪蛮王田头拟去世，他的弟弟娄侯篡位，田头拟的儿子田都逃到獠人那里。于是各蛮部大乱，抢掠骚扰一直到武陵城下。武陵内史萧嶷派队主张英儿打败蛮人，杀了娄侯，拥立田都，各蛮部才安定下来。萧嶷是萧赜的弟弟。
八月戊午日，乐安宣穆公蔡兴宗去世。
九月辛巳日，北魏国主回到平城。
冬天，十月，柔然侵犯北魏，打到五原。十一月，太上皇帝亲自带兵讨伐。准备渡过沙漠时，柔然向北逃走几千里，太上皇帝这才返回。
丁亥日，北魏封太上皇帝的弟弟拓跋略为文川王。
己亥日，朝廷任命郢州刺史刘秉为尚书左仆射。刘秉是刘道怜的孙子，他性格温和懦弱，没有什么办事能力，因为他是宗室中清正的人，所以袁粲、褚渊举荐了他。
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加官为给事中、辅国将军，权力越来越大。他想用自己的亲信吴郡人张澹为武陵郡太守，袁粲等人都不同意，阮佃夫却声称是皇帝的诏令，然后强行施行，袁粲等人也不敢坚持反对。
北魏有关部门上奏说，各种祭祀的场所一共有一千零七十五处，每年要用掉牲畜七万五千五百头。太上皇帝厌恶这样大量杀生，下诏说：“从今往后，除了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其他祭祀都不要再用牲畜，用酒和干肉祭祀就可以了。”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的是南朝宋泰豫元年（公元472年）的历史事件，涉及宋明帝临终布局、权力更迭，以及北魏与周边部族的互动，从中可窥见当时南北政权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矛盾，以下从几个维度进行现代视角的解读：
皇权更迭中的“权力焦虑”：明帝的临终清洗与顾命布局
宋明帝刘彧晚年病重，其核心焦虑在于“权力继承的稳定性”。他的一系列操作，本质是对“可能威胁幼主（十岁的苍梧王）”的势力进行预防性清除：
--诛杀王景文：以“全卿门户”为名赐死外戚王景文，表面是忌惮其“元舅之势”与家族强盛，实则是担心自己死后外戚干政——这是皇权专制下的典型逻辑：“潜在威胁”比“实际叛乱”更可怕。王景文临终时的从容（对弈、谢恩、饮药），既是士族对皇权的无奈顺从，也反衬出专制皇权的冷酷。
--滥杀无辜：仅凭一梦就诛杀豫章太守刘愔，暴露了明帝晚年的多疑与残暴。这种“宁错杀不放过”的统治术，虽短期震慑了朝堂，却也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割裂。
--顾命大臣的矛盾性：明帝安排袁粲、褚渊、刘勔等辅政，又引入萧道成（后来的齐高帝），看似“分权制衡”，实则埋下隐患。褚渊与萧道成的私交，为日后萧道成篡权埋下伏笔；而阮佃夫、王道隆等宦官\/近臣的专权（货赂公行、越权任命），则直接削弱了顾命体系的效力，显示出南朝“主少国疑”时的权力真空必然被近幸填补的规律。
地方强藩的“离心力”：沈攸之的割据倾向与制度困境
沈攸之从郢州徙任荆州后的一系列动作，是南朝地方藩镇与中央矛盾的缩影：
--“阴蓄异志”的操作手册：他精选士兵、武器，以“讨蛮”为名扩军，截留中央赋税，养马造船，甚至羁留商旅、藏匿亡命之徒——这些行为完全是“独立王国”的预备动作。其“为政刻暴”却“境内安定”（盗贼屏息、夜户不闭）的矛盾，揭示出专制治理的悖论：严苛统治可短期维持秩序，但无法消解离心力。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困局：南朝宋齐梁陈始终面临“藩镇尾大不掉”的问题。荆州作为上游重镇，控制长江中游，对下游建康（首都）具有天然威胁。沈攸之的专恣（不复承用符敕），本质是地方军事集团对中央权威的挑战，而中央“疑而惮之”却无力制衡，反映出南朝中央集权的脆弱性——这也是后来萧道成不得不以武力平定沈攸之叛乱的伏笔。
民族关系与北朝改革：北魏的“汉化”与边疆治理
北魏在这一年的动向，体现了其作为游牧政权向中原王朝转型的特征：
--对蛮族的怀柔与控制：接纳桓诞（自称桓玄之子）率领的八万余落蛮人归附，封官放权（自选郡县吏），并派韦珍“安集新民”，这是北魏“以夷制夷”策略的体现——通过吸纳边疆部族首领，将其纳入官僚体系，以低成本巩固边疆统治。桓诞以“桓玄之子”身份依附北魏，也反映出南北朝对峙时期，政治流亡者常借助敌国势力寻求生存空间。
--献文帝的“减牲”改革：北魏有司统计每年祭祀用牲达七万五千五百头，献文帝下令除天地、宗庙、社稷外“勿用牲”，改用酒脯。这一改革看似是“减少杀生”的宗教\/道德选择，实则是汉化的重要一步：中原农耕文明更重“礼”的象征意义（酒脯祭祀），而减少大规模用牲，既符合儒家“节用”理念，也降低了对畜牧业的依赖，适应了北魏从游牧向农耕社会转型的需求。
士族与皇权的张力：蔡兴宗的“强直”与王道隆的“畏缩”
蔡兴宗作为士族代表，其与近臣王道隆的互动颇具象征意义：
--王道隆因蔡兴宗“强直”（刚直不阿），不敢使其居上游（荆州），改任中书监；拜访时“蹑履到前，不敢就席”，却始终不呼其坐——这种表面敬畏、实则排挤的态度，反映出南朝士族与皇权近臣（寒人、宦官）的权力消长：士族虽有文化权威，却逐渐失去对实权的掌控，而寒人近臣凭借皇帝信任掌握机要，形成“外尊士族、内掌实权”的畸形格局。
--蔡兴宗拒绝中书监之职，既是对权力分配的不满，也是士族对“寒人干政”的无声反抗，但最终无力改变趋势——这预示着南朝士族政治的衰落不可逆转。
总结：一个时代的“崩塌前夜”
泰豫元年的历史细节，本质是南朝宋王朝崩溃的预演：皇权的残酷与多疑、近臣的专权与腐败、藩镇的离心与割据、士族的无力与退让，共同构成了王朝末年的典型图景。而北魏通过边疆治理与汉化改革积蓄力量，形成南北发展的鲜明对比。这段历史也印证了一个规律：当统治集团将精力用于内斗而非治理时，其衰落往往从内部开始，而权力结构的失衡（如主少国疑、藩镇失控）则会加速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