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十月甲申日，北魏皇帝回到平城。
丙午日，太傅刘义恭升职，成了太宰，还兼任司徒。
十一月，北魏让尚书西平王源贺当冀州刺史，又给他封了个陇西王的爵位。源贺就跟皇帝说：“现在北方的敌人时不时来骚扰，南方的贼寇又凭借天险闹事，边境这块儿还是得加强防守。我觉得吧，只要不是那种大逆不道、亲手杀人的，像那些因为贪污盗窃或者不小心犯事儿本该判死刑的，都可以原谅，把他们发配去守边。这样一来，那些本来要被处死的人能有机会重新活一回，家里要服徭役的也能歇一歇。”北魏高宗觉得挺有道理，就听了他的。过了段时间，高宗跟大臣们说：“我听了源贺的话，这一年救下不少人，守边的士兵也增多了。你们要是都像源贺这样，我还有啥可发愁的！”结果呢，武邑有个叫石华的人，跑去举报源贺谋反，相关部门就把这事告诉了皇帝。皇帝说：“源贺一直尽心尽力为国家做事，我给你们打包票，他肯定不会谋反。”然后让人仔细调查核实。嘿，这个石华果然是在诬陷，皇帝一生气，就把石华给杀了。完了还跟身边的人说：“源贺这么忠诚，都免不了被人诬陷诽谤，那些不如源贺的人可得小心了！”
十二月，濮阳太守姜龙驹和新平太守杨自伦带着手下的官员和老百姓，直接放弃自己的郡县，跑去投奔北魏了。
刘宋皇帝想着把青州和冀州的州府都搬到历城去，大臣们大多不同意。青、冀二州刺史垣护之说：“青州北边有黄河、济水，还有好多湖泊沼泽，敌人一般不会往那儿去。每次来抢东西，肯定走历城这边。把两个州的州府都放在历城，这可是个长远的打算。而且历城离黄河近，那些想归顺我们的人也方便。这样做，近能让老百姓少受点苦，远还能宣扬咱朝廷的威风，绝对是安定边境的好办法。”皇帝一听，觉得挺靠谱，就这么定下来了。
元嘉年间，官方铸造四铢钱，这钱的轮廓、样式跟五铢钱差不多，但是铸造成本高，没啥利润，所以老百姓也不偷偷去铸钱。等现在这位皇帝即位，又铸造了孝建四铢钱，这钱又薄又小，轮廓都不完整。这下可好，偷偷铸钱的人一下子多起来了，他们在里面掺杂铅、锡，还把古代的钱剪剪凿凿，结果钱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小。地方官根本管不住，因为这事被判死刑、被免职的官员一个接一个。可偷铸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物价也跟着飞涨，朝廷为此头疼得不行。去年春天，朝廷下诏书说，那些又薄又小还没轮廓的钱都不许流通，这一下民间可就乱套了。这一年，始兴郡公沈庆之提了个建议，他说：“应该允许老百姓自己铸钱，各郡县专门设置铸钱的地方，想铸钱的人家都搬到这地方来，统一规定铸钱的标准样式，去掉那些杂七杂八的伪劣品。去年春天禁止流通的新钱，暂时都能用，以后铸钱都按这个标准来。每铸一万钱，收三千的税，同时严格检查偷铸钱的情况。”丹阳尹颜竣不同意，他反驳说：“五铢钱的重量，在汉朝就定下来了，从魏晋以后，都没人能改得了。为啥呢？因为一旦物品和货币的价值平衡了，随便改就容易出现造假的情况。现在说去年春天禁止的钱暂时能用，如果不管大小都能用，又不让官方统一铸钱，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肯定会使劲造假，到时候私自铸钱、剪凿钱币的现象根本禁止不了。财富还没积累起来，大钱就没了，要不了几年，这些钱都得变成一堆废铜烂铁。现在新的禁令刚实行，钱币的样式还没统一，过段时间自然就好了，没必要让皇上操心。现在真正让人发愁的，是朝廷国库空虚啊。就算让小钱流通，官府也收不到更多的税，老百姓就算富裕了，也解决不了官府没钱的问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节省开支，去掉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节俭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有人提议说：“铜越来越不好弄了，要不铸二铢钱吧。”颜竣又说：“有人觉得官府库存空虚，就该重新铸钱；又觉得天下铜少，就想减小钱币样式来解决各种问题，既能拯救国家又能让老百姓好过点。我觉得这不行。现在要是铸二铢钱，任由这种又新又小的钱流通，对官府没钱的状况没啥帮助，反而民间的造假之风会更厉害，天下的财物都得被折腾光。就算严厉禁止，可利益太大，根本禁止不了，不出一两年，这问题就严重得没法收拾了。老百姓之前因为大钱改铸吃过亏，又害怕最近的新禁令，这要是真这么干，市场上肯定乱成一锅粥。长远的好处还没看到，眼前的麻烦事就一堆，到时候富商赚得盆满钵满，穷人却穷得叮当响，所以这办法绝对不行。”最后就没这么干。
北魏定州刺史高阳人许宗之，这人贪心不足，捞好处没个节制。深泽有个叫马超的老百姓，就说了些许宗之的坏话。许宗之恼羞成怒，把马超给打死了。他害怕马超家人去告状，就上奏说马超诋毁朝廷。北魏高宗说：“这肯定是瞎编的。我是天下之主，马超为啥要这么说我呢！肯定是许宗之害怕担罪，反过来诬陷马超。”一调查，果然是这样，就在城南把许宗之给斩了。
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去世了。颜延之的儿子颜竣那时候正得势，特别风光，不管给他爹送啥好东西，颜延之一概不收，还是穿着粗布衣服，住着茅草屋，日子过得跟以前一样简朴。他经常坐着瘦牛拉的破车出门，要是碰到颜竣带着仪仗队出行，就赶紧躲到路边。还老是跟颜竣说：“我这辈子就不爱见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现在倒霉，居然生出你这么个大人物！”颜竣要盖新房子，颜延之就跟他说：“好好盖，别让后人笑话你不会过日子。”有一次，颜延之大清早去看颜竣，结果看到他家门口全是来拜访的客人，颜竣还没起床。颜延之生气地说：“你以前就是个穷小子，现在发达了，就这么骄傲，你觉得你能得意多久！”颜竣给父亲守孝，才过了一个多月，朝廷就又让他出来当右将军，还兼任丹阳尹。颜竣坚决推辞，上了十次奏表，皇帝都不答应，还派中书舍人戴明宝把颜竣抱上车，直接拉到官府，还赐给他一套粗布衣服，里面絮着彩色的丝绵，又派专门管衣服的人给颜竣把衣服穿上。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记载了南朝宋与北魏对峙时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事件，从中可以清晰看到乱世中制度博弈、人性挣扎与治理逻辑的复杂交织，其现代视角下的启示尤为深刻：
司法智慧与权力伦理的碰撞
北魏源贺提出的“刑徒戍边”方案，本质是司法资源与国防需求的创造性结合。将非恶性犯罪者转化为边防力量，既避免了过度刑杀导致的社会矛盾，又缓解了戍兵短缺的压力，体现了“慎刑恤民”与“务实治军”的平衡。这种思路与现代“社区矫正”“劳动改造”理念有相通之处，但其局限性在于：仅靠君主“从之”的个人意志推动，缺乏制度性保障，难以形成长效机制。
而魏高宗对石华诬告案的处理，更暴露了人治的脆弱性。尽管皇帝能识破诬告、诛杀诬告者，但“以贺忠诚，犹不免诬谤”的感慨，恰恰说明缺乏程序正义的保护，即便是忠臣也难逃构陷。这与现代法治强调“无罪推定”“证据为王”形成鲜明对比——权力的自我约束远不及制度性约束可靠。
经济政策的短视与民生困境
南朝宋的货币危机，堪称货币政策失控的经典案例。从元嘉四铢的“用费无利”到孝建四铢的“形式薄小”，官方铸币的偷工减料直接引发民间盗铸、剪凿古钱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物价踊贵”“百姓困窘”。这揭示了一个永恒规律：货币信用的根基是政府公信力，当官方率先破坏规则，市场混乱与民生疾苦便不可避免。
沈庆之“听民铸钱”与颜竣反对的争论，本质是放任自由与政府管控的博弈。沈庆之的方案试图通过“郡县置钱署”“平其准式”规范民间铸币，却忽视了“万税三千”的重税可能刺激更大规模的偷工减料；颜竣坚持维护五铢钱传统标准，担忧“私铸不可禁”，却未能提出解决“府藏空匮”的有效方案。这场争论的无解，恰恰反映了封建财政的致命缺陷：缺乏现代央行的货币调控工具，只能在“放任通胀”与“紧缩窒息”之间摇摆。
官场生态与权力异化的警示
北魏许宗之因“求取不节”杀人灭口、反诬死者“诋讪朝政”，与南朝宋“守宰不能禁盗铸，坐死、免者相继”的现象，共同勾勒出权力缺乏监督的必然腐败。许宗之的贪婪与暴虐、地方官的失职与无能，本质都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体现。而魏高宗虽能严惩许宗之，却无法根除“求取不节”的土壤，说明仅靠“明君反腐”难以根治制度性腐败，这与现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理念形成强烈呼应。
人性坚守与权力诱惑的对抗
颜延之的形象在乱世中尤为亮眼。身为显贵之子的父亲，他拒绝儿子的物质供养，“布衣茅屋，萧然如故”，甚至在路遇儿子仪仗时“屏住道侧”，其言行直击权力对亲情的异化。他斥责儿子“出粪土之中，升云霞之上，遽骄傲如此”，不仅是个人品格的坚守，更道出了对“权力腐蚀人性”的深刻洞察。这种对“朴素”与“谦逊”的坚守，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真正的尊严从不源于权力与财富，而在于精神的独立与人格的完整。
结语：历史的镜鉴意义
这段史料如同一个浓缩的“治理实验室”，展现了古代中国在司法、经济、权力监督等领域的探索与困境。其中的教训至今仍具警示意义：政策的制定需兼顾公平与效率，权力的运行需依赖制度约束，而人性的坚守则是抵御异化的最后防线。在现代社会，如何平衡规则与灵活、自由与管控、权力与监督，仍是我们需要不断破解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