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壬戌年）
春天，正月初一（甲辰日），北魏皇帝从云中出发，往西巡查，到了屋窦城。
癸丑日，朝廷封徐羡之做司空，还让他管尚书省的事儿，同时保留他扬州刺史的职位；江州刺史王弘被封为卫将军，还开了府，享受三司的待遇；中领军谢晦被任命为领军将军，还兼任散骑常侍，能够在宫殿里值班，负责整个皇宫的安保工作。徐羡之本来就是个平民出身，也没什么学问，但就靠着志向、能力和度量，一下子就坐到了朝廷的高位。朝廷上下都很佩服他，都觉得他有宰相的风范。他这个人深沉稳重，话不多，情绪也不轻易表现在脸上。他下棋还挺厉害，但看别人下棋的时候，经常装作一副看不懂的样子，当时的人就因为这点，更加推崇他。傅亮和蔡廓经常说：“徐公什么事儿都明白，还能协调各种不同的意见。”徐羡之曾经和傅亮、谢晦一起吃饭聚会，傅亮和谢晦又有才华，学问又好，还特别能辩论，而徐羡之举止沉稳，等时机合适了才开口说话。郑鲜之就感叹说：“看徐羡之和傅亮交谈，就知道学问可不是决定一切的。”
秦国的征西将军乞伏孔子等人把契汗秃真打得大败，抓了两万多男女，还缴获了五十多万头牛羊。契汗秃真带着几千骑兵往西跑了，他手下的另一个部落首领树奚带着五千户人向秦国投降了。
二月丁丑日，皇帝下诏书，把豫州淮河以东的地方划出来，成立南豫州，州府设在历阳，任命彭城王刘义康为刺史。又从荆州划出十个郡，成立湘州，州府设在临湘，任命左卫将军张邵为刺史。
丙戌日，北魏皇帝回宫了。
三月，皇上身体不舒服，太尉长沙王刘道怜、司空徐羡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檀道济都进宫来，伺候皇上看病吃药。大臣们请求去给神仙祈祷，皇上没答应，只让侍中谢方明把自己生病的事儿去祖宗庙里说一声。皇上本来就不相信那些神神怪怪的事儿，他没发达的时候，倒是有不少祥瑞的事儿发生，但等他当了皇帝，史官去问他那些事儿，他都不回应。
檀道济被派出去，做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还监管淮南所有的军队。
皇太子经常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谢晦就跟皇上说：“陛下您年纪也不小了，得为国家的千秋万代考虑啊。皇位可是个重中之重的东西，不能交给没本事的人。”皇上就问：“庐陵王怎么样？”谢晦说：“我去考察考察。”然后他就去见庐陵王刘义真，刘义真特别想跟他聊，谢晦却没怎么搭理。回来后谢晦说：“刘义真品德比不上才能，不是当皇帝的料。”丁未日，刘义真就被派出去，做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的军事都督，还兼任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当南豫州刺史。从这以后，大的州基本上都加了都督这个职位，多的甚至管到五十个州，都没法详细记录了。
后来皇上病好了，己未日，宣布大赦天下。
秦州、雍州有流民往南跑到梁州去了。庚申日，朝廷派人送了一万匹绢，还从荆州、雍州运粮食去救济他们。
当年刁逵被杀，他儿子刁弥逃跑了。辛酉日，刁弥带着几十个人冲进京口城，太尉留府司马陆仲元把他们给杀了。
乙丑日，北魏的河南王拓跋曜去世了。
夏天，四月甲戌日，北魏封皇子拓跋焘为太平王，任命他为相国，还加封为大将军；拓跋丕被封为乐平王，拓跋弥被封为安定王，拓跋范被封为乐安王，拓跋健被封为永昌王，拓跋崇被封为建宁王，拓跋俊被封为新兴王。
乙亥日，朝廷下诏书，封仇池公杨盛为武都王。
秦王乞伏炽磐任命折冲将军乞伏是辰为西胡校尉，还在汁罗修了列浑城，让他去镇守。
五月，皇上病情加重，把太子叫来，告诫他说：“檀道济虽然有能力有谋略，但没什么野心，不像他哥哥檀韶那样不好控制。徐羡之、傅亮，应该不会有别的想法。谢晦跟着我打了不少仗，懂得随机应变，要是有人有二心，估计就是他。”皇上还亲自写了诏书说：“以后要是有小皇帝，朝廷的事儿都交给宰相，太后就不用出来主持朝政了。”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一起被任命为顾命大臣。癸亥日，皇上在西殿去世。
这位皇上生活简单，没什么欲望，做事严谨有规矩。穿的用的都很朴素，很少出去游玩吃喝，妃子也没几个。他曾经得到后秦高祖的堂孙女，特别宠爱，还因为这耽误了不少事儿；谢晦稍微提醒了一下，皇上马上就把人送走了。钱财都放在外府，皇宫里没什么私藏。岭南曾经进贡一种筒中细布，一匹就有八丈长，皇上觉得这布太精致华丽，肯定让老百姓费了不少功夫，就把太守叫来批评了一顿，把布也退回去了，还下令岭南不许再织这种布。公主出嫁，陪嫁也不超过二十万，没有什么锦绣之类贵重的东西。宫里宫外都遵守规定，没人敢奢侈浪费。
太子登基做了皇帝，才十七岁，宣布大赦天下，把皇太后尊称为太皇太后，还立妃子司马氏为皇后。这位皇后是晋恭帝的女儿海盐公主。
北魏皇帝一直在吃寒食散，这几年药劲经常发作，还老是出现一些奇怪的自然现象，他自己也挺担心的。就派宫里的使者偷偷去问白马公崔浩：“最近日食，正好在赵、代的分野。我这病一年多都没好，万一哪天不行了，孩子们都还小，可怎么办啊？你帮我想想我死后该怎么安排。”崔浩说：“陛下您正当年，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要是真有什么万一，那我就直说了。咱们魏国自从兴起以来，就不重视立太子，所以永兴初年的时候，国家差点就危险了。现在应该早点立东宫太子。选那些贤能的公卿做太子的老师，再选身边信得过的大臣做太子的朋友；让太子在宫里能处理国家大事，出去能掌管军事。这样，陛下您就可以轻松点，好好养身体。等您百年之后，国家有了现成的君主，老百姓也有了依靠，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就没机会了，灾祸也不会发生。皇子拓跋焘快十二岁了，聪明又温和，按照立长的规矩，这是符合礼仪的。要是非得等孩子长大成人再选太子，那就乱了顺序，容易招来祸端。”北魏皇帝又去问南平公长孙嵩。长孙嵩回答说：“立长子符合规矩，立贤能的人大家也服气；拓跋焘又年长又贤能，这是上天的安排啊。”皇帝听了他们的建议，立太平王拓跋焘为皇太子，让他在正殿上朝，做国家的副主。任命长孙嵩和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做左辅，坐在东厢房，面朝西；崔浩和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代人丘堆做右弼，坐在西厢房，面朝东；百官都要听太子的指挥。皇帝自己搬到西宫去住，时不时偷偷观察太子，看他处理事情，特别满意，就对大臣们说：“长孙嵩是德高望重的老臣，经历了四代皇帝，对国家有大功；奚斤能言善辩，又有智谋，远近闻名；安同了解民间情况，做事明白干练；穆观对国家大事很精通，能明白我的想法；崔浩见多识广，对天文和人事都很了解；丘堆虽然没什么大的本事，但做事认真负责。用这六个人辅佐太子，我和你们出去巡视四方，讨伐叛逆，安抚百姓，肯定能在天下实现我们的志向。”
长孙嵩本来姓拔拔，奚斤姓达奚，穆观姓丘穆陵，丘堆姓丘敦。那时候，北魏大臣里从代北来的，姓大多很复杂，等到魏高祖迁都洛阳，才都改了姓。以前的史书觉得那些老姓又麻烦又难记，所以都用后来改的姓，这样简单点，这里我们也这么用。
【内核解读】
公元422年，即南朝宋永初三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政权交替与权力博弈的关键年份。这一年，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走到生命尽头，北魏则在拓跋珪的统治下进行着储位安排，南北双方的政治格局都面临着重要转折。透过《资治通鉴》对这一年的记载，我们可以窥见中古时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与人性百态。
权力结构的搭建与信任博弈
刘裕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权力布局，展现了一位开国君主的政治智慧与深层忧虑。他任命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四人同为顾命大臣，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力核心。这一安排背后，是刘裕对不同政治势力的精准判断：
--徐羡之出身布衣却能朝野推服，靠的是沈密寡言，不以忧喜见色的沉稳性格与政治分寸感，这种晓万事，安异同的特质使其成为中枢核心
--傅亮、谢晦以才学辩博见长，代表着士族知识分子的政治力量
--檀道济作为军事将领，掌控着淮南军事力量，是政权的武力保障
刘裕对四人的评价尤为耐人寻味：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这种精准的人物判断，既体现了帝王术的精髓，也为后来的政治风波埋下伏笔。值得注意的是，刘裕特别强调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这一遗训直指魏晋以来外戚干政的历史教训，显示出对制度稳定性的追求。
储位之争与政治潜规则
皇太子刘义符多狎群小的问题，成为刘裕晚年最大的政治隐忧。谢晦的进言与试探，揭示了古代储位继承的敏感逻辑——君主不仅需要才能，更需要匹配其地位的德行与气度。谢晦对庐陵王刘义真德轻于才，非人主也的评价，反映了当时政治精英对理想君主的认知标准：德性行为应先于才能展现。
刘裕最终将刘义真外放为都督六州诸军事，这一决策既是对储位之争的降温，也体现了东晋南朝以来以方镇制中枢的政治传统。而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的现象，则暴露了地方行政区划过度虚化的问题，为后来的地方割据埋下隐患。这种通过扩大都督辖区来强化地方权威的做法，显示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无力感。
帝王品格与治国理念
刘裕的个人品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帝王中独树一帜。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的执政风格，与其出身寒微的背景密切相关。他被服居处，俭于布素，甚至因岭南献入筒细布精丽劳人而禁止生产，这种对奢侈浪费的抵制，既是个人品质的体现，也是对东晋士族奢靡之风的刻意矫正。
尤为可贵的是，刘裕能够克制个人情感——尝得后秦高祖从女，有盛宠，颇以废事；谢晦微谏，即时遣出，这种以国事为重的理性态度，使其区别于历史上众多沉溺美色的帝王。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的财政原则，更展现了一位开国君主的清明政风。这些品质共同构成了南朝宋初期政治清明的基础，也为后世树立了帝王德行的标杆。
北魏的储位安排与制度探索
与此同时，北魏政权也在经历着重要的制度调整。拓跋珪因服寒食散频年药发，迫使他提前考虑储位问题。崔浩的建议切中要害：自圣代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这一建议直指拓跋氏政权早期兄终弟及传统带来的政治动荡。
北魏确立拓跋焘为皇太子并建立左辅右弼辅政体系的做法，体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王朝嫡长子继承制的借鉴与融合。拓跋珪对六位辅政大臣的评价——嵩宿德旧臣斤辩捷智谋同晓解俗情观达于政要浩博闻强识堆在公专谨，展现了他对不同人才特质的精准把握，也反映了早期北魏政权人才结构的多元性。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群臣姓多重复及后来改姓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鲜卑族汉化进程的重要线索。这种姓氏改革不仅是文化认同的体现，更是政治整合的重要手段，为后来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埋下伏笔。
历史启示与制度反思
永初三年的历史事件，揭示了中古时期政权运作的几个核心问题：权力交接的稳定性机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平衡、帝王德行与政治清明的关联、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路径等。刘裕的顾命安排虽然体现了政治智慧，但未能阻止后来的宫廷政变，这说明制度设计再精密，也难以完全克服人性的弱点与权力的诱惑。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年的南北政权都在进行制度探索：南朝宋试图摆脱东晋门阀政治的阴影，建立更具集权色彩的统治模式；北魏则在吸收中原政治传统的同时，努力保持自身民族特质。这种并行的政治实验，共同推动着中国历史从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回归，为隋唐时期的制度成熟奠定了基础。
永初三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政治的核心始终是人的问题，无论是帝王的品格、大臣的操守，还是储君的培养，都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与发展。而制度的生命力，既在于其设计的合理性，更在于执行过程中的人性考量与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