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二年（公元344年，甲辰年）
春天，正月的时候，赵王石虎在太武殿宴请群臣，结果有一百多只白雁聚集在马道南边，石虎让人去射它们，一只都没射中。当时各州聚集的士兵有一百多万，太史令赵揽悄悄跟石虎说：“白雁聚集在宫殿庭院，这是宫室要空的征兆，不适合往南行动。”石虎信了这话，就到宣武观去，大规模检阅了军队后就作罢了。
汉国君主李势改年号为太和，尊奉母亲阎氏为皇太后，立妻子李氏为皇后。
燕王慕容皝和左司马高诩商量着去讨伐宇文逸豆归。高诩说：“宇文氏势力强盛，现在不拿下，以后肯定是国家的祸患，去讨伐肯定能成功，但对将领不利。”出来后他跟别人说：“我这次去肯定回不来了，但忠臣不躲避危险。”于是慕容皝亲自带兵去讨伐逸豆归。让慕容翰担任前锋将军，刘佩做副手；分别命令慕容军、慕容恪、慕容霸以及折冲将军慕舆根带兵，兵分三路一起进发。高诩要出发的时候，都没见到自己老婆，让人传话说了些家里的事就走了。
逸豆归派南罗大涉夜干率领精兵迎战，慕容皝派人快马跑去跟慕容翰说：“涉夜干勇冠三军，你最好稍微避开他点。”慕容翰说：“逸豆归把国内的精兵都交给涉夜干了，涉夜干一直都有勇猛的名声，是整个国家依靠的人。现在我要是打败他，那他们国家不用攻打自己就会崩溃。而且我很了解涉夜干这人，他虽然有虚名，实际上很好对付，不应该躲避他，不然会打击我军士气。”于是就进军交战。慕容翰亲自冲阵，涉夜干出来应战；慕容霸从旁边拦击，就把涉夜干给斩杀了。宇文氏的士兵看到涉夜干死了，没交战就溃散了；燕军乘胜追击，就攻克了宇文氏的都城。逸豆归逃到漠北死了，宇文氏从此就散伙灭亡了。慕容皝把他们的牲畜、财物都收了，把宇文氏部落的五千多户迁徙到昌黎，开辟了一千多里的土地。把涉夜干住的城改名叫威德城，派弟弟慕容彪去驻守，然后就回去了。高诩和刘佩都中了流箭死了。
高诩擅长天文，慕容皝曾经对他说：“你有好书却不拿给我看，这怎么能算尽忠呢！”高诩说：“我听说君主掌握关键事务，臣子做好本职工作。掌握关键事务的人轻松，做本职工作的人劳累。所以后稷播种，尧都不参与。观测天象这些事，日夜都辛苦，不是您应该亲自做的，您要这有啥用呢！”慕容皝就不说话了。
当初，逸豆归侍奉赵国特别小心，进贡的队伍在路上接连不断。等到燕国人讨伐逸豆归，赵王石虎派右将军白胜、并州刺史王霸从甘松出发去救援。等他们到的时候，宇文氏已经灭亡了，于是就攻打威德城，没打下来就回去了；慕容彪追击，打败了他们。
慕容翰跟宇文氏打仗的时候，被流箭射中，生病卧床很久没出门。后来渐渐好了点，就在家里试着骑马。有人告发说慕容翰假装生病却私下骑马，怀疑他想搞事情。燕王慕容皝虽然借助慕容翰的勇略，但心里始终忌惮他，就赐慕容翰死。慕容翰说：“我以前有罪出逃，后来又回来了，现在死已经算晚的了。但是羯贼占据着中原，我不自量力，想为国家荡平天下。这个志向没实现，死了也有遗憾啊，这就是命运啊！”就喝药死了。
代王什翼犍派他的大臣长孙秩到燕国去迎接妻子。
夏天，四月，凉州将领张瓘在三交城打败了赵国将领王擢。
当初，赵国领军王朗对赵王石虎说：“寒冬下雪天特别冷，皇太子却派人去砍伐修建宫殿的木材，从漳水运输，干活的有几万人，路上都是叹息抱怨声，陛下您应该借着出游的机会把这事叫停。”石虎听了他的话。太子石宣很生气。正好这时候火星守在房宿，石宣让太史令赵揽跟石虎说：“房宿代表天王，现在火星守着它，这灾祸可不小。应该找个姓王的贵臣来承担。”石虎问：“谁可以呢？”赵揽说：“没谁比王领军更尊贵了。”石虎舍不得王朗，让赵揽再说个其次的。赵揽没办法回答，就说：“其次就只有中书监王波了。”石虎就下诏书，追究王波之前议论箭杆的事，把他腰斩了，连同他四个儿子，尸体都扔到漳水里；后来又怜悯他没罪，追赠他为司空，封他孙子为侯。
赵国平北将军尹农攻打燕国的凡城，没打下来就回去了。
汉国太史令韩皓上奏说：“火星守在心宿，这是宗庙没有好好祭祀的谴责。”汉国君主李势让群臣讨论这事。相国董皎、侍中王嘏认为：“景皇帝、武皇帝开创基业，献皇帝、文皇帝继承根基，关系亲近的祖先不远，不应该疏远断绝祭祀。”于是重新把成始祖、太宗都作为祭祀对象，都称作汉。
征西将军庾翼派梁州刺史桓宣在丹水攻打赵国将领李罴，被李罴打败，庾翼把桓宣贬为建威将军。桓宣又惭愧又气愤，生了病，秋天，八月庚辰日，去世了。庾翼让长子庾方之担任义城太守，代替桓宣统领他的部众；又让司马应诞担任襄阳太守，参军司马勋担任梁州刺史，驻守西城。
中书令褚裒坚决推辞重要职位；闰月丁巳日，任命褚裒为左将军、都督兖州、徐州的琅邪等地军事、兖州刺史，镇守金城。
晋康帝病重，庾冰、庾翼想立会稽王司马昱为继承人；中书监何充建议立皇子司马聃，晋康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九月丙申日，立司马聃为皇太子。戊戌日，晋康帝在式乾殿驾崩。己亥日，何充按照遗旨奉太子即位，大赦天下。因此庾冰、庾翼特别恨何充。尊奉皇后褚氏为皇太后。当时晋穆帝才两岁，太后临朝处理政事。何充加任中书监，录尚书事。何充自己陈述既然已经录尚书事，就不适合再监中书；朝廷答应了，又加任他为侍中。
何充认为左将军褚裒是太后的父亲，应该总管朝政，上疏推荐褚裒参与录尚书事；于是任命褚裒为侍中、卫将军、录尚书事，持节、都督、刺史的职位不变。褚裒因为是皇帝近亲，害怕被人非议，上疏坚决请求到外地任职；于是改授都督徐、兖、青三州以及扬州的两个郡的军事、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京口。尚书上奏说：“褚裒见太后，在朝堂上按照臣子礼仪，私下见面就像严父。”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冬天，十月乙丑日，把晋康帝葬在崇平陵。
江州刺史庾冰生病了；太后征召庾冰来辅佐朝政，庾冰推辞，十一月庚辰日，去世。庾翼考虑到家族和国家的事情，留下儿子庾方之担任建武将军，驻守襄阳。庾方之年纪小，让参军毛穆之担任建武司马来辅佐他。毛穆之是毛宝的儿子。庾翼回到夏口镇守，朝廷下诏让庾翼再都督江州，又兼任豫州刺史。庾翼推辞豫州刺史的职位，又想把镇守地移到乐乡，朝廷下诏不允许。庾翼就修缮兵器，大规模屯田储存粮食，为以后的行动做准备。
赵王石虎在灵昌津造河桥，采集石头做河中的桥墩，石头一放下去就随着水流冲走了，花了五百多万的人力都没把桥建成，石虎生气了，把工匠杀了，就停工了。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浓缩了公元344年东晋、后赵、前燕、成汉等多国并立时期的政治博弈、军事冲突与人性挣扎，从现代视角看，其中的权力逻辑、决策困境与人性弱点仍具启示意义，可从四个核心维度展开评论：
暴君统治的“自我毁灭逻辑”：石虎的权力狂欢与治理崩塌
后赵君主石虎的行为，是古代专制暴君的典型样本——他将权力异化为“个人意志的无限延伸”，却完全无视治理的基本规律。
--迷信主导决策，资源极度浪费：因“白雁聚宫”的谶语就搁置百万大军的行动，因“火星守房宿”的星象就腰斩重臣王波及其四子（事后又追赠补偿，暴露决策的随意性）；造灵昌津河桥时，耗五百万人力却因石料冲毁而杀工匠停工。这种“迷信+暴虐”的决策模式，本质是将国家公器当作满足个人猜忌与虚荣的工具，最终只会透支民力、瓦解统治基础。
--强权下的“统治悖论”：石虎试图用“百万大军”“宫殿营造”彰显权威，却忽视了“民心是权力的根基”。太史令赵揽用谶语劝止南征，本质是借迷信说出“民力已竭”的实情；而他对王朗的纵容、对王波的牺牲，则暴露了暴君统治的致命缺陷——权力缺乏约束时，“亲信”与“重臣”都只是随时可弃的棋子，最终必然导致朝堂离心、无人敢言。
君臣关系的“永恒困局”：慕容皝的“用人与防人”及慕容翰的悲剧
前燕灭宇文氏的战争，是“能臣建功”与“君主猜忌”的经典碰撞，折射出古代权力结构中难以调和的矛盾。
--高诩的“忠勇与清醒”：他明知讨伐宇文氏“对将领不利”，仍以“忠臣不避危险”主动出征，甚至临行前不告家人、只托家事，展现了传统士大夫的“公义优先”；而他拒绝给慕容皝看天文书时的辩解——“君主掌关键，臣子做本职”，放到现代就是“专业人做专业事”的管理逻辑，可惜在“君主需绝对掌控”的时代，这种理性分工难以被完全接纳。
--慕容翰的“功高震主之殇”：作为前燕的“战神级”将领，他为灭宇文氏斩杀核心敌将涉夜干，却因“在家试马”被诬告谋反，最终饮药而死。他临终前“想荡平羯贼（后赵）却志未竟”的感叹，道尽了古代能臣的共同悲剧——君主需要能臣打天下，却容不下能臣“功高盖主”；而“猜忌”的种子一旦种下，即便没有实据，也能成为诛杀功臣的理由。慕容皝的行为，看似“消除隐患”，实则自断臂膀——若慕容翰不死，前燕后来与后赵、东晋的博弈或许会有不同格局。
门阀政治的“平衡术”：东晋权力交接中的“妥协与博弈”
晋康帝驾崩后的权力更迭，是东晋“门阀与皇权共治”模式的生动写照，比后赵的“一言堂”多了几分复杂的平衡，但也埋下了低效的隐患。
--“立储之争”背后的门阀角力：庾冰、庾翼（庾氏门阀代表）想立宗室司马昱，本质是希望通过拥立“易于控制”的君主巩固家族权力；何充坚持立两岁的皇子司马聃，表面是“尊宗法”，实则是借“皇权正统”对抗庾氏。最终何充胜出，并非“正义战胜私利”，而是东晋门阀间“相互制衡”的结果——没有任何一家门阀能独大，只能在“皇权符号”下妥协。
--褚裒的“避嫌与清醒”：作为太后之父（外戚），褚裒拒绝“录尚书事”的中枢职位，主动外镇京口，看似“退让”，实则是最理智的选择——东晋门阀对“外戚专权”的警惕性极高，强行掌权只会成为众矢之的。他“朝堂称臣、私下面父”的礼仪安排，更是将“门阀体面”与“皇权规矩”的平衡做到了极致，避免了因外戚干政引发的动荡。
--庾翼的“北伐理想与现实困境”：庾翼在兄长庾冰死后修缮兵器、屯田储粮，试图继承庾氏“北伐中原”的志向，但东晋的现实是“门阀各自为战”——中央权威弱，地方刺史只关注自家利益，北伐缺乏统一调度。这种“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处境，也注定了东晋多次北伐“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
迷信与政治的“捆绑”：古代认知局限下的决策依赖
从石虎因星象杀王波，到李势因“火星守心宿”重祭祖先，这段记载中“迷信与政治的深度绑定”，本质是古代科技不发达、认知水平有限时的必然选择——当统治者无法用理性解释天灾人祸、权力风险时，就会将“谶语、星象”当作“决策依据”和“权力合法性的背书”。
但这种“绑定”的危害显而易见：它让决策脱离实际（如石虎因白雁停军，错失可能的战略机会），也让政治沦为“迷信的附庸”（王波无过而死，只因姓氏符合“挡灾”需求）。对比现代社会，“科学决策”的核心价值正在于——用数据、逻辑替代迷信、直觉，用制度约束替代个人意志，这正是古代政治难以突破的“认知天花板”。
结语：一段历史，一面镜子
公元344年的这些事件，看似是“遥远的古代故事”，实则折射出权力运行的普遍规律：暴君的“为所欲为”终将自食其果，君主的“猜忌心”会摧毁最得力的臂膀，门阀的“博弈平衡”虽能避免极端却难有作为，而“迷信主导决策”永远是治理的大忌。
对现代而言，它的启示在于：权力需要约束，决策需要理性，人才需要信任，而“共治”的核心不是“利益妥协”，而是“规则共识”——这或许是这段千年前的历史，留给今天最鲜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