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始五年（公元269年 己丑年）
春天，正月，吴国皇帝立儿子孙瑾为皇太子。
二月，从雍州、凉州、梁州分出一部分设置秦州，任命胡烈当刺史。之前，邓艾接收了好几万投降的鲜卑人，把他们安置在雍州和凉州之间，跟老百姓混居在一起。朝廷担心时间长了会出乱子，因为胡烈在西部一直名声响亮，所以派他去镇守安抚。
青州、徐州、兖州这三个州发大水。
晋武帝有灭掉吴国的想法。壬寅日，任命尚书左仆射羊祜统领荆州各项军事，镇守襄阳；任命征东大将军卫瓘统领青州各项军事，镇守临菑；任命镇东大将军东莞王司马伷统领徐州各项军事，镇守下邳。
羊祜对远近的百姓都很安抚关怀，特别得江汉地区百姓的心。他对吴国人也坦诚讲信用，投降过来的人要是想走，都随便他们。他还减少了巡逻防守的士兵，让他们去开垦了八百多顷田地。他刚到的时候，军队的粮食不够吃一百天，到了后期，竟然有了够吃十年的储备。羊祜在军队里，常常穿着轻便的皮衣，系着宽松的带子，身上不穿铠甲，他住的地方，侍卫也就十几个人。
济阴太守巴西人文立上奏说：“以前蜀汉那些名臣的子孙流落到咱们这儿的，应该根据他们的才能安排官职任用，这样能安抚巴蜀地区的人心，也能让吴国人看到咱们的诚意。”晋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己未日，下诏说：“诸葛亮在蜀汉的时候，尽心尽力，他儿子诸葛瞻在危难时为忠义而死，他孙子诸葛京应该根据才能安排官职。”又下诏说：“蜀汉将领傅佥父子为他们的君主战死。天下的忠义都是一样的，哪能因为是敌国就区别对待呢！傅佥的儿子傅着、傅募被没收到官府做奴隶，应该赦免他们成为平民。”
晋武帝任命文立为散骑常侍。蜀汉原来的尚书犍为人程琼，品德高尚、很有学问，和文立交情深厚。晋武帝听说了他的名声，就问文立，文立回答说：“我很了解这个人，但是他快八十岁了，性格谦逊退让，也没有当年的声望了，所以就没向您汇报。”程琼听说后，说：“文立可以说是不结党营私啊，这就是我欣赏他的原因。”
秋天，九月，有彗星出现在紫微星附近。
冬天，十月，吴国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衡。
晋武帝封皇子司马景度为城阳王。
当初，汝南人何定曾经是吴大帝孙权的侍从，等到现任吴国皇帝即位，何定上表说自己是先帝的旧人，请求回到宫里做内侍。吴国皇帝就让他当了楼下都尉，负责掌管买酒和粮食的事儿，这何定就开始作威作福。吴国皇帝特别信任他，好多事儿都交给他办。左丞相陆凯当面指责何定说：“你看看前前后后那些侍奉君主不忠心、扰乱国家政事的人，有几个能善终的？你为啥非要干这些奸邪的事儿，让皇上被蒙蔽！你应该改过自新，不然，很快你就会有大祸临头。”何定对陆凯那是恨得牙痒痒。陆凯一心为国家，忠心诚恳发自内心，上奏的表疏都是直指事情，不做粉饰。等到他生病的时候，吴国皇帝派中书令董朝去问他有啥想说的，陆凯说“何定这个人不能信任重用，应该给他个外职。奚熙就是个小官，他提议开垦浦里田，这事儿也不能听。姚信、楼玄、贺邵、张悌、郭逴、薛莹、滕修，还有我族弟陆喜、陆抗，他们有的清白忠诚、勤奋努力，有的才能卓越，都是国家的好帮手，希望陛下多留意，跟他们探讨当下的事务，让他们都能尽忠，或许能补救一些万一。”贺邵是贺齐的孙子；薛莹是薛综的儿子；楼玄是沛人；滕修是南阳人。不久陆凯就去世了。吴国皇帝一直对陆凯的直率心里有气，而且天天听何定说陆凯的坏话，时间长了，最后把陆凯的家人流放到了建安。
吴国皇帝派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丹杨人陶璜从荆州方向出发，派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走海路出发，都到合浦会合，去攻打交趾。
十二月，有关部门上奏说太子对两位老师表示敬意的礼仪，应该有所不同。晋武帝说：“崇敬老师，是为了尊重道和重视教育。怎么能说这关乎臣子不像臣子呢！就让太子行跪拜礼。”
泰始六年（公元270年 庚寅年）
春天，正月，吴国丁奉带兵进入涡口，扬州刺史牵弘把他打跑了。
吴国万彧从巴丘回到建业。
夏天，四月，吴国左大司马施绩去世。任命镇军大将军陆抗统领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等地的军事，治所设在乐乡。陆抗觉得吴国皇帝处理政事有很多不足，就上疏说：“我听说品德相当的时候，人多的一方能战胜人少的；力量相等的时候，安定的一方能制服危险的一方，这就是六国为啥被秦国吞并、西楚为啥被汉朝打败的原因。现在敌人占据的地方，可不只是关右、鸿沟以西，而咱们国家对外没有联合他国的援助，对内也没有西楚那么强大，各种政务都在衰败，老百姓也没过上好日子。大家讨论时依靠的，不过是长江和险峻的山岭作为边界。但这只是守卫国家最基础的事儿，不是有智慧的人首先考虑的。我每次想到这些，半夜都睡不着，摸着枕头发愁，吃饭都忘了滋味。侍奉君主的道义，就是敢于冒犯但不能欺骗，我谨慎地陈述当前应该做的十七件事，希望您能知道。”吴国皇帝没采纳他的建议。
李勖觉得走建安这条路不利，就杀了带路的将领冯斐，带兵返回。当初，何定曾经想给儿子向李勖家求婚，李勖没答应，于是何定就说李勖冤枉杀了冯斐，还擅自撤军回来，结果李勖和徐存都被杀了，家属也没能幸免，李勖的尸体还被焚烧。何定又让将领们各自献上供皇帝玩赏的狗，一只狗价值几十匹细绢，狗的缨带值一万钱，用这些狗去抓兔子供厨房用。吴国人都觉得这事儿的罪魁祸首是何定，可吴国皇帝却认为何定忠诚勤恳，还赐给他列侯的爵位。陆抗上疏说：“小人不懂道理，见识又短浅，就算让他们竭尽全力、尽忠守节，都不一定能胜任，更何况他们一直心怀奸邪，而且爱憎无常呢！”吴国皇帝不听他的。
六月戊午日，胡烈在万斛堆讨伐鲜卑的秃发树机能，战败被杀。都督雍州、凉州各项军事的扶风王司马亮派将军刘旗去救援，刘旗却在那儿观望，不敢前进。司马亮因此被贬为平西将军，刘旗按罪当斩。司马亮上奏说：“指挥调度的过错，是我造成的，请求饶刘旗一死。”晋武帝下诏说：“要是罪过不在刘旗，那肯定得有人承担。”于是就罢免了司马亮的官职。派尚书乐陵人石鉴代理安西将军，都督秦州各项军事，去讨伐秃发树机能。秃发树机能兵力强盛，石鉴让秦州刺史杜预出兵攻打。杜预认为敌人正乘胜追击，马匹肥壮，而官军粮草缺乏，应该集中力量大量运输粮草，等春天再去征讨。石鉴就上奏说杜预拖延时间，耽误军事行动，用囚车把杜预押到廷尉那儿治罪，杜预用财物赎罪才免了罪。后来石鉴去讨伐秃发树机能，最终也没能取胜。
秋天，七月乙巳日，城阳王司马景度去世。
丁未日，任命汝阴王司马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州、凉州等州的各项军事，镇守关中。
冬天，十一月，立皇子司马柬为汝南王。
吴国皇帝的堂弟、前将军孙秀担任夏口督，吴国皇帝讨厌他，民间都传言孙秀要被收拾。正好吴国皇帝派何定带五千人到夏口打猎，孙秀害怕了，夜里带着妻子儿女和几百个亲兵来投奔晋国。十二月，晋国封孙秀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会稽公。
这一年，吴国大赦天下。
当初，魏国把南匈奴的五个部落安置在并州的各个郡，和中原的百姓混居在一起。这些匈奴人自称他们的祖先是汉朝皇室的外孙，所以改姓刘。
【内核解读】
泰始五年至六年（公元269年至270年），是西晋王朝建立初期与东吴政权对峙的关键阶段。这两年间，西晋蓄力谋吴、整顿内政，东吴却深陷权臣乱政、决策失误的泥潭，南北双方的国力差距与政治格局在此过程中逐渐明晰，为西晋日后统一全国埋下了重要伏笔。
西晋：战略布局与内政调整的双重推进
西晋在这一时期展现出明确的统一战略和务实的内政举措，为其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布局上，晋武帝司马炎将灭吴列为核心目标，精心部署边防力量。泰始五年二月，朝廷分雍、凉、梁州置秦州，以名将胡烈为刺史，强化对西北鲜卑部族的控制，解决伐吴的后顾之忧；同年二月，又任命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形成对东吴的三面威慑。尤其是羊祜在荆州的治理堪称典范——他推行怀柔政策，赢得江汉民心；开放边境信任，允许降者自由来去；削减戍卒开垦荒地，短短数年便将军队粮食储备从“无百日之粮”提升至“十年之积”。这种“以德服人”与“以力备敌”相结合的策略，不仅增强了西晋的军事实力，更在心理上瓦解着东吴的抵抗意志。
在内政方面，西晋着力化解三国遗留的民族与阶级矛盾。济阴太守文立提出的“量才叙用蜀汉名臣子孙”的建议被晋武帝采纳，朝廷不仅赦免诸葛亮之孙诸葛京、恢复其官职，还免除了蜀将傅佥家属的奴籍。这一系列举措打破了“敌友有别”的狭隘观念，体现了“天下之善一也”的治国理念，既安抚了巴蜀地区的民心，也向天下展示了西晋政权的包容性，为统一战争争取到更多支持。晋武帝对程琼等隐贤的尊重、对文立“不党”品格的认可，也反映出初期西晋朝廷对人才的重视与清明的政治风气。
东吴：权臣乱政与决策失据的衰落轨迹
与西晋的积极进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吴在这一时期深陷内部危机，政治腐败与决策失误不断加剧。
吴主孙皓的统治堪称东吴由衰转亡的关键推手。他重用奸佞何定——一个凭借“先帝旧人”身份上位的宦官，使其掌握粮食专卖等核心权力。何定专擅威福、敲诈勒索，甚至通过“上贡御犬”等荒诞方式敛财，一匹犬的价值竟达数十匹绢，缰绳更是标价一万钱。面对如此乱象，左丞相陆凯虽挺身而出，直言劝谏并列举何定的罪状，却遭到孙皓的猜忌与何定的报复。陆凯临终前推荐的姚信、楼玄、贺邵等贤臣未被重用，其家族反而在他死后被流放建安，这种“忠而被谤”的结局彻底寒了东吴士人的心。
在军事决策上，东吴的表现同样令人堪忧。泰始五年冬，东吴派遣多路大军进攻交趾，却因内部协调混乱收效甚微；次年，李勖因行军路线不利便擅杀向导冯斐撤军，最终被何定借机报复灭族，暴露出东吴军队纪律涣散、政军勾结的严重问题。陆抗作为东吴最后的名将，虽敏锐指出“长江天险非守国之本”，上疏提出十七条治国建议，却被孙皓束之高阁。这种对忠言的漠视与对权臣的纵容，使得东吴在与西晋的对峙中逐渐丧失优势。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吴主孙皓的堂兄、前将军孙秀因恐惧被杀，率部投奔西晋，这一事件不仅削弱了东吴的军事力量，更凸显了其统治集团的离心离德。
民族问题：南北政权共同面临的挑战
这一时期，民族问题成为影响南北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西晋方面，邓艾曾收纳数万鲜卑降者置于雍、凉之间，泰始五年朝廷因担心其“久而为患”，特意任命胡烈为秦州刺史镇抚。但这一隐患最终在泰始六年爆发——鲜卑秃发树机能在万斛堆击败晋军，斩杀胡烈，随后又挫败石鉴、杜预的征讨。这场持续的西北战乱暴露出西晋对边疆民族政策的缺陷，也牵制了其南下伐吴的力量。
在北方，南匈奴五部已定居并州诸郡，与汉族杂居，并以“汉氏外孙”自居改姓刘氏。这一群体虽暂时未引发大规模冲突，但其民族认同与聚居状态已为日后的“五胡乱华”埋下伏笔，反映出三国末年民族融合与矛盾并存的复杂局面。
历史启示：治国者的格局决定政权的命运
泰始五年至六年的历史事件，清晰展现了治国者的格局与决策对政权命运的决定性影响。晋武帝虽非完美君主，但他能采纳忠言、布局长远、包容异己，通过战略准备与内政调整凝聚国力；而吴主孙皓则沉溺于权力游戏，宠信奸佞、排斥忠良、漠视民生，最终使东吴在短短数年间由强转弱。
羊祜在荆州的“轻裘缓带”与陆抗在乐乡的“中夜抚枕”，两位名将的不同境遇恰是南北政权命运的缩影——一个在清明政治中积蓄力量，一个在腐朽统治中独木难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西晋在解决内部矛盾中不断成长时，东吴却在自我消耗中加速衰落，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早已注定了三分归晋的最终结局。
这两年的历史也印证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国家的强大从来不是依靠天险或武力，而是取决于民心向背、吏治清明与战略远见。西晋的崛起与东吴的衰落，不过是这一真理在三国末年的生动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