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元二年（公元255年，乙亥年）
春天正月，毋丘俭和文钦假传太后诏书，在寿春起兵，还发文书到各个州郡，宣称要讨伐司马师。他们还上表说：“相国司马懿忠诚正直，对国家有很大的功劳，他的后人应该得到宽宥。现在请求废掉司马师，让他以侯爵的身份回家，由他弟弟司马昭代替他的位置。太尉司马孚忠孝谨慎，护军司马望忠诚公正，尽心尽力做事，他们都应该受到亲近和重用，授予重要职位。”司马望是司马孚的儿子。毋丘俭还派人去拉拢镇南将军诸葛诞，结果诸葛诞直接把使者给杀了。毋丘俭和文钦带着五六万人渡过淮河，向西到了项县。毋丘俭在项县坚守，让文钦在外面带着部队灵活作战。
司马师向河南尹王肃问应对的计策，王肃说：“以前关羽在汉水边上俘虏了于禁，有向北争夺天下的志向，后来孙权偷袭了关羽将士的家属，关羽的军队一下子就瓦解了。现在淮南将士的父母、妻子、儿女都在内地各州，咱们只要赶紧去防御，让他们不能前进，肯定会出现像关羽军队那样土崩瓦解的情况。”当时司马师刚割掉眼睛上的瘤子，伤口很严重，有人觉得大将军不适合亲自出征，不如派太尉司马孚去抵挡毋丘俭和文钦。只有王肃和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劝司马师亲自去，司马师一时拿不定主意。傅嘏说：“淮河、楚地的士兵很勇猛，毋丘俭他们仗着兵力想远道而来拼斗，势头很难抵挡。要是将领们打仗有胜有败，一旦大局失去控制，那事情就糟了。”司马师一下子站起来说：“那我带病也要往东去。”戊午日，司马师率领朝廷内外各路军队去讨伐毋丘俭和文钦，让弟弟司马昭兼任中领军，留在洛阳镇守，还召集三方的军队在陈县和许县会合。
司马师又向光禄勋郑袤问计策，郑袤说：“毋丘俭喜欢谋划，但不了解实际情况，文钦勇猛却没什么谋略。现在咱们大军出其不意地过去，江淮地区的士兵，虽然锐气十足但不够稳固，咱们应该深挖壕沟，高筑壁垒，挫败他们的士气，这是像周亚夫那样的好计策。”司马师觉得说得对。
司马师任命荆州刺史王基为代理监军，授予符节，统领许昌的军队。王基对司马师说：“淮南这次叛乱，不是当地官吏和百姓想造反，是毋丘俭他们欺骗、引诱、胁迫大家，大家害怕眼下被杀，所以才暂时聚集在一起。要是咱们大军一到，肯定马上就土崩瓦解，毋丘俭和文钦的脑袋用不了一早上就能送到军营门口。”司马师听了他的话，让王基带领前军。但没过多久，又下令王基停止前进。王基认为：“毋丘俭他们率领军队完全有能力深入进攻，却一直不前进，说明他们的欺诈手段已经暴露，大家心里起疑，士气低落。现在咱们不展示军威来满足民众的期望，反而停军高筑壁垒，看起来像是害怕怯懦，这不符合用兵的策略。要是毋丘俭和文钦抢夺百姓来扩充自己的力量，那些被叛军俘获的州郡士兵家属，就会更加离心离德，被毋丘俭他们胁迫的人，想到自己罪行严重，也不敢再回来。这样就等于把军队放在没用的地方，还成了坏人作恶的源头。如果吴国趁机入侵，那淮南就不是咱们国家的了，谯、沛、汝、豫这些地方也会危险不安，这可是个大失误。咱们军队应该赶紧前进占据南顿，南顿有个大仓库，里面的粮食足够军队吃四十天。守住坚固的城池，依靠储存的粮食，先下手为强，这是平定叛军的关键。”王基多次请求，司马师才同意，于是王基率军前进，占据了?水。
闰月甲申日，司马师的军队驻扎在?桥，毋丘俭的将领史招、李续陆续来投降。王基又对司马师说：“用兵讲究的是宁可拙笨但要快速，没见过靠巧妙却拖得很久能成功的。现在外面有强大的敌人，内部有叛乱的臣子，如果不及时决断，事情发展到什么地步就不好说了。很多人说将军您应该稳重。稳重是对的，但停军不进就不对了。稳重，不是说不前进，而是前进的时候让敌人无法侵犯。现在咱们守着壁垒，实际上是给敌人积累物资，还从远处运送军粮，这可不是好办法。”司马师还是没答应。王基说：“将领在军中，有时候君主的命令也可以不接受。这个地方敌人得到有利，咱们得到也有利，这就是所谓的必争之地，南顿就是这样的地方。”于是王基就直接进军占据了南顿。毋丘俭等人从项县也想来争夺，走了十几里，听说王基已经先到了，就又退回项县坚守。
癸未日，征西将军郭淮去世，朝廷任命雍州刺史陈泰接替他的职位。
吴国丞相孙峻率领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会稽人留赞袭击寿春。司马师命令各路军队都深挖壕沟、高筑壁垒，等待东边军队集结。将领们请求进军攻打项县，司马师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淮南的将士本来就没有造反的心思，是毋丘俭和文钦劝说引诱他们起事，还说远近肯定都会响应。但起事那天，淮北地区的人就不跟着他们干，史招、李续先后投降，内部不和，外部反叛，他们自己也知道肯定会失败。被困的野兽还想挣扎搏斗，咱们要是速战，正好合了他们的心意。虽然咱们肯定能打败他们，但也会伤亡很多人。而且毋丘俭他们欺骗将士，诡计多端，稍微和他们相持一段时间，他们的虚假面目就会暴露，这就是不战而胜的办法。”于是派诸葛诞督领豫州各路军队，从安风方向前往寿春；征东将军胡遵督领青州、徐州各路军队，出兵谯、宋之间，截断毋丘俭他们的退路；司马师自己则驻扎在汝阳。毋丘俭和文钦前进没法战斗，后退又怕寿春被袭击，无计可施。淮南将士的家都在北方，军心沮丧离散，投降的人接连不断，只有淮南刚归附的农民还听他们指挥。
毋丘俭刚开始起兵的时候，派了个跑得快的人送信到兖州，兖州刺史邓艾把送信的人杀了，然后率领一万多人，日夜兼程前进，先赶到乐嘉城，还造了浮桥等待司马师的大军。毋丘俭派文钦带兵去袭击乐嘉城。司马师从汝阳秘密带兵到乐嘉和邓艾会合。文钦突然看到大军，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文钦的儿子文鸯，年仅十八岁，勇猛过人，他对文钦说：“趁他们还没稳住，赶紧进攻，能打败他们。”于是把军队分成两队，趁夜夹攻司马师的军队。文鸯率领壮士先到，大声鼓噪，司马师的军中一片混乱。司马师也很震惊，他眼睛上的伤口因为惊吓，眼珠都突出来了，他怕众人知道，把被子都咬烂了。文钦那边却没能按约定时间赶到接应。等到天亮，文鸯看到对方兵力强盛，就带兵退回。司马师对将领们说：“叛军要跑了，可以去追！”将领们说：“文钦父子勇猛，还没受到挫折，为啥要跑？”司马师说：“打仗是一鼓作气，再鼓气就衰弱了。文鸯鼓噪进攻，却没得到接应，气势已经受挫，不跑还等什么！”文钦打算带兵往东撤退，文鸯说：“不先挫挫他们的势头，咱们走不了。”于是带着十几个勇猛的骑兵，冲入敌阵，所到之处敌人纷纷溃败，然后才撤离。司马师派左长史司马班率领八千勇猛的将领追击，文鸯单人匹马冲入数千骑兵中，每次都能杀伤一百多人，进出六七次，追击的骑兵都不敢靠近他。
殿中有个叫尹大目的人，小时候是曹氏的家奴，常在天子身边。司马师出征也带着他一起。尹大目知道司马师的一只眼珠已经突出，就对司马师说：“文钦本来是您的心腹，只是被人误导了而已。而且他和天子是老乡，一直和我关系不错，求您让我去追他，跟他解释清楚，让他回来跟您重归于好。”司马师答应了。尹大目单人骑着大马，穿着铠甲头盔，去追文钦，远远地和他喊话。尹大目心里其实是向着曹氏的，故意说：“您何必不能再忍几天呢！”想让文钦明白他的意思。文钦却完全没明白，反而大声骂尹大目：“你是先帝的家臣，不想着报恩，反而跟着司马师造反，你不顾天理，上天不会保佑你！”还张弓搭箭要射尹大目。尹大目流着泪说：“大势已去，你好自为之吧！”
就在这天，毋丘俭听说文钦退兵，心里害怕，连夜逃跑，军队随即大乱溃散。文钦回到项县，因为孤军无援，没办法立足，想回寿春，结果寿春已经溃败，只好逃到吴国。吴国的孙峻到了东兴，听说毋丘俭等人战败，壬寅日，进军到橐皋，文钦父子到孙峻军中投降。毋丘俭逃跑，等跑到慎县的时候，身边的士兵渐渐都离他而去，毋丘俭躲在水边的草丛里。甲辰日，安风津的百姓张属去把毋丘俭杀了，把他的首级送到京城，朝廷封张属为侯。诸葛诞到了寿春，寿春城里十多万人害怕被杀，有的逃到山林沼泽，有的逃到吴国。朝廷下诏任命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毋丘俭被灭了三族。毋丘俭的党羽七百多人被关进监狱，侍御史杜友负责审理，只杀了带头的十几个人，其他的都上奏请求赦免。毋丘俭的孙女嫁给了刘氏，按罪应该处死，但因为怀孕被关在廷尉。司隶主簿程咸提议说：“已经出嫁的女子，如果已经生育，就成了别人家的母亲。从防止犯罪的角度，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惩戒奸乱；从人情的角度，却伤害了孝子的恩情。男子不会因为别的家族犯罪而受牵连，女子却要因为夫家和父家两边的罪被处死，这不是怜悯女性柔弱、均衡法制的做法。我认为未出嫁的女子，可以跟随父母受刑；已经出嫁的女子，应该跟随夫家受刑。”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还写进了法律条文中。
【内核解读】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的淮南之乱，是曹魏后期司马氏集团与地方反抗势力矛盾激化的标志性事件。这场以毋丘俭、文钦起兵讨司马师为核心的叛乱，不仅展现了三国末期军事谋略的交锋，更折射出权力更迭中人性的复杂、制度的漏洞与历史的必然走向。
叛乱根源：权力失衡下的必然冲突
毋丘俭与文钦的起兵，本质上是曹魏旧臣对司马氏专权的最后反抗。自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曹魏皇权旁落，司马氏通过血腥镇压逐步巩固权势。毋丘俭作为深受魏明帝信任的老将，目睹曹爽集团覆灭、王凌等重臣被诛，深知自身难逃猜忌，起兵实为自保与“兴复魏室”的双重诉求。
从叛乱初期的部署看，毋丘俭试图通过“矫太后诏”占据道德高地，以司马懿“忠正有勋”反衬司马师“专权乱政”，这种策略既显示其对舆论的重视，也暴露了曹魏正统观念仍具影响力。然而，诸葛诞斩杀来使的决绝态度，已预示地方实力派对叛乱的观望立场，叛乱从一开始就缺乏广泛联盟基础。
军事博弈：谋略与决断的生死较量
司马师在平定叛乱中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军事家的冷静与决断。面对“新割目瘤，创甚”的身体状况，他力排众议亲征，展现出对权力掌控的绝对执着。王肃以关羽败亡为例的分析，精准抓住淮南军“家属在内州”的致命弱点，为战略制定提供了关键依据。
王基的军事洞察尤为亮眼。他先是指出叛乱“非吏民思乱”的本质，主张速战速决；在司马师下令停军时，又力陈“停军高垒有似畏懦”的危害，最终以“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的魄力抢占南顿，控制关键粮库，彻底掌握战场主动权。这种“先发制人”的战术，与郑袤提出的“深沟高垒挫其气”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了平叛的核心策略。
相比之下，毋丘俭与文钦的军事失误堪称致命。毋丘俭“好谋而不达事情”，屯兵项城却迟迟不进，错失战机；文钦“勇而无算”，夜袭乐嘉城时与文鸯配合失误，导致军心溃散。尤其是文鸯单骑冲阵的勇武虽显传奇，却无法挽回战略颓势，反而加速了军队瓦解。
人性百态：乱世中的抉择与挣扎
这场叛乱中的人物群像，生动展现了乱世中的人性抉择。尹大目作为“曹氏家奴”，试图以私人关系劝降文钦，其“心实欲为曹氏”的隐秘立场，反映出宫廷旧人对曹魏的最后眷恋；而他最终“涕泣曰世事败矣”的无奈，道尽了时代洪流中个体的无力感。
普通士兵的选择更具代表性。淮南将士因“家属在北”而“众心沮散”，降者络绎不绝，印证了王肃“急往御卫瓦解其志”的预判。这种因家庭羁绊导致的军心浮动，成为司马氏取胜的关键因素。而寿春城中十馀万口“惧诛而流亡”的惨状，则揭示了权力斗争中平民的悲惨命运。
司法层面，杜友处理“俭党七百馀人”时仅诛首恶，程咸提出“已嫁妇女从夫家之戮”的建议被纳入律令，既体现了司马氏试图缓和矛盾的政治考量，也反映出古代法律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固化。
历史影响：司马氏代魏的关键节点
淮南之乱的平定，标志着曹魏旧势力反抗的彻底失败。此战之后，司马氏清除了淮南地区的反对力量，诸葛诞虽暂得重用，却已无力撼动司马氏根基（三年后诸葛诞起兵同样失败）。司马师在平叛后不久病逝，其弟司马昭顺利接班，权力交接平稳过渡，为后来司马炎代魏建晋铺平了道路。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场叛乱证明了门阀政治的不可逆转。司马氏通过联姻、拉拢士族巩固权力，而曹魏宗室早已衰微，无法形成有效抵抗。毋丘俭的失败，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曹魏皇权落幕的挽歌。
正元二年的淮南之乱，虽规模不及官渡、赤壁之战，却在三国历史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它既是军事谋略的经典案例，也是权力更迭的生动注脚，更以无数个体的命运沉浮，书写了乱世之中人性的光辉与幽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