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平三年（公元251年，辛未年）
春天正月，王基、州泰攻打吴国军队，把吴军打得落花流水，好几千吴兵投降。
三月，朝廷让尚书令司马孚做了司空。
夏天四月甲申日，任命王昶为征南大将军。
壬辰日，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太尉王凌听说吴国人把涂水给堵住了，就想借着这个机会出兵，他把各路军队都整顿好，上奏章请求去讨伐敌人，但皇帝下诏没答应。王凌不死心，派将军杨弘把自己想废掉皇帝、另立他人的计划告诉兖州刺史黄华，没想到黄华和杨弘一起把这事报告给了司马懿。司马懿带领中军，顺着水路来讨伐王凌。他先下了道赦免王凌罪行的诏书，又写了封信劝王凌，没过多久大军就悄悄到了百尺。王凌一看这形势，知道自己没辙了，就一个人乘船出去迎接司马懿，还派属官王彧去谢罪，把自己的印绶、符节这些都交出去。司马懿的军队到了丘头，王凌把自己绑起来，在水边等着，司马懿按照诏书的意思，派主簿去给王凌解开了绳子。
王凌觉得自己都被赦免了，再加上以前和司马懿关系也不错，就没多想，直接坐着小船想靠近司马懿。结果司马懿派人拦住他，让他的船停在淮河中间，和自己的船相距十多丈。王凌这才明白司马懿对自己有戒心，就远远地对司马懿说：“你要是写封信叫我，我敢不来吗？至于还带兵来吗！”司马懿说：“就因为知道你不会光凭一封信就来，所以我才带兵来。”王凌气呼呼地说：“你对不起我！”司马懿回他：“我宁愿对不起你，也不能对不起国家！”说完就派了六百步兵和骑兵，押着王凌往西去京城。王凌想试探一下司马懿是不是真想杀他，就跟他要棺材钉，司马懿还真让人给了他。五月甲寅日，王凌走到项地，知道自己没活路了，就喝毒药死了。
司马懿到了寿春，张式这些人都主动来自首。司马懿把这事儿彻查到底，凡是和王凌有牵连的人，全被灭了三族。还挖开王凌和令狐愚的坟墓，把棺材劈开，在附近的集市上暴尸三天，烧掉他们的印绶、朝服，最后把他们埋了。
以前，令狐愚还没当官的时候，就志向远大，大家都觉得令狐愚肯定能让令狐家族兴旺起来。只有他同族的叔叔，弘农太守令狐邵认为：“令狐愚这人虽然洒脱，但不注重品德修养，野心又大，肯定会让我们家族灭亡。”令狐愚听说后，心里特别不服气。后来令狐邵当了虎贲中郎将，而令狐愚也在仕途上经历了不少职位，在各个地方都有点名气。有一天，令狐愚不紧不慢地对令狐邵说：“之前听您说我会让家族后继无人，现在您怎么看呢？”令狐邵盯着他看了半天没说话，私下里对老婆孩子说：“令狐愚的性格和为人，还是老样子。依我看，他最终肯定会闯大祸，只是不知道我会不会受牵连，还是会连累你们。”令狐邵去世十多年后，令狐愚果然连累家族被灭。
令狐愚在兖州的时候，征召山阳的单固做别驾，单固和治中杨康都是令狐愚的心腹。令狐愚死后，杨康被司徒征召，到了洛阳，就把令狐愚以前的那些秘密事都抖搂出来了，令狐愚的事儿因此败露。司马懿到寿春后，见到单固，就问他：“令狐愚造反了吗？”单固回答：“没有这事儿。”杨康来汇报事情，内容和单固有关，于是司马懿就把单固和他的家属都抓起来，关进廷尉府，审了几十次，单固始终坚称没这回事。后来司马懿把杨康也抓起来，让他俩当面对质，单固没话说了，就大骂杨康：“你这个老东西！你既背叛了主公，又害我家族被灭，你觉得你还能活吗！”杨康一开始还想着能封侯，后来因为供词前后矛盾，也被砍头了。临刑前，两人一起被带出监狱，单固又骂杨康：“老奴才！你死有余辜。要是死人有知觉，你有什么脸到地下去！”
朝廷下诏，任命扬州刺史诸葛诞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各项军事。
吴王封潘夫人为皇后，宣布大赦天下，还改年号为太元。
六月，朝廷赐楚王曹彪死。把各个王公都集中到邺城，派有关部门看着他们，不让他们和其他人来往。
秋天七月壬戌日，皇后甄氏去世。
辛未日，任命司马孚为太尉。
八月戊寅日，舞阳宣文侯司马懿去世。朝廷下诏，让他儿子卫将军司马师做抚军大将军，掌管尚书台事务。
以前，南匈奴觉得自己的祖先是汉朝皇室的外甥，所以就冒用刘姓。曹操把单于呼厨泉留在邺城，把他的部众分成五部，住在并州境内。左贤王刘豹，是单于于扶罗的儿子，担任左部帅，他这一部族势力最强。城阳太守邓艾上奏说：“单于住在京城，羌夷部落就没人管了，聚散都没个主心骨。现在单于的地位越来越不受重视，而外面部族的势力却越来越大，所以对这些胡人不得不防啊。听说刘豹的部族里有反叛的胡人，咱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把他们分成两个部分，削弱他们的势力。去卑以前立过大功，可他儿子却没继承他的功业，应该给去卑的儿子封个显赫的名号，让他住在雁门。这样既能分化他们的国家，削弱敌人，又能追记以前的功劳，这可是守卫边疆的长远之计。”邓艾还建议：“和百姓住在一起的羌胡，应该慢慢把他们迁出去，让他们住在边境，这样可以推行廉耻教育，堵住坏人干坏事的路。”司马师都采纳了这些建议。
吴国的立节中郎将陆抗驻扎在柴桑，到建业来治病。病好后，准备回去，吴王流着泪和他告别，对他说：“我之前听信了谗言，对不住你父亲，也辜负了你。之前那些问罪的奏章，我都一把火烧了，你别让别人看见。”
这时候，吴王也有点意识到太子孙和是冤枉的。冬天十一月，吴王到南郊祭祀回来，得了风疾，就想把孙和召回来；但全公主、侍中孙峻和中书令孙弘坚决反对，这事儿就没成。吴王觉得太子孙亮年纪太小，就考虑该把后事托付给谁，孙峻推荐大将军诸葛恪，说他能担此重任。吴王觉得诸葛恪太刚愎自用，有点不放心，孙峻说：“现在朝廷大臣里，没有比诸葛恪更有才能的了。”于是吴王就把诸葛恪从武昌召来。诸葛恪临走前，上大将军吕岱劝他：“现在这世道艰难，你做每件事都得反复思考。”诸葛恪却不以为然：“以前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都说‘思考两次就够了’。现在您让我思考十次，这不就是觉得我能力不行嘛！”吕岱被说得无言以对，当时大家都觉得诸葛恪这话有点过分。
虞喜评论说：把天下大事托付给人，这责任太重了；臣子要行使君主的权威，这也太难了。同时承担这两件最难的事，还要处理各种政务，能胜任的人太少了。吕岱是国家的元老，志向远大，深谋远虑，刚用“十思”来劝诫诸葛恪，却被诸葛恪认为是说他能力差而遭到拒绝；这就是诸葛恪考虑不周全，智谋和谨慎没兼备啊！要是他能领会“十思”的意思，广泛询问当今事务，听到好的建议就像雷声一样迅速采纳，听从劝谏就像风一样立刻改变，怎么会最后死在殿堂上，被小人杀害呢！世人都觉得他口才好，反应快，就嘲笑吕岱无言以对很没水平，却不考虑事情安危和始终的重要性，这就好比只喜欢春天花朵的繁华，却忘了秋天果实的甘甜。以前魏国人攻打蜀国，蜀国人抵抗，都准备好要出击了，费祎却还在和来敏下棋，一点都不厌倦。来敏就觉得费祎肯定能打败敌人，说他谋略过人，内心镇定，脸上都没有担忧的神色。可长宁认为君子遇到事情要谨慎，善于谋划才能成功，蜀国本来就是个小国，还面临着强大的敌人，谋划的无非就是防守和进攻，怎么能自恃有余，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呢！这就是费祎性格宽厚但疏忽，不注意细节，最后被投降的郭循杀害，这不就是之前就有征兆，最后才酿成大祸嘛！以前听说长宁对费祎的评价，现在又看到诸葛恪拒绝吕岱的劝告，这两件事本质一样，都足以成为世人的教训。
诸葛恪到了建业，在吴王的卧室里见到他，在床前接受诏书，以大将军的身份兼任太子太傅，孙弘兼任少傅；诏书规定，各个部门的事情都由诸葛恪统一管理，只有生死大事，才需要向吴王报告。还专门制定了群臣百官拜见的礼仪，每个人都有相应的等级顺序。又任命会稽太守北海人滕胤为太常。滕胤是吴王的女婿。
十二月，任命光禄勋荥阳人郑冲为司空。
蜀汉的费祎回到成都，有个看风水的人说：“成都这地儿没有宰相的气运。”于是费祎又往北去，驻扎在汉寿。
这一年，蜀汉的尚书令吕乂去世，朝廷让侍中陈祗暂代尚书令。
评论
公元251年（曹魏嘉平三年，东吴太元元年），是三国后期极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里，曹魏内部的权力斗争走向白热化，东吴的储位之争埋下隐患，蜀汉的战略布局暗藏危机。历史在各方势力的角力中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的印记，既展现了权力场的残酷逻辑，也折射出人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
曹魏：司马懿的权力清算与时代转折
曹魏这一年的核心事件，无疑是太尉王凌的“淮南之叛”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这不仅是曹魏政权内部矛盾的总爆发，更是司马懿晚年权力巩固的关键一役。
王凌作为曹魏元老，以“吴人塞涂水”为由请求出兵，实则意图废黜曹芳、另立楚王曹彪，本质上是对司马懿专权的反抗。从历史记载来看，这场叛乱尚未正式发动便已败露，反映出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的控制力已达到惊人程度——当王凌将计划告知兖州刺史黄华时，对方毫不犹豫地与告密者杨弘联名揭发，足见司马懿的威慑力已渗透到地方军政体系的各个角落。
司马懿处理叛乱的手段极具政治手腕。他先是“先下赦赦凌罪，又为书谕凌”，以怀柔姿态麻痹对手；随后大军“掩至百尺”，形成军事压制。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尽显老谋深算的政治智慧。而当王凌主动投降后，司马懿的言行更耐人寻味——面对王凌“卿负我”的指责，他以“我宁负卿，不负国家”回应，将个人背信包装成政治大义，揭示了权力斗争中“道德让位于现实”的残酷法则。
王凌之死的细节尤其令人唏嘘。他“试索棺钉以观懿意”的试探，与司马懿“命给之”的决绝，构成了一场无声的心理博弈。这种近乎羞辱式的回应，彻底粉碎了王凌最后的幻想，最终迫使他饮药自尽。而司马懿“穷治其事，诸相连者悉夷三族”“剖棺暴尸”的行为，则将专制权力的冷酷发挥到极致。这种对政敌的极端清算，虽能暂时巩固权力，却也为后来司马氏代魏埋下了道德隐患——当权力可以践踏一切伦理纲常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便已动摇。
令狐愚家族的覆灭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其族父令狐邵早年“不修德而愿大，必灭我宗”的判断，最终不幸应验。这一案例揭示了个人品性与命运的深刻关联：才华若缺乏德行约束，野心若脱离现实根基，终将走向自我毁灭。而令狐愚与令狐邵的对话细节，更展现了人性中“恃才傲物”与“明哲保身”的鲜明对比。
司马懿在这一年八月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以抚军大将军身份辅佐魏明帝，后通过高平陵之变掌控政权，其政治生涯贯穿了曹魏由盛转衰的关键期。他的一生既是权谋的胜利，也是道德的争议——他奠定了西晋的基础，却也开启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动荡的序幕。
东吴：储位之争与权力交接的隐患
东吴在这一年的核心事件是孙权晚年的储位风波与权力布局。孙权立潘夫人为皇后、改元太元，本欲稳定政局，却因对太子和的态度反复，暴露了晚年决策的摇摆不定。当他“颇寤太子和之无罪”欲召其回京时，却因全公主、孙峻等人的反对而作罢，显示出皇权已受到外戚与宗室势力的掣肘。
诸葛恪的崛起与吕岱的“十思”之戒，构成了东吴政治的另一重要线索。吕岱以“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劝诫诸葛恪，本是基于乱世生存的经验之谈，却被诸葛恪以“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驳回。这种刚愎自用的态度，正如虞喜所评：“此元逊之疏，机神不俱者也！”诸葛恪的自负不仅体现为对元老的轻慢，更预示了他后来北伐失败的结局——当权力缺乏敬畏之心，才华便会沦为灾祸的催化剂。
虞喜的评论堪称点睛之笔。他将诸葛恪拒谏与蜀汉费祎之死相提并论，指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重要性。这种“居安思危”的政治智慧，在乱世中尤为珍贵。而诸葛恪“闻善不速、从谏不疾”的性格缺陷，使其最终“殒首殿堂，死于凶竖之刃”，印证了“性格决定命运”的永恒规律。
孙权临终前对诸葛恪的托孤，是一场风险极高的政治豪赌。他明知诸葛恪“刚很自用”，却在孙峻“当今朝臣之才，无及恪者”的劝说下最终妥协，反映出东吴后期人才凋零的无奈。这种“矮子里拔将军”的选择，注定了权力交接的不稳定——当辅政大臣缺乏制衡，而君主年幼无法亲政时，政变与内乱便成为必然。
吕岱与诸葛恪的对话，还揭示了东吴政治生态的深层问题。作为“国之元耆”的吕岱，其合理建议竟被视为“示劣”，反映出朝堂上下“尚空谈而轻务实”的风气。这种对经验智慧的轻视，对元老重臣的排挤，最终导致东吴在后期陷入频繁的权力斗争，一步步走向衰落。
蜀汉：战略调整与潜在危机
蜀汉在这一年相对平静，但细节中暗藏危机。费祎从成都北屯汉寿的决策，表面是因“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的迷信说法，实则反映出蜀汉后期战略重心的摇摆——从诸葛亮时代的北伐中原，到姜维时期的偏安防守，蜀汉的国力在连年征战中逐渐消耗。
尚书令吕乂的去世与陈祗的接任，标志着蜀汉中枢权力的更替。陈祗作为后主刘禅宠信的大臣，后来与宦官黄皓勾结，加速了蜀汉的衰败。这一人事变动虽未立即引发危机，却为蜀汉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印证了“贤臣治国，小人乱政”的历史规律。
历史启示：权力、人性与时代的共生关系
嘉平三年的历史事件，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三国后期的政治生态与人性本质：
在权力法则层面，司马懿与诸葛恪的案例形成鲜明对比——前者以隐忍与决断掌控权力，后者因刚愎与自负葬送前程，揭示了“权力是双刃剑”的永恒真理：能驾驭权力者，可成就大业；被权力吞噬者，必身败名裂。
在人性考验层面，王凌的天真、令狐愚的狂傲、诸葛恪的自负，共同构成了“野心超越能力”的失败样本；而令狐邵的远见、吕岱的忠言，则展现了理性与经验的价值。历史反复证明，人性中的优点与缺陷，在权力场中会被无限放大，最终决定个人与家族的命运。
在时代趋势层面，这一年的事件标志着三国鼎立格局的松动。曹魏的内部清洗削弱了统治基础，东吴的储位之争埋下内乱隐患，蜀汉的战略收缩加速了国力衰退。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共同指向了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当道德秩序让位于权力斗争，当经验智慧让位于意气用事，历史便会进入一个动荡与重构的循环。
虞喜在评论中所言“二事体同，皆足以为世鉴也”，恰是对这一年历史最好的总结。无论是费祎的“不防细微”还是诸葛恪的“逆吕侯之戒”，都在提醒后人：历史的教训从不遥远，权力的游戏需要敬畏，人性的修炼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