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刘禅登基即位，年仅十七岁。他尊奉皇后为皇太后，宣布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建兴。刘禅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大小政事，都由诸葛亮拍板决定。
诸葛亮开始规范官职设置，修订法律制度，还发布指令给下属们说：“参与政务的人，要集思广益，多多听取忠诚有益的意见。要是总怕得罪人，回避矛盾，不愿反复讨论，那肯定会出大问题。经过反复探讨而得出恰当结论，就好比扔掉破草鞋却得到了珠玉。然而人很难做到毫无保留，只有徐元直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从不含糊。还有董幼宰，参与政务七年，哪怕一件事有不到位的地方，他都能反复十次来告知提醒。要是大家能学到徐元直的十分之一，像董幼宰那样勤勉，对国家忠心耿耿，那我诸葛亮就能少犯点错啦。”
他又接着说：“以前刚开始和崔州平交往，常常听到他对我得失的看法；后来和徐元直相交，总能得到他恳切的教诲启发；之前和董幼宰共事，他每次说话都毫无保留；后来和胡济（伟度）共事，他也多次对我谏言劝阻。虽说我这人资质平庸、见识浅陋，不能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但能始终和这四位保持友好融洽的关系，也足以表明我对直言进谏的态度，从不怀疑排斥。”这个伟度，就是诸葛亮的主簿，义阳人胡济。
有一次，诸葛亮亲自校对文书，主簿杨颙直接走进来劝说道：“治理国家是有章法的，上下级职责不能混淆。我给您打个比方，假如有个人，让奴仆负责耕种，婢女掌管做饭，公鸡打鸣报晓，狗负责看家防盗，牛驮重物，马跑长途。这样家业就能有条不紊，各方面需求都能满足，主人就能轻松悠闲，只管吃喝玩乐。要是哪天主人非得啥事都亲力亲为，不再信任交付他人，累得自己身体疲惫、精神困顿，最后啥也干不成。难道是他的智慧还比不上奴婢、鸡狗吗？是他丢掉了当家作主的方法呀。所以古人说‘坐着谈论治国大道的，那是王公；亲身去做事的，是士大夫。’就像丙吉不过问路上横死的人，却操心牛喘气的事；陈平不愿意了解钱粮的具体数目，说‘自有主管的人’，他们这是真正明白自己职责本分的道理。现在您治理国家，却亲自校对文书，累得整天流汗，这不是太辛苦了嘛！”诸葛亮听后赶忙感谢他。后来杨颙去世，诸葛亮伤心地哭了好几天。
六月甲戌日，任城威王曹彰去世。甲申日，魏国的寿肃侯贾诩也走了。这期间还发了大水。
东吴的贺齐突袭蕲春，抓走了太守晋宗，得胜而归。
当初，益州郡的地方首领雍闿杀了太守正昂，通过士燮归附东吴，还抓住成都的太守张裔送给东吴，东吴便任命雍闿为永昌太守。永昌郡的功曹吕凯、府丞王伉带领官吏和士兵关闭边境坚守，雍闿无法前进，就派郡里的孟获去引诱煽动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纷纷响应。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也都起兵反叛响应雍闿。诸葛亮考虑到刚遭遇先帝刘备去世的大事，就采取安抚政策，没有立即出兵讨伐，而是鼓励百姓务农种粮，闭关休养生息，等百姓生活安稳、粮食充足了，再做打算。
秋天八月丁卯日，朝廷任命廷尉钟繇为太尉，治书执法高柔接替廷尉之职。当时三公没啥实际事务，也很少参与朝政，高柔就上奏章说：“三公这样的辅政大臣，那都是国家的栋梁，百姓都盯着呢。现在把他们安排在三公之位，却不让他们参与政事，他们就只能悠闲养老，很少有人能提出建设性意见，这可不符合朝廷重用大臣的本意，也违背了大臣向皇上进献可行建议、摒弃不可行之事的职责呀。古代遇到刑罚、政务有疑问的时候，就在槐树、酸枣树下商议。从今往后，朝廷要是有疑难问题、重大刑狱案件，应该多向三公咨询。每逢初一、十五三公上朝的时候，还可以特意请他们入宫，一起讨论得失，把事情研究透彻，这样或许能让皇上听到更多有用的声音，对国家的治理大有好处。”皇帝觉得这建议不错，就采纳了。
辛未日，皇帝到荥阳去打猎，接着又往东巡视。九月甲辰日，抵达许昌。
蜀汉的尚书，义阳人邓芝对诸葛亮说：“现在皇上年纪小，刚登基，应该派个得力的使者去东吴，重新巩固两国友好关系。”诸葛亮说：“我都琢磨好久了，就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今天终于想到啦。”邓芝忙问：“这人是谁呀？”诸葛亮说：“就是你呀。”于是就派邓芝以中郎将的身份去东吴修复友好关系。冬天十月，邓芝到了东吴。当时吴王还没和魏国彻底断绝关系呢，心里正犹豫，没马上接见邓芝。邓芝就自己上表请求拜见，说：“我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蜀汉，对东吴也有好处。”吴王这才接见他，说：“我其实也挺想和蜀汉交好的，就是担心你们蜀主年纪小，国家又不大，还面临魏国的威胁，自身难保啊。”邓芝回答说：“吴、蜀两国，占据四个州的地盘。大王您是当世豪杰，诸葛亮也是难得的人才。蜀汉有险要的地势，东吴有三江的阻隔。咱们把这两个优势结合起来，就像唇齿相依。进，可以一起争夺天下；退，也能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是明摆着的道理。要是大王您现在归附魏国，魏国往上会要求您去朝拜，往下会索要太子去当人质，要是您不答应，他们就会打着正义的旗号来讨伐，到时候蜀汉也会顺着长江东进。这样一来，江南这块地可就不再是您的啦。”吴王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说得对。”于是就和魏国断绝关系，专心和蜀汉联合。
这一年，蜀汉后主刘禅册封妃嫔张氏为皇后。
评论
这段史料聚焦于公元223年（蜀汉建兴元年、魏黄初四年）的历史片段，记录了蜀汉权力交替、曹魏官僚建言、吴蜀关系重构等关键事件，字里行间展现了三国初期各方势力在权力平衡、治理逻辑与战略抉择中的深层思考，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与历史启示至今仍具借鉴意义。
蜀汉权力交接：从“托孤”到“治政”的平稳过渡
五月，十七岁的刘禅即位，蜀汉进入“诸葛亮时代”。这段记载首先凸显了蜀汉权力结构的特殊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模式，既是刘备“托孤”遗命的延续，也是蜀汉在主少国疑背景下的必然选择。而诸葛亮掌权后的施政举措，展现了成熟政治家的治理理念：
制度建设优先：“约官职，修法制”的举措，直击刘璋时期益州吏治松散的积弊，为蜀汉政权夯实制度根基。
开放纳谏传统：诸葛亮在教令中反复强调“集众思，广忠益”，以徐庶的“不惑”、董和的“十反”为例，倡导官僚体系内的直言文化。这种对不同意见的包容，既体现了个人胸襟，更暗含治理智慧——在集权体制下，通过制度化的纳谏机制弥补信息盲区，减少决策失误。
权力边界意识：杨颙以“作家譬之”的谏言，深刻阐释了“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的治理原则。诸葛亮“谢之”并为其死“垂泣三日”的反应，展现了他对专业分工、层级权责的尊重，避免了集权走向专断的危险倾向。这种“集权而不专权”的平衡术，是蜀汉政权在动荡中保持稳定的关键。
曹魏官僚生态：三公职能的理性回归呼声
曹魏方面，高柔针对“三公无事，希与朝政”的现状上疏，提出“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的建议，反映了官僚体系对权力运行规范化的诉求。其核心逻辑在于：
权责匹配原则：三公作为“国之栋梁”，若“不使知政”，既浪费政治资源，也违背“献可替否”的大臣职责。
决策科学化需求：“刑政有疑，议于槐、棘之下”的古制传统，本质是通过多元参与提升决策合理性，避免因皇权独断或部门专权导致失误。
政治象征意义：三公“民所具瞻”的社会地位，使其参与朝政能增强政策公信力，“光益大化”的表述正点明这层价值。魏帝“嘉纳焉”的态度，显示曹魏政权在制度完善上的进步性。
吴蜀关系重构：战略同盟的理性抉择
邓芝使吴是这段史料的重头戏，其外交博弈展现了三国地缘政治的核心逻辑：
实力认知基础：邓芝开篇即点明吴蜀“四州之地”“重险之固”“三江之阻”的硬件优势，以及“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一时之杰”的软件资本，为同盟构建奠定实力认同。
风险收益分析：通过“委质于魏”将导致“入朝”“内侍”的主权丧失，与“共为唇齿”可“并兼天下”或“鼎足而立”的对比，清晰呈现战略选择的利弊得失。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说服，远比道德说教更具力量。
时机把握精准：邓芝出使恰逢吴王“未与魏绝”的狐疑期，“为吴非为蜀”的定位转换，巧妙化解对方戒备心理，最终促成“绝魏连蜀”的战略转向。这一决策不仅稳定了吴蜀边境，更重塑了三国力量平衡，为后来的长期对峙埋下伏笔。
历史启示：动荡时期的生存与发展逻辑
这段史料所涵盖的蜀、魏、吴三方动态，共同揭示了乱世治国的核心原则：
权力稳定优先：蜀汉的集权、曹魏的分权调整，本质都是通过优化权力结构实现政权稳定，不同路径源于不同国情。
制度建设为本：诸葛亮修法制、高柔重三公职能，均指向制度对权力的规范作用，显示成熟政权的治理共识。
战略务实为要：吴蜀同盟的重建，摒弃了意识形态偏见，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印证了“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国际关系法则。
人才价值凸显：从诸葛亮对徐庶、董和的推崇，到为杨颙垂泣，再到邓芝的外交成功，无不凸显人才对政权运行的关键作用。
从宏观视角看，公元223年的这些事件，是三国格局从“赤壁之战后的初步形成”到“夷陵之战后的重新调整”的关键节点。蜀汉通过内部整合稳定政权，曹魏通过制度完善巩固统治，东吴通过战略转向优化外部环境，三方的选择共同将历史推向“鼎足而立”的稳定期，也为各自后续的发展路径定下基调。其中蕴含的权力平衡、制度建设与战略博弈智慧，至今仍能为现代组织治理提供深刻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