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蔡邕被流放到朔方，遇上大赦得以返回。五原太守王智，是王甫的弟弟，他上奏说蔡邕诽谤朝廷。蔡邕没办法，只好逃命，在江海边躲了十二年。后来董卓听说了蔡邕的名声，征召他入朝为官，蔡邕称病不去。董卓生气地骂道：“我能灭他全族！”蔡邕害怕了，只好接受任命。到了京城后，被任命为祭酒，很受董卓敬重。后来考核成绩优异，三天之内，就接连升迁，历任多个重要官职，最后升为侍中。
董卓对袁绍说：“这天下的君主，得是贤明的人来当才行。每次想到灵帝，都让我气得不行！董侯（刘协）看着还可以，我现在想立他为帝，你觉得他能比史侯（刘辩）强吗？有些人看着有点小聪明，实际上却很糊涂，也不知道董侯到底咋样，先这么着吧。反正刘氏的后代，也不值得再留着了！”袁绍说：“汉朝统治天下都四百多年了，给百姓的恩泽深厚，百姓都拥戴汉室。当今皇上年纪轻轻，也没听说他有啥恶行传扬天下。您要是想废掉嫡长子，改立庶子，恐怕大家不会同意您的提议啊。”董卓按着剑呵斥袁绍：“你这小子，竟敢这样！天下的事，难道不由我做主！我想这么干，谁敢不听！你是不是觉得我董卓的刀不够锋利！”袁绍也激动起来，说：“天下有本事的人，难道只有你董公！”说完，他拔出佩刀，作了个横揖，径直走了出去。董卓刚到京城，见袁绍出身名门望族，所以没敢加害他。袁绍把符节挂在上东门，逃奔到冀州去了。
九月癸酉日，董卓召集百官，激昂地说：“当今皇帝昏庸懦弱，没办法供奉宗庙，当天下的君主。现在我想效仿伊尹、霍光的旧事，改立陈留王为帝，你们觉得咋样？”公卿及以下官员都又惊又怕，没人敢回应。董卓又高声说：“以前霍光定下立帝的决策，田延年手持宝剑相助。谁敢阻拦这个大事，一律按军法处置！”在座的人都被吓到了，只有尚书卢植说：“以前太甲即位后昏庸不明，昌邑王犯下一千多条罪过，所以才有废立君主的事。现在的皇上年纪轻轻，行为也没有失德之处，不能和以前的情况相提并论。”董卓听了大怒，散了会。他打算杀了卢植，蔡邕为卢植求情，议郎彭伯也劝董卓说：“卢尚书是天下闻名的大学者，是众人仰望的对象。现在要是先杀了他，天下人都会震惊害怕的。”董卓这才作罢，只是免去了卢植的官职。卢植于是逃到上谷隐居起来。董卓把废立皇帝的想法告诉太傅袁隗，袁隗表示同意这个提议。
甲戌日，董卓又在崇德前殿召集百官，胁迫太后下诏书废掉少帝，说：“皇帝在守丧期间，没有一点为人子的孝心，言行举止也不像个君主的样子，现在把他废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袁隗上前解下少帝的玉玺印绶，交给陈留王，扶着弘农王走下大殿，让他向北称臣。太后哽咽流泪，大臣们也都满心悲痛，但没人敢出声。董卓又说：“太后曾经逼迫永乐宫的董太后，导致董太后忧虑而死，这违背了婆媳之间的礼数。”于是把太后迁到永安宫。接着大赦天下，把年号昭宁改为永汉。丙子日，董卓用毒酒害死了何太后。公卿及以下官员不用穿丧服，参加葬礼的时候，只穿素色衣服就行。董卓还让人挖出何苗的棺材，拖出尸体，肢解后一节节砍断，扔在路边。又杀了何苗的母亲舞阳君，把尸体扔在园林的篱笆里。
之后下诏书，任命公卿及以下官员的子弟为郎官，来填补宦官留下的职位，让他们在殿上侍奉。
乙酉日，任命太尉刘虞为大司马，封襄贲侯。董卓自己担任太尉，兼领前将军军事，加赐符节、黄钺和虎贲卫士，改封为郿侯。
丙戌日，任命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
甲午日，任命豫州牧黄琬为司徒。
董卓带领各位公卿上书，为陈蕃、窦武以及那些党人伸冤，恢复他们的爵位，派使者去他们的墓地祭奠，提拔任用他们的子孙。
从六月开始下雨，一直下到这个月。
冬天，十月乙巳日，安葬灵思皇后（何太后）。
白波贼进犯河东，董卓派部将牛辅去攻打他们。
评论
这段记载聚焦于董卓入京后“废立擅权”的关键转折，展现了汉末权力更迭中最赤裸的暴力逻辑与士大夫群体的挣扎。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堪称“强权碾压传统”的典型样本：
废立：传统礼法的崩塌与强权的登场
董卓与袁绍的冲突，本质是“武力夺权”与“传统宗法”的正面碰撞。董卓一句“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彻底撕碎了“君权神授”的面纱——当权力的本质从“天命”变为“兵权”，四百余年的汉室传统便成了可随意改写的文本。
他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即汉献帝）的操作，虽打着“伊尹、霍光故事”的旗号，却暴露了致命的不同：伊、霍废立有“太甲不明、昌邑千过”的明确依据，且依托朝廷共识；董卓的理由仅是“皇帝暗弱、威仪不类人君”，实质是通过废立强化个人权威。袁隗（袁绍叔父）的“报如议”与卢植的抗争形成对比，前者代表士大夫集团的妥协，后者则是传统礼法最后的坚守，但卢植最终“逃隐上谷”，说明在绝对暴力面前，道义与学识已无足轻重。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何太后的结局：从被迁永安宫到被鸩杀，葬礼上“公卿不布服，素衣而已”，连何苗的尸骨都被掘出支解。这种对皇室成员的侮辱，彻底打破了“皇室尊严”的底线，宣告了“强权即真理”时代的到来。
士大夫的分化：妥协、反抗与逃离
面对董卓的专权，士大夫群体呈现出三种选择，预示着乱世中的生存逻辑：
蔡邕的妥协：这位因避祸流亡十二年的大儒，在董卓“我能族人”的威胁下应命，三日之内“周历三台”。他的选择折射出多数士人的无奈——在暴力胁迫下，“保全自身”往往压倒“坚守气节”。董卓对他的“敬重”，并非认同其才学，而是利用其名望装点门面，这种“合作”注定脆弱。
袁绍的反抗与逃离：袁绍“引佩刀横揖径出”，看似刚烈，实则是无力抗衡下的避祸。他逃奔冀州后，凭借“四世三公”的家族声望号召天下，代表着地方士族对中央强权的反抗。这种反抗虽暂时无力撼动董卓，却为“群雄讨董”埋下伏笔。
卢植的隐退：卢植因反对废立被免官后“逃隐上谷”，代表着不愿妥协也无力反抗者的选择。他的离去象征着传统士大夫与中央政权的决裂——当朝廷沦为军阀工具，“归隐”便成了保持气节的最后方式。
这三种选择，勾勒出乱世中知识分子的困境：妥协者或被利用，反抗者需付代价，隐退者则意味着放弃社会责任，无论选哪条路，都难逃亡乱的裹挟。
权力巩固的虚伪：拉拢与高压并举
董卓并非一味施暴，也懂得用“政治手段”巩固权力：
平反党锢：“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悉复其爵位”，此举旨在拉拢士大夫群体（尤其是与党锢相关的家族），洗刷自身“逆臣”形象。但这种“平反”出自权臣之手，而非朝廷共识，更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
封官许愿：任命刘虞为大司马、杨彪为司空、黄琬为司徒，看似延续旧制，实则是用高官厚禄收买人心。这些官员虽身居高位，却无实权，沦为董卓操控的傀儡。
填补权力真空：“除公卿以下子弟为郎，以补宦官之职”，既是重建宫廷秩序，也是将士族子弟纳入监控范围，防止宦官集团覆灭后的权力真空被他人利用。
这些手段虽暂时稳定了局面，却无法掩盖“武力夺权”的本质。当董卓同时进行“平反党锢”与“鸩杀太后”时，其行为的矛盾性已暴露无遗：他试图用传统规则包装强权，却又不断破坏规则，这种撕裂只会加剧社会的不信任。
结语：从“汉廷”到“军政府”的质变
这段历史的核心是“质变”——董卓的废立不是简单的权力更迭，而是统治逻辑的彻底改变：
权力来源从“宗法传承”变为“武力征服”；
统治基础从“士大夫共识”变为“军阀威权”；
社会秩序从“礼法约束”变为“暴力威慑”。
蔡邕的“三日周历三台”、袁绍的“横揖而出”、卢植的“逃隐上谷”，都是这场质变中的个体反应。而董卓对陈蕃、窦武的平反，更像是一种讽刺：党锢之祸中士大夫们用生命扞卫的原则，最终由一个军阀用强权“实现”，这本身就宣告了传统政治的破产。
从这一刻起，“汉”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符号，真正的游戏规则已变为“谁的兵多，谁的话就有理”。接下来的“群雄讨董”与三国分裂，不过是这场质变的自然结果——当强权突破了所有底线，天下只会陷入“以暴制暴”的循环，直到新的秩序在废墟上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