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戊子年）
春天正月甲子日，皇帝举行加冠礼，标志着成年啦。庚午日，朝廷大赦天下。
三月戊辰日，皇帝跟着皇太后到大将军梁冀的府上。
这时候，白马羌进犯广汉属国，把当地长官给杀了。益州刺史率领板楯蛮出兵，把白马羌打败了。
夏天四月丙子日，皇帝封自己的弟弟刘顾为平原王，让他负责祭祀孝崇皇；还尊称孝崇皇的夫人马氏为孝崇园贵人。
五月癸丑日，北宫掖廷里的德阳殿和左掖门着火啦，皇帝只好转移到南宫去住。
六月，把清河改名为甘陵。立安平孝王刘得的儿子经侯刘理为甘陵王，让他祭祀孝德皇。
秋天七月，京城发大水了。
建和三年（公元149年，己丑年）
夏天四月丁卯日的月末，发生了日食。
秋天八月乙丑日，天市星附近出现了彗星。
京城又发大水了。
九月己卯日，发生地震。庚寅日，又震了一次。
有五个郡和国的山崩塌了。冬天十月，太尉赵戒被免职；让司徒袁汤当太尉，大司农河内人张歆当司徒。
这一年，以前朗陵侯的国相荀淑去世了。荀淑年轻的时候学问渊博，品行高尚，当时的知名贤士李固、李膺都把他当作老师一样尊崇。他在朗陵任职的时候，处理事情明智公正，大家都叫他“神君”。荀淑有八个儿子，分别是荀俭、荀绲、荀靖、荀焘、荀汪、荀爽、荀肃、荀专，个个都很有名，当时的人把他们称为“八龙”。他们住的地方以前叫西豪里，颍阴县令渤海人苑康觉得以前高阳氏有八个有才的儿子，就把这个地方改名叫高阳里。李膺性格简约高傲，不怎么和人交往，只把荀淑当作老师，和同郡的陈寔做朋友。荀爽曾经去拜访李膺，还给他赶车，回来之后高兴地说：“今天终于能给李君赶车啦！”可见李膺有多受人仰慕。陈寔出身低微，一开始是郡里西门的亭长。同郡的钟皓因为品行忠厚被大家称赞，先后九次被公府征召，论年纪和资历都比陈寔老得多，但他却和陈寔交朋友。钟皓担任郡里的功曹，被征召到司徒府任职，临走的时候，太守问他：“谁能接替你的位置呢？”钟皓说：“您要是一定得找合适的人，西门亭长陈寔就可以。”陈寔听说后说：“钟君好像不太会看人呀，不知道为啥唯独看中我！”太守就任命陈寔做了功曹。当时中常侍山阳侯览请太守高伦安排一个人做官，高伦就批示让这人当文学掾。陈寔知道这人不适合，就带着公文去见高伦，说：“这人不适合任用，但侯常侍的要求又不能违背，我请求把他安排在外面的机构任职，这样不会玷污您的英明。”高伦同意了。于是乡里的人都奇怪为什么任用这么个人，陈寔却始终不解释。后来高伦被征召为尚书，郡里的士大夫送他到纶氏，高伦对大家说：“我之前为侯常侍安排人做官，陈君悄悄把批示拿回去，在外面公开安排那个人任职。最近听说有人因此看不起陈君，这过错其实是因为我害怕权贵，陈君真的是那种‘有好事就说是君主的功劳，有过错就自己承担’的人啊。”陈寔还是坚持把过错往自己身上揽，听到的人这才明白并赞叹，从此天下人都佩服他的品德。后来陈寔做太丘长，注重修养品德，让当地清净安宁，老百姓都过得很安稳。邻县有百姓来归附，陈寔就耐心教导劝解，然后把他们送回各自家乡。上司来地方巡查，当地官吏担心百姓有打官司告状的，就汇报说想禁止。陈寔说：“打官司是为了寻求公正，禁止了，他们的道理怎么能得到伸张呢！不要去限制他们。”上司听了感叹说：“陈君都这么说了，难道还会有人受冤枉吗！”结果真的没有人打官司。因为沛相征收赋税违反规定，陈寔就辞去官职离开了，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都很怀念他。钟皓向来和荀淑齐名，李膺经常感叹说：“荀君见识清高，难以超越；钟君品德高尚，可以作为师表。”钟皓哥哥的儿子钟瑾的母亲，是李膺的姑姑。钟瑾喜欢学习，仰慕古人，有谦让的风度，和李膺同岁，两人都很有名。李膺的祖父太尉李修常说：“钟瑾的性格像我们家的人，‘国家政治清明，不会被埋没；国家政治黑暗，也能免于刑罚’。”于是又把李膺的妹妹嫁给了钟瑾。李膺对钟瑾说：“孟子说‘人要是没有是非之心，就不能算是人’，弟弟你怎么这么没有是非观念呢！”钟瑾曾经把李膺的话告诉钟皓。钟皓说：“元礼（李膺字元礼）的祖父、父亲都在官位，家族兴盛，所以他才能这么说呀！以前国武子喜欢揭别人的短处，结果招来怨恨，现在难道是能直言的时候吗！如果想保全自身和家人，你这种处世之道才是可贵的。”
评论
这段史料聚焦于汉桓帝建和二年至三年的历史，表面看似多为礼仪、灾异与地方事务的记载，实则暗藏着东汉中期政治生态的深层变化——外戚专权的阴影下，士大夫群体正以独特方式构建着精神防线，而王朝的衰落已在灾异与权力惯性中悄然加速。
权力符号的空洞化与皇权弱势
皇帝加元服（成年礼）、太后幸梁冀府等仪式，本应是彰显皇权的重要场合，却沦为权力现实的“反向注解”：16岁的桓帝虽行成年礼，却未真正亲政，太后与梁冀仍牢牢掌控朝政；太后驾临大将军府，更是将外戚权势置于皇权之上的直白宣告，暗示着“君为臣纲”的伦理已被权力现实架空。
对宗室的册封（如封平原王、甘陵王）与尊号追赠，看似遵循宗法制度，实则是梁冀集团稳定权力的手段——通过维系宗室表面的尊荣，掩盖其对核心权力的垄断。这种“制度形式化”的现象，标志着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已开始松动。
灾异频发与政治失序的心理投射
短短两年间，接连出现“京师大水”“日有食之”“星孛于天市”“地震”“山崩”等灾异。在汉代“天人感应”的认知体系中，这些现象被视为“天谴”，指向朝政的失当。而当时的执政者（梁冀与太后）对此并无实质反思，仅以常规的祭祀或行政调整应对，暴露了权力集团对统治危机的麻木。
灾异的频繁发生，更像是社会心理的折射：当底层民众对现实政治不满却无力改变时，自然会将焦虑寄托于“上天示警”；而士大夫群体则通过对灾异的解读，隐晦表达对时局的批判——这种“以天言事”的无奈，恰恰反映了正常政治表达渠道的堵塞。
士大夫群体的分化与精神坚守
在梁冀专权的高压下，士大夫群体呈现出鲜明的分化，而以荀淑、钟皓、陈寔、李膺为代表的士人，则构建了乱世中的精神坐标：
陈寔的“柔性抗争”：面对宦官侯览的不合理要求，他既不硬抗（避免直接冲突），又不盲从（以“外署”方式承担责任），既保全了上司高伦的名声，又坚守了用人原则。在太丘长任上，他“修德清静”，拒绝压制百姓诉讼，以“讼以求直”的理念赢得民心，展现了基层官员在权力夹缝中践行儒家仁政的智慧。他的“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并非懦弱，而是乱世中保存道义火种的策略。
李膺的“刚直风骨”：与陈寔不同，李膺“性简亢，无所交接”，以鲜明的是非观着称，甚至直接批评钟瑾“太无皁白”。这种刚直源于其家族势力（“诸宗并盛”）的支撑，也体现了部分士大夫对“明辨是非”的执着，成为后来“党锢之祸”中清流士人的精神原型。
钟皓的“保身智慧”：作为李膺的长辈与盟友，钟皓更强调乱世中的“退让风”，劝诫钟瑾“必欲保身全家，尔道为贵”。他的“至德可师”，并非妥协，而是对士人生存处境的清醒认知——在强权碾压下，保存自身与道义火种，比无谓牺牲更重要。
荀淑与“八龙”的文化传承：荀淑以“博学高行”成为士大夫领袖，其八子“并有名称”，形成文化家族势力。这种家族式的学术与道德传承，成为乱世中维系儒家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也为后来的玄学思潮埋下伏笔。
历史的暗流：士大夫共同体的雏形
这段记载中，士大夫之间的互动（如李膺师事荀淑、钟皓引陈寔为友、李膺与钟瑾联姻）展现出超越地域与阶层的精神联结。他们通过“乡论”（民间评价）、荐举、学术交流等方式，构建起一个以道德与学识为纽带的网络。陈寔被“天下服其德”，李膺被荀爽“慕之如此”，正是这种共同体认可的体现。
这种联结的意义远超个人交往：在中央政权被外戚、宦官败坏的背景下，士大夫群体正通过道德自律、基层实践与精神共鸣，形成新的社会权威来源。他们的存在，为东汉末年“清议”运动与党锢之祸埋下伏笔，也预示着中国古代“士绅阶层”作为社会稳定器的角色正在形成。
时代的隐喻：衰世中的两种生存逻辑
梁冀集团的专权与士大夫的坚守，构成了鲜明对比：前者沉迷于权力的物质狂欢（如太后幸其府邸、无度封赏），却对灾异与民生漠不关心；后者在政治高压下，或柔性周旋，或刚直抗争，或传承文化，以不同方式守护着儒家的核心价值。
这种对比揭示了衰世的典型特征：当顶层权力失去道义基础，社会的精神支柱便会向中层士绅转移。建和年间的灾异与乱象，既是东汉王朝衰落的症状，也是士大夫群体崛起的序幕。荀淑、陈寔、李膺等人的言行，看似只是个人选择，实则承载着“重建社会秩序”的历史使命——他们的努力，虽未能挽救东汉的灭亡，却塑造了中国士大夫“以道抗势”的精神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