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六年（公元141年，辛巳年）
春天正月丙子日，征西将军马贤和且冻羌在射姑山干了一仗，结果马贤的军队大败，马贤和他两个儿子都战死了，这下东羌和西羌就彻底合到一块儿了。闰月的时候，巩唐羌跑来侵犯陇西，接着又打到了三辅地区，把皇家园陵都给烧了，还对当地的官吏和百姓烧杀抢掠。
二月丁巳日，在营室星座附近出现了彗星。
三月上巳节，大将军梁商大宴宾客，地点就在雒水边上。酒喝得差不多了，又接着唱起了《韭露之歌》。从事中郎周举听到后，忍不住感叹说：“这可真是该高兴的时候不高兴，该难过的时候不难过，时间和场合都不对啊，恐怕灾祸要来了！”
武都太守赵冲去追击巩唐羌，斩杀了四百多人，还招降了两千多人。皇帝下诏让赵冲统领河西四郡的兵力，负责调度指挥。
安定的上计掾皇甫规给皇帝上奏章说：“我这些年啊，多次给朝廷提些建议。在羌人还没造反的时候，我就料到他们会反；马贤刚出兵，我就知道他肯定会败。我说的这些都被后来的事证实了，都是有迹可循的。我常常想，马贤他们带着大军都四年了，一点成果都没有，光军费就花了百亿之多，这些钱可都是从老百姓那儿来的，最后却进了那些奸诈官吏的腰包。所以江湖上好多人没办法，都去当盗贼了，青州、徐州那边又闹饥荒，老百姓只能带着孩子四处流亡。羌人之所以反叛，不是因为国家太平，而是边疆将领没安抚好他们。平常没事的时候，这些将领就对羌人欺压残暴；为了贪图小利，结果招来大祸。稍微有点小胜利，就虚报杀敌数量；打了败仗，就隐瞒不说。士兵们又累又怨，还被那些狡猾的官吏折腾，往前打仗不能痛痛快快地立战功，往后又不能吃饱穿暖保全性命，好多人饿死在沟渠里，尸骨暴露在荒野。大家只看到朝廷军队出征，却没听到打胜仗凯旋的消息。羌人的首领们伤心落泪，又惊又怕，所以才会反叛，而且一叛就是好几年，我想到这些就捶胸顿足，叹息不止啊！我希望陛下能给我两营和二郡那些驻守吃粮的五千士兵，我出其不意地出击，和赵冲前后配合。当地的地形山谷，我都很熟悉；用兵的巧妙方法，我也有经验。这样做，既不用陛下您多费心思赐印授官，也不用赏赐财物，往大了说可以消除祸患，往小了说也能招降羌人。要是陛下觉得我年纪轻、官职小，不能胜任，您看看那些打败仗的将领，他们官爵可不低，年纪也不小啊。我怀着无比诚恳的心情，冒死向您陈述我的想法！”但皇帝没采纳他的建议。
庚子日，司空郭虔被免职。丙午日，任命太仆赵戒为司空。
夏天，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度辽将军马续带着鲜卑人到谷城，在通天山攻打乌桓，把乌桓打得大败。
巩唐羌又去侵犯北地。北地太守贾福和赵冲去抵挡，结果没打赢。
秋天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重，他告诫儿子梁冀等人说：“我活着的时候没能给朝廷帮上什么大忙，死了怎么能再浪费国家的钱财呢！那些陪葬用的衣服被子、嘴里含的东西、玉匣、珠贝之类的，对我这把朽骨头有什么用！还搞得百官忙碌，路上热闹繁华，只会增加尘土污垢罢了。这些都应该推辞掉。”丙辰日，梁商去世，皇帝亲自来参加葬礼。他的儿子们想听从父亲的教诲，可朝廷不同意，还赏赐了东园制作的棺材，以及用银镂、黄肠、玉匣等珍贵物件。到下葬的时候，又赐给轻车、甲士，皇后还亲自送葬。皇帝到宣阳亭，远远地望着送葬的车队。壬戌日，任命河南尹、乘氏侯梁冀为大将军，梁冀的弟弟侍中梁不疑为河南尹。
臣司马光说：汉成帝不会选拔任用贤能的人，把政权交给外戚，这已经够糊涂的了；但他还知道王立没什么才能，弃而不用。汉顺帝把大权交给外戚梁氏，梁冀向来就顽劣凶残、凶狠暴虐，却还让他继承父亲的职位，最后梁冀做出叛逆的事，把汉朝都搅得动荡不安；和汉成帝比起来，汉顺帝更糊涂啊！
当初，梁商病重的时候，皇帝亲自去探望，问他有什么遗言。梁商回答说：“我的从事中郎周举，为人清高、忠诚正直，可以委以重任。”于是皇帝任命周举为谏议大夫。
九月，各个羌族部落又去侵犯武威。
辛亥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
冬天十月癸丑日，因为羌人到处侵扰，凉州地区人心惶惶，朝廷就又把安定郡的治所迁到扶风，北地郡的治所迁到冯翊。十一月庚子日，任命执金吾张乔代理车骑将军的事务，带领一万五千士兵驻扎在三辅地区。
荆州那边盗贼四起，一年了都没平定下来。朝廷就任命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为荆州刺史。李固到任后，派官吏去慰问当地百姓，赦免了盗贼之前犯下的罪行，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于是盗贼首领夏密等人带着六百多个头目和党羽，自己绑着自己来投降认罪，李固都原谅了他们，让他们回去，还让他们去招集其他盗贼，同时向他们展示法律的威严。半年时间，其他盗贼都投降了，荆州境内恢复了太平。李固又上奏弹劾南阳太守高赐等人贪污腐败。高赐等人给大将军梁冀送了很多贿赂，梁冀就为他们发文书到千里之外为其开脱，可李固追查得更紧了，梁冀没办法，就把李固调到泰山当太守。当时泰山盗贼聚集好多年了，郡里经常派一千多士兵去围剿，都没办法制服。李固到了之后，把这些士兵都遣散回家务农，只挑选留下了一百多个能打仗的，用恩德和诚信去招抚引诱盗贼。不到一年，盗贼就都散去了。
评论
永和六年的历史，是东汉王朝加速坠落的关键节点。这一年，军事惨败、外戚专权、边疆崩坏与内政失序相互交织，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引发连锁反应，而梁冀的崛起更埋下了颠覆汉室的隐患，尽显王朝末路的悲凉。
军事溃败：从“射姑山之败”到边疆体系的彻底崩塌
永和六年的军事灾难，以征西将军马贤在射姑山的惨败为标志，成为压垮东汉边防的最后一根稻草。
羌患的全面失控：正月，马贤与且冻羌战于射姑山，不仅全军覆没，自身及二子皆战死。这场惨败直接导致“东、西羌遂大合”，羌人联盟形成后，势力席卷陇西、三辅，甚至“烧园陵，杀掠吏民”，将战火燃至帝国核心区域。马贤之败并非偶然，此前皇甫规已多次预警其“拥众四年，未有成功”“军士劳怨，困于猾吏”，军费“百亿计”却中饱私囊，士兵“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当一支军队的士兵连温饱都无法保障，将领却只顾虚报战功、中饱私囊，其溃败不过是时间问题。
边防的全面收缩：面对羌人寇掠武威、匈奴与乌桓的持续威胁，朝廷被迫再次收缩防线——安定郡迁至扶风，北地郡迁至冯翊，等于彻底放弃了西北边防的前沿阵地。这种“以退为守”的策略，看似无奈，实则暴露了东汉军事体系的致命缺陷：既无能力主动出击，又无法坚守防线，只能在“溃败—迁徙—再溃败”的循环中消耗国力。
皇甫规的上疏堪称“血泪控诉”。他直击军弊：边将“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胜则虚报首级，败则隐匿不报；士兵“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最终逼得“江湖之人，群为盗贼”。他自请率军五千平叛，却因“年少官轻”被朝廷无视。这种“有识之士被弃用，无能之辈居高位”的局面，正是东汉军事溃败的根源。
外戚专权：梁冀崛起与皇权的彻底旁落
大将军梁商的去世，成为东汉权力结构的转折点——温和妥协的外戚退场，残暴跋扈的梁冀上位，标志着外戚专权进入最黑暗的阶段。
梁商的“伪善”与梁冀的“凶暴”：梁商临终前“敕子冀等”薄葬，看似“谦恭”，却默许儿子梁冀多年的残暴（如杀吕放、灭其族）；他向皇帝推荐周举，试图留下“贤臣”形象，却从未约束梁冀的恶行。这种“表面贤明、实质纵容”的态度，为梁冀的崛起铺平了道路。梁冀接任大将军后，其“顽嚚凶暴”的本性彻底暴露，而顺帝竟“使之继父之位”，正如司马光所言，顺帝比成帝更昏聩——成帝至少能弃用无能的外戚王立，顺帝却将大权交给“着于平昔”的暴徒，最终“荡覆汉室”。
皇权的“自弃”：顺帝对梁冀的纵容，本质是皇权的自我放弃。东汉中后期，皇帝多依赖外戚对抗宦官，却陷入“引狼驱虎”的循环：梁冀掌权后，既压制宦官，也架空皇权，形成“外戚独大”的局面。梁商去世后，顺帝不仅未收回权力，反而加速放权，这种“不作为”让朝廷彻底失去了制衡外戚的力量。
士大夫的微光与现实的黑暗：李固与皇甫规的孤立抗争
在整体崩坏的局势中，士大夫的个别努力如同“黑暗中的微光”，却难以照亮全局。
李固的“以德平乱”：荆州盗贼“弥年不定”，李固任刺史后，不依赖军事镇压，而是“赦寇盗前衅，与之更始”，让贼帅夏密等六百余人“自缚归首”，并遣其“自相招集”，半年内便平定荆州。他的策略核心是“恩威并施”——以宽恕瓦解反抗，以法治约束行为，证明即便在乱世，“德政”仍有其效力。但这种成功是局部的，当他弹劾南阳太守高赐等贪腐时，因触及梁冀利益，被调任泰山太守，可见士大夫的作为始终受制于权贵。
皇甫规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皇甫规多次上疏直言时弊，从预警马贤必败到自请平叛，始终以“救时”为己任。他的呐喊揭示了东汉衰亡的核心：不是外敌太强，而是内部太腐。但朝廷对其“不胜至诚”的上书“不能用”，反映出士大夫的理性已无法穿透权贵编织的利益网络。
灾异与异象：天谴叙事的失效
这一年，星孛于营室、日食等“灾异”频发，大将军梁商宴饮时竟“继以《韭露之歌》”（哀悼死者的挽歌），被周举斥为“哀乐失时，殃将及乎”。这些异象与失序，在“天人感应”的语境下本是“天谴”的强烈信号，却未能唤醒朝廷。当统治者对“天谴”麻木不仁，对士大夫的预警充耳不闻，这个王朝的精神支柱已然崩塌。
结语：崩塌的开始与无可挽回的命运
永和六年是东汉从“衰落”转向“崩塌”的临界点。射姑山之败标志着军事体系的崩溃，梁冀上位标志着权力结构的彻底腐朽，边疆迁徙标志着国防策略的全面破产，而李固、皇甫规的孤立成功，则反衬出整个体制的无可救药。
这一年的历史证明：东汉的衰亡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偶然事件，而是军事腐败、外戚专权、皇权昏聩、士大夫失语等多重病症的总爆发。梁冀的崛起如同一个明确的路标，指向未来“荡覆汉室”的结局，而顺帝的纵容，则为这个结局按下了加速键。当一个王朝既无能力抵御外患，又无勇气革新内政，更无智慧约束权贵时，它的命运便只剩下——在无尽的混乱与动荡中，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