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建二年（公元127年，丁卯年），春天一月，中郎将张国带着南单于的兵去揍鲜卑的其至鞬，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二月，辽东鲜卑跑来辽东玄菟搞事情；乌桓校尉耿晔一声令下，发动边境各郡的兵，还拉上乌桓一起，直接出塞反击，那战绩杠杠的，斩获超多；鲜卑一看这架势，三万人麻溜地跑到辽东投降。
三月，天气干巴巴的，闹旱灾了。
一开始，皇帝老妈李氏埋在洛阳北边，皇帝压根不知道这事；后来身边人跟他说了，皇帝立马开启悲伤模式，亲自到埋的地方，重新按照高规格的礼仪把老妈重新安置。六月乙酉日，追封老妈为恭愍皇后，葬在恭陵北边。
西域那些城邦国家基本都服服帖帖跟着汉朝混，就焉耆国的国王元孟还在硬撑，班勇就上奏说要去收拾他。于是朝廷派敦煌太守张朗带着河西四郡三千兵给班勇打下手，然后又集合各国四万多兵分两路去攻打焉耆。班勇走南道，张朗走北道，约定好时间一起到焉耆。结果这张朗之前犯了事，就想立个大功将功赎罪，提前赶到爵离关，派司马带兵先去打，一下子砍了两千多敌人脑袋，元孟害怕被弄死，赶紧派人来说要投降。张朗就大摇大摆进了焉耆，接受投降后班师回朝。就因为这，张朗躲过了惩罚，班勇却因为晚到了，被抓进监狱，最后被免官。
秋天七月甲戌初一，出现日食。
壬午日，太尉朱宠、司徒朱伥被炒鱿鱼。庚子日，任命太常刘光当太尉，还让他管尚书的事儿，又任命光禄勋汝南人许敬当司徒。刘光，是刘矩的弟弟。许敬在和帝、安帝那时候当官，窦家、邓家、阎家最牛的时候，他也没低头弯腰；这三家倒台后，很多士大夫都被牵连，名声臭了，就许敬啥事没有，当时的人都觉得他特靠谱。
话说南阳有个叫樊英的，年轻就学问好品行佳，那名气全国都知道，一直隐居在壶山南边，州郡好几次派人来请他出山，他都没答应；公卿推荐他去参加贤良、方正、有道这些选拔，他也不去；安帝亲自下诏书请他，他鸟都不鸟。这一年，皇帝又下诏书，还带着贵重礼物，各种礼仪安排得明明白白请他，樊英还是说自己病得快挂了。皇帝生气了，狠狠批评郡县官员，让他们把樊英抬上车送来。樊英没办法，到了京城，还躺在床上装病；强行把他抬进宫殿，他还是不低头。皇帝没办法，让他去太医那养着，每个月送羊送酒。后来皇帝专门给他设了个坛，让公车令在前面带路，尚书在旁边陪着，赐给他桌子、拐杖，用对待老师的礼仪对他，问他各种国家大事，还封他当五官中郎将。过了几个月，樊英又说自己病得不行了；皇帝又封他为光禄大夫，让他回家养病，还让人每个地方都送粮食，过年过节送牛送酒。樊英连官位都不想要，皇帝又下诏书劝他收下，别推辞。樊英刚接到诏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肯定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南郡王逸和樊英关系好，就写信给他，引经据典劝他接受邀请。樊英就听了王逸的话来了；结果来了之后，跟皇帝聊天也没说出啥特别牛的谋略，大家都觉得挺失望。河南张楷和樊英一起被征召，张楷就对樊英说：“这天下就两条路，要么出来干，要么躲起来。我之前觉得你出来能辅佐好皇帝，拯救老百姓。结果你一开始把自己看得比皇帝还金贵，等接受了爵位俸禄，又没看到你有啥救国救民的本事，你这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太不靠谱了。”
司马光评论说：古代那些有道德的人，国家治理得好就出来当官，国家乱糟糟就躲起来。躲起来也不是他们愿意的，实在是没人懂自己，理想抱负施展不开，周围还全是坏人，搞不好自己还得遭殃，所以才藏起来。皇帝请那些隐士出来，提拔底层人才，是为了国家好，不是为了给老百姓看个热闹。所以那些有道德能让皇帝更有威望，有本事能保护老百姓，虽然穿着破衣服但有真本事的人，皇帝就该拿出全部诚意请他们，放低姿态对待他们，虚心请教他们，克制自己听从他们，这样才能让国家四方都受益，功劳大得不得了。这是要他们的本事，不是要他们这个人，看重的是实际效果，不是名气。
要是礼仪都做到位了，态度也诚恳了，人家还是不来，那就先自己反省一下，别强行让人来，问问自己：是不是我德行太差人家看不上？是不是国家太乱没法辅佐？是不是小人太多人家不敢来？是不是我诚意不够人家担心自己的话没人听？为啥人家不愿意跟我混呢？要是自己德行够了，国家治理好了，小人都滚蛋了，诚意也满满了，人家说不定自己就跑来主动效力了，哪还会请都请不来呢！荀子说：“抓蝉的人，只要把火点亮点，摇摇树就行；火不亮，光摇树也没用。现在的皇帝要是能让自己德行闪耀，天下人自然就会像蝉飞向亮火一样归附。”有些皇帝觉得请不来人很没面子，就用高官厚禄诱惑，用严刑峻法威胁。要是对方真是君子，人家才不稀罕官位，也不怕刑罚，根本就请不来；能请来的，都是贪图官位、害怕刑罚的人，这种人有啥值得看重的呢！还有那种在家里孝顺友爱，在乡里品行高尚，不随便捞钱，不随便当官，干干净净做人，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人，虽然不能让皇帝更牛、保护老百姓，但也是品德高尚的人。皇帝就该好好对待他们，让他们顺顺利利实现自己的志向。就像汉昭帝对待韩福，光武帝对待周党那样，鼓励大家有廉耻之心，改善社会风气，这样就挺好，别像范升那样诋毁人家，也别像张楷那样对人家期望太高。至于那些装模作样求名声，搞些稀奇古怪的事博眼球，不吃皇帝给的饭却去抢小商小贩的生意，看不上小官却盯着卿相的位置，名声和实际不搭边，心里想的和做的不一样的人，那就是华士、少正卯那种人，能不被圣明的皇帝砍头就不错了，还请他们干嘛！
这时候，朝廷又征召广汉的杨厚、江夏的黄琼。黄琼，是黄香的儿子。杨厚来了之后，预言汉朝三百年后会有大麻烦，让大家小心点，被封为议郎。黄琼快到京城的时候，李固写了封信提前给他，说：“君子觉得伯夷太狭隘，柳下惠太随便。不狭隘也不随便，在这两者之间找平衡，这是圣贤之人安身立命很看重的。要是你真打算一辈子躲在山里，学巢父、许由，那也没啥问题；但要是想出来辅佐朝廷拯救百姓，现在就是好时候。从有人类以来，好的政策就少，乱七八糟的风俗倒不少，要是非得等尧舜那样的好皇帝，那读书人一辈子也没机会实现理想了。常听人说：‘太刚硬的东西容易折断，太洁白的东西容易弄脏。’名气太大，往往实际能力跟不上。最近鲁阳的樊英被征召，刚来的时候，朝廷那是相当重视，就像请神仙一样，虽然没做出啥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言行举止也没啥毛病；结果后来诋毁的话到处传，名声一下子就没了，这不就是大家期望太高，名声和实际差距太大嘛！所以现在大家都说‘那些隐士都是浪得虚名’。希望先生你能大展宏图，让大家心服口服，把这话给破了！”黄琼到了之后，被封为议郎，后来慢慢升到尚书仆射。黄琼以前跟着他爹在官府，对各种事务都很熟悉；后来自己当官，对官府的流程门儿清，在朝堂上讨论事情，没人能说得过他。还经常给皇帝上疏提建议，皇帝也经常采纳。
李固，是李合的儿子，从小就爱学习，经常改名换姓，拄着拐杖赶着驴，背着书箱去拜师，跑老远求学，啥书都看，成了当时的大知识分子。每次到太学，偷偷跑去官府看望父母，不让同学知道他是李合的儿子。
评论
永建二年的历史记载，如同打开了一幅东汉中期社会的多棱镜，既映照出边疆战事的起伏、朝堂人事的调整，更聚焦于士人群体的价值选择与时代困境，其中蕴含的权力逻辑与人性挣扎，至今仍引人深思。
边疆攻防的“胜负悖论”
这一年的边疆局势呈现出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中郎将张国、乌桓校尉耿晔接连击败鲜卑，甚至迫使三万鲜卑人投降，显示出东汉对北方部族仍有一定威慑力；另一方面，班勇征焉耆的事件却暴露了军事胜利背后的制度性荒诞。班勇与张朗约定共击焉耆，张朗因自身有罪而急于邀功，擅自提前出兵受降，最终得以赎罪，而按约行事的班勇反倒因“后期”入狱免官。这种“有功者受罚、投机者免责”的结局，彻底颠覆了军功制度的公正性——当规则可以被权力和私心随意践踏，军人的忠诚与执行力便失去了意义，边疆的暂时安定也沦为脆弱的表象。
朝堂人事与士风的镜像
太尉朱宠、司徒朱伥被免，刘光、许敬接任，看似常规的人事变动，却暗藏对“乱世清流”的微妙推崇。许敬在窦、邓、阎氏专权时“无所屈挠”，且未像其他士大夫那样“染污”，这种在权力漩涡中保持操守的特质，成为他被重用的关键。这一细节揭示了东汉中期士大夫群体的分化：一部分人在权贵面前屈膝，另一部分人则坚守底线，而后者虽属少数，却仍是朝堂试图维系道德体面的象征。
然而，樊英的登场与争议，更深刻地反映了士风的困境。樊英以“隐士”身份闻名天下，被皇帝以重礼征召，却在入朝后“应对无奇谋深策”，令众人失望。张楷批评他“进退无所据”，恰是点破了当时一部分隐士的虚伪性——他们以“清高”博取名声，却在真正需要担当之时暴露无能，甚至沦为“钓奇惊俗”的表演者。司马光对此的评论尤为尖锐：君主征召隐士，应是为其“尊主庇民”之能，而非虚名；若隐士仅以清修自守，君主可褒奖其志，却不必强求从政；至于那些“名实相反”的伪隐士，本就不配被征召。这一观点直击东汉后期“隐逸文化”的异化——当隐逸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士人群体的精神内核便已空心化。
黄琼与李固：清流的突围尝试
与樊英形成对比的，是黄琼与李固的选择。李固在给黄琼的信中直言“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劝他不必追求极致的清高，而要在“不夷不惠”的中道中实现“辅政济民”的抱负。这一主张打破了“要么归隐、要么同流合污”的二元对立，为士大夫提供了第三条道路：既不放弃原则，也不逃避责任，在现实框架内积极作为。黄琼入朝后“达练官曹，争议朝堂”，正是践行了这一理念——他熟悉政务，敢于发声，将名声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影响力，成为清流士大夫“务实化”的典范。
李固本人“改易姓名、负笈求学”，甚至隐瞒父亲身份以免被特殊对待，更体现了真正士人的自律与追求。他拒绝依靠门第，坚持以学识立身，这种对“独立人格”的坚守，恰是东汉后期士风颓靡中最珍贵的亮色。
历史的暗流：理想与现实的撕扯
永建二年的种种事件，本质上是东汉王朝“理想政治”与“现实权力”碰撞的缩影。皇帝试图通过征召隐士彰显求贤姿态，却难掩朝堂规则的崩坏；士大夫渴望坚守道德，却不得不面对“守道则失意、妥协则失节”的两难；边疆的胜败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更受制于官僚体系的腐败。黄琼与李固的努力，虽为黑暗中的微光，却难以逆转整体的下滑趋势——当“虚名”比“实绩”更受重视，当“投机”比“忠诚”更易获利，这个王朝的根基已在无形中断裂。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年的历史恰是东汉中后期的预演：边疆隐患持续发酵，士大夫的抗争渐成徒劳，而那些被制度催生的虚伪与荒诞，终将在时间的积累中，酿成更大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