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来信像一根投入深潭的竿子，搅动了李云龙看似平静的养伤生活。那封信，尤其是关于“总结经验”的要求，在他脑子里扎了根，再也无法忽视。他不再满足于每天只是盯着帐篷顶发呆，或者被动地接受外界的消息。一种新的焦灼感在他心底滋生——他必须做点什么，为了那些死去的弟兄，也为了未来可能避免更多无谓的牺牲。
然而，行动的第一步就遇到了难题。他需要纸和笔。在医院里，这两样东西比药品还稀缺。试探着向护士开口，得到的只是无奈的摇头和一句“首长，咱们这连正经病历纸都紧缺，哪有多余的”。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王根生又一次像及时雨般出现了。听说了李云龙的难处，这个老侦察兵嘿嘿一笑，拍了拍胸脯：“师长，您等着，俺有办法！”
第二天，王根生就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弄来了一沓粗糙发黄、边缘毛糙的纸张（像是从废弃报表或者宣传册上拆下来的），还有几支削得短短、一看就是被人用到几乎捏不住的铅笔头。
“凑合用，师长。”王根生把东西塞给李云龙，脸上带着点小得意，“俺跟文书股那小子掰手腕赢来的。”
李云龙没问具体细节，只是重重拍了拍王根生的肩膀，一切尽在不言中。
工具有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怎么写？李云龙握着那短短的铅笔头，感觉比抡大刀还费劲。他识字不多，当年在红军队伍里扫盲班学的那点文化，这么多年过去早就忘得差不多了，很多字只会说不会写。更麻烦的是，他习惯了发号施令、现场指挥，要把脑子里那些血火纷飞的场面、那些瞬息万变的战术选择、那些错综复杂的敌我态势，变成条理清晰的文字，简直难如登天。
他憋了半天，在纸头上歪歪扭扭写下了“无名高地战斗经过”几个字，然后就卡住了。怎么写？从哪儿开始写？敌我兵力火力对比？阵地编成？战斗详程？经验教训？他脑子里一团乱麻，无数画面和声音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的炮击，战士们嘶哑的呐喊，美军坦克履带的碾压声，邢志国模糊的呓语，小通讯兵固执的眼神，还有那冰冷彻骨的绝望……
他烦躁地扔下铅笔，一拳砸在床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帐篷里其他伤员都吓了一跳，惊讶地望过来。
“妈的……”李云龙低声骂了一句，胸口剧烈起伏。他意识到，总结战斗，某种程度上就是在重新经历一遍那场炼狱，甚至需要更冷静、更残酷地去剖析每一个细节，包括那些可能存在的失误和无奈的选择。
接下来的日子，李云龙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战斗”。他不再无所事事，而是整天皱着眉头，对着那沓黄纸苦思冥想。他尝试着用最笨的办法，先从记得最清楚的片段写起，不管顺序，不管字句，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一个字不会写就画个圈或者问别人。
于是，帐篷里经常出现奇怪的景象：李云龙一会儿抓着铅笔头奋笔疾书（虽然字迹歪斜如同鬼画符），一会儿又盯着虚空发呆，眼神锐利得吓人；一会儿又把王根生或者认识字的伤员叫过来，问某个字怎么写；甚至有一次，他因为回忆一个战术细节是否准确，和隔壁床那个人民军军官激烈地比划争论起来，虽然语言不通，但两人居然靠着战场共通的手势和表情，勉强交流了起来。
那个肺叶受伤的战士，识得一些字，偶尔能帮李云龙写几个复杂的词。那个冻伤截趾的小战士，虽然帮不上忙，却总是默默地把自己的小凳子搬到李云龙床边，让他放纸笔方便些。小小的帐篷，因为李云龙的这项“工程”，似乎凝聚起了一种微妙的氛围。
这个过程极其痛苦，但也是一种梳理和宣泄。随着歪歪扭扭的字迹逐渐铺满一张张黄纸，那场惨烈的战斗仿佛在他笔下重新活了过来，但不再是混乱和绝望的漩涡，而是开始呈现出某种清晰的脉络。
他详细记录了美军新式坦克的装甲厚度、火炮威力和通过性，分析了其优点和弱点（比如侧面和履带防护相对薄弱，对复杂地形适应性差）；他回忆了敌军空中力量和炮火协同的规律，总结了如何利用坑道和反斜面最大限度减少伤亡；他描述了敌军步兵在优势火力掩护下的进攻特点，以及如何用近距离手榴弹和集火射击予以应对；他也没有回避己方的问题：弹药极度匮乏下的无奈，通信中断后的指挥困境，对新型燃烧武器和空气燃料炸弹缺乏有效应对手段，以及冻伤减员带来的严重非战斗损耗……
他写下了战士们的英勇：爆破组如何舍身炸坦克，机枪手如何战斗到最后一刻，伤员如何坚持战斗。他也写下了指挥上的艰难抉择：何时必须死守，何时可以灵活反击，如何用有限的兵力发挥最大的效能。
写着写着，他常常会停下来，眼眶发热。那些牺牲战友的名字和面孔，无比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份总结，仿佛是用他们的血写就的。
王根生每次来，都会看到李云龙床头的稿纸越堆越厚。他虽然看不懂多少字，但能感受到李云龙那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他不再只是带来食物和消息，有时也会被李云龙拉住，追问某个战斗细节的时间顺序或者具体位置。
“师长，您这比打仗还费神啊。”王根生看着李云龙熬得通红的眼睛，忍不住说道。
“打仗是用命，这是用心。”李云龙头也不抬，沙哑着嗓子回答，“都一样重要。”
他的举动，自然也引起了医院方面的注意。那位戴眼镜的医生来查房时，看到李云龙床头的稿纸，拿起来翻看了几页，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他没想到这个看起来粗犷的军官，竟然在做如此细致和专业的战术总结。
“很有价值。”医生推了推眼镜，难得地给出了正面评价，“特别是对敌军新装备和战术的记录，很多都是我们一线部队急需了解的情报。李师长，你这可是帮了大忙。”
甚至有一次，医院的政治协理员（不同于之前那两位干事，这位主要负责伤员思想工作和文化生活）也来找李云龙，委婉地表示，如果他需要，可以帮他找字写得好的人来誊抄整理，或者向上级反映，派个参谋来协助他。
李云龙想了想，婉拒了。他倒不是不信任别人，而是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对战斗的重新理解和升华，必须由他自己来完成。那些粗糙的字迹和凌乱的顺序，恰恰是最真实、最原始的反应。
日子在笔尖的沙沙声中流过。窗外的积雪渐渐变薄，但寒意依旧刺骨。李云龙腿上的石膏依旧沉重，但他似乎找到了与之共处的方式。他的全部心神，都沉浸在了那场已经过去的战斗里，试图从硝烟和鲜血中，提炼出能够照亮未来道路的经验与教训。
这份尚未完成的、写满歪斜字迹的粗糙总结，成了他在这个后方医院里，另一种形式的阵地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