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意思是大禹治理天下后，收集九州诸侯进贡的青铜，铸造了九尊大鼎，鼎身刻着各州的山川物产图案，以此象征天下九州。九鼎，从此成为夏商周三代正统统治权力的象征。
可就是这样都承载了千年正统的国之重器，却在秦国灭周、统一六国后突然消失，留下了未解都历史谜题：九鼎真的是大禹所铸吗？秦代之后，它究竟去了哪里？
按《史记》的说法，九鼎是大禹时代的产物，其实大禹所处的时代，根本不具备铸造九鼎的技术条件。
大禹生活在公元前21世纪，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萌芽阶段。目前在夏代晚期都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中出土的青铜器物，最多只有十几斤重，且多是简单的爵、斝等酒器，工艺粗糙，连复杂的范铸技术都未成熟。而按史料描述，九鼎是“象九州”的巨鼎，每尊重量至少数百斤，甚至可能上千斤，要铸造这样的大鼎，需要成熟的合范技术，以及能容纳巨型铸型的熔炉，这些都是大禹时代无法实现的。
因此，学术界有了“九鼎晚出说”：九鼎并非大禹所铸，而是西周时期铸造。清代考据学家崔述就曾质疑：“禹之时，青铜未盛，安得铸九鼎以象九州？”意思是大禹时代青铜器都没有普及，怎么可能铸造出象征九州的九鼎？这其实是周人借大禹的威望，强化自身“天命正统”的宣传手段，假托九鼎是大禹所铸，周人拥有九鼎，就等于继承了正统。
不管九鼎铸造于哪个时期，从西周开始，九鼎的“象征意义”已经确定。周成王将九鼎安放在洛阳太庙，“定鼎”从此成为王朝建立的代名词；楚庄王北伐时，特意跑到洛阳问九鼎的“大小轻重”，言外之意是“我能不能取代周王室”，这就是“问鼎中原”的由来。
到了秦国灭周后，九鼎都去向变得扑朔迷离，来自《史记》的记载本身就存在矛盾：
《秦本纪》记载，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灭周后，“周之九鼎入秦”，也就是把九鼎从洛阳搬到了秦国都城咸阳；另一处是《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东巡，“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意思是到了彭城（今江苏徐州），秦始皇斋戒祈祷，想把沉在泗水里的周鼎打捞上来，结果派了上千人下水，什么都没找到。
同一个作者司马迁，却写下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这说明早在汉代，九鼎的下落就已经成谜。后世学者为了调和这个矛盾，提出了推测：秦昭襄王确实把九鼎搬往咸阳，但运输途中，有一尊鼎不慎掉进了泗水，剩下的八鼎顺利抵达咸阳。秦始皇后来打捞泗水，就是想找回那尊失落的鼎，凑齐“九州之鼎”，可惜没能成功。
无论是入秦还是沉水，秦代之后，九鼎就彻底没了踪迹。
两千多年来，关于九鼎的去向，一直流传着三种最主流的说法，每种都有依据，却都有无法解释的漏洞。
推测一：沉没泗水，永埋河底
这是最广为人知的说法，依据是《史记》中秦始皇“泗水捞鼎”的记载。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还补充了细节：周显王四十二年（公元前327年），九鼎就沉进了泗水深渊；秦始皇打捞时，鼎已经被拉到岸边，突然有条龙跳出水面，咬断了拉鼎的绳子，鼎又沉回水底，从此再也没出现。
但这种说法的漏洞也很明显：这么大的鼎沉在河里，两千多年来为何从未被发现？现代考古队曾探测过徐州附近的泗水河段，没有发现任何青铜残片或金属反应。更重要的是，“龙咬绳”的情节太过于神奇，很可能是汉代文人故意编造的：用秦始皇想捞鼎却捞不到的事情，来说明秦朝的统治不是正统。
推测二：熔铸销毁，化为铜材
这个说法比较现实：九鼎在秦末战乱中被熔成了青铜，要么造了兵器，要么铸了货币。
秦统一后，就有“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的做法，把天下的兵器收集到咸阳，熔铸成十二尊铜人。
秦末大乱时，咸阳先后被项羽、刘邦攻占，城里的青铜器物肯定逃不过厄运。项羽烧了咸阳宫，要是鼎在宫里，可能被大火烧毁；就算没被烧毁，楚汉争霸时，各方都急需青铜造兵器、铸货币，这么大的“铜块”，不可能被闲置。东汉末年，董卓还曾熔毁秦始皇铸造的十二金人来铸钱，比金人更早的九鼎，要是真的存在，恐怕也难逃同样的命运。
但这个说法也有疑点：九鼎是“天命象征”，就算被熔毁，也该有相关记载——是谁熔的、在哪熔的、熔了之后做了什么，总得有零星记录。可现存史料里，关于九鼎熔毁没有任何记载。
其实，九鼎的下落或许永远找不到答案，但这恰恰是它的魅力所在，它早已不是一尊尊青铜鼎，而是华夏文明里“统一”“正统”“文明传承”的符号。
从汉代开始，历代帝王都在“模仿”铸鼎，试图借九鼎的象征意义巩固统治：汉武帝在汾水“得宝鼎”，立刻改元“元鼎”，宣称这是“天降祥瑞”；武则天称帝后，特意在洛阳铸了“九州鼎”，以此证明武周的天命所归；宋徽宗也铸过九鼎，给每尊鼎起名字，想靠它挽救北宋的衰落。
这些“仿制品”都没能取代最初的九鼎，因为真正的九鼎，早就超越了器物本身，就像清代学者顾炎武说的：“九鼎之存亡，非独器物之存亡，乃天命之存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