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1900年12月。
巴黎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艺术圈还在为杜兰的《铁轨上的安魂曲》是“天才的控诉”还是“疯子的呓语”争论不休，官方则粗暴地将这幅画及其引发的解读斥为“布尔什维克和反法分子的恶意煽动”、“对法兰西文明使命的亵渎”，试图用舆论的污泥将其掩埋。然而，就在这风暴眼中心，一道比雷霆更震撼的声音，撕裂了所有喧嚣，轰然降临！
1898年曾以一篇《我控诉！》震动法兰西、撼动德雷福斯冤案的大文豪，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在沉寂数年后，再次选择了这个振聋发聩的标题，在《震旦报》（L'Aurore）上发表了新的檄文。
左拉的钢笔尖在信纸上洇开墨渍时，巴黎的夜正漫过他的窗棂。伏尔泰咖啡馆的煤气灯在楼下摇晃，像极了印度支那红河边那些被监工皮鞭抽碎的油灯。他盯着面前摊开的信纸，纸角还沾着从保罗?杜兰破外套里抖落的红河水渍——那是北圻省的泥浆，混着劳工的血，此刻正浸透他亚麻衬衫的第二颗纽扣。
“先生，您要的咖啡。”侍者推门进来，铜壶嘴飘出的热气模糊了左拉的眼镜片。他摘下眼镜，指腹抹过镜片上的雾气，突然笑了——就像当初在《震旦报》编辑部，他第一次读到保罗那封带着霉味的信时，也是这样笑的。那封信里夹着半片带齿痕的人指甲，和一张用蜡纸裹着的速写：二十七个越南劳工被铁棍捅进竹笼，笼口垂着几缕染血的发丝，像极了被风卷走的紫藤花。
“现在，我要让您看看，”左拉对着空咖啡杯低语，“什么才是真正的‘法兰西荣光’” 。思绪回到二人第一次秘密碰头的场面。
“我踏上西贡码头的那天，穿着巴黎美术学院的金丝绒外套。怀里的《维特鲁威人》复制品被海风吹得哗哗响，扉页上还留着教授的批注：“艺术的使命，是用美凝固文明的永恒。”
可等待我的，是嘉林渡口的泥泞。
监工的皮鞭抽在越南劳工脊背上的脆响，比马赛曲的鼓点更刺耳。我数过，每根皮鞭都缠着细铁丝，抽在人身上，会撕下一片血肉，像剥了皮的芒果。那些劳工赤着脚，脚底板的血泡在滚烫的砂石上绽开，又被铁棍碾成血泥。他们的锁骨上烙着“F.m.”（法兰西帝国）的印记，像被火漆封死的信封——封条里装着的，是比死亡更廉价的劳动力”。
“您知道竹编猪笼吗？”保罗的声音在左拉耳边发颤，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蒸笼般的夜晚，“每笼塞十五个劳工，从广州来的，他们说‘回家’要坐这样的‘船’。可船没开出红河，就沉了——不是被浪打沉的，是被监工的皮鞭抽沉的。窒息的人被捞起来，直接扔进河里，像扔块泡烂的木头。”
左拉的手指扣住信纸边缘。他想起巴黎歌剧院的水晶灯，想起玛德琳娜教堂的彩窗，想起那些在沙龙里高谈“文明使命”的绅士淑女——他们谈论印度支那时，用的词是“开化”、“进步”、“法兰西的荣耀”。可保罗说的“猪笼”，比下水道的阴沟更脏；保罗说的“沉船”，比塞纳河的漩涡更无声。
保罗的素描本里，藏着比地狱更狰狞的真相。
他画过“活体测量仪”：铁架上的劳工被铁箍固定成“完美比例”，稍一动弹，滚烫的铜尺就烙在锁骨上。皮肤焦糊的味道混着松节油，熏得绘图员的金丝眼镜都起了雾。保罗在页脚写：“达芬奇画《维特鲁威人》时，可曾想过人体是这般被解构的？他的线条是美的，这里的线条，是血。”
他画过奴化的清晨：劳工们跪在泥地里，额头抵着三色旗，喉咙里挤出改编的《马赛曲》。歌词是：“我们卑贱的脊梁，托起法兰西的荣光！”保罗用颠倒的透视法画下这场景——旗帜不再是飘扬的荣耀，而是一张绞刑架的网；歌声不再是激昂的战歌，而是一团裹尸布，正裹住那些佝偻的脊背。
“您听过婴儿的哭声吗？”保罗突然问左拉，“在北江省的铁轨旁，我见过一群高棉童工。他们用炭条在铁轨上画画：太阳是滴血的铜钱，铁轨是吞吃手指的蜈蚣。有个八岁的阿香，用碎布头缝了个戴镣铐的蒙娜丽莎。她举着那幅画问我：‘先生，您的透视法，能把锁链画成飘带吗？’”
左拉的眼镜片上蒙了层雾。他想起自己的女儿在花园里追蝴蝶，想起她第一次画《自由引导人民》时的兴奋——那时的画布是干净的，颜料是明亮的。可保罗的画布上，自由被锁链捆成了傀儡，阳光变成了血滴。
保罗的觉醒，是从一具头骨开始的。
老街隧道的墙壁里，嵌着上百具华工骸骨。头骨凹陷处嵌着铁镐头，像是被大地吞下的牙齿。保罗举着丁字尺的手在发抖——他本想在这里设计巴洛克式拱门，用浮雕讲述“文明交融”的故事。可此刻，那些骸骨的眼睛仿佛在看他，用空洞的瞳孔质问：“你要用我们的死亡，装饰你的‘史诗’？”
那天夜里，他在废弃教堂的彩色玻璃上泼了磷粉。铁路信号灯的光扫过，玻璃上浮现出巨幅画面：伏尔泰雕像被铁链锁住，脚下爬满蝼蛄，每只蝼蛄的背上都刻着“自由、平等、博爱”。磷粉的气味混着霉味，像极了殖民当局的“仁慈”——他们给劳工的医院挂“仁慈十字”，却在里面解剖霍乱病人的肝脏；他们给劳工发“天然泻药”（掺碎玻璃的陈粮），却把剩下的米粒装回仓库，标上“战略物资”。
“我撕了拱门草图，”保罗的声音像生锈的锯子，“碎片被我塞进越南劳工的烟枪里焚烧。青烟升起来时，我闻到了自由的味道——不是三色旗的味道，是烧糊的人皮味，是腐烂的谎言味。”
保罗发疯的那个雨季，红河涨了十七次水。
他目睹工程师把十二名迟到的劳工浇筑进桥墩混凝土。混凝土凝固时，监工头拍着新桥墩大笑：“这桥，比用白人劳工结实十倍！”保罗抄起测量仪器砸过去，却被阿尔及利亚卫兵从背后抱住。卫兵的力气很大，像头被驯化的野兽——保罗突然明白，殖民机器里的每个齿轮，都被涂上了“文明”的润滑油。
那夜，他在日记本上画满支离破碎的几何图形。每块碎片都滴着赭石色颜料，那是他用尸油调的“血色水彩”。颜料渗进纸里，像极了劳工的血渗进红河的泥沙。
逃亡途中，保罗被毒虫和瘴气啃噬得只剩半口气。是阿苗救了他——那个赶集的苗家女子，用蚂蟥吸出他伤口的毒血，又在他胸口纹了吞口蜘蛛纹样。蜘蛛的眼睛是两粒红珊瑚，像极了他在素描本里画过的劳工眼睛：充血的，愤怒的，却始终没熄灭的光。
左拉放下笔时，窗外的月光正漫过伏尔泰咖啡馆的路灯。他摸出保罗带来的照片——那些被殖民当局列为“绝密”的影像：竹笼里的尸体、桥墩里的骸骨、被烙烫的锁骨、颠倒的《马赛曲》。照片边缘有保罗的血渍，已经发黑，像朵枯萎的紫藤花。
“先生，”侍者端来第二杯咖啡，“要寄出去吗？”
左拉笑了。他把信纸折好，放进信封，封口处按了个鲜红的指印——那是他刚从保罗的速写本里拓下的，一个扭曲的劳工手掌印。“不，”他说，“这不是信，是炸弹。我要把它扔进巴黎的沙龙，扔进议院的讲台，扔进所有说‘文明’的人耳朵里。”
信封上的地址是《震旦报》编辑部。信纸上，最后一行字被保罗的血晕染开，像团永不熄灭的火：
“我控诉！以人类的名义，以艺术的名义，以每一个未被铁链锁住、未被谎言蒙蔽的灵魂的名义——控诉这披着文明外衣的地狱，控诉这用‘荣光’粉饰的暴行！保罗?杜兰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红河的水，是劳工的血，是法兰西良知的哭声！”
窗外的煤气灯突然熄灭了一盏。黑暗中，左拉仿佛看见保罗?杜兰的眼睛——那双眼曾盛着卢浮宫的月光，此刻却盛着红河的泥浆。但泥浆里有什么在闪光？是半片带齿痕的人指甲，是被焚毁的拱门碎片，是阿苗纹在他胸口的蜘蛛图腾。
那是未被摧毁的，人性的光。
“公民们！这就是保罗?杜兰的故事！这就是被殖民当局斥为“疯子呓语”背后，血淋淋、赤裸裸的真相！这绝非孤例！这是整个法属印度支那殖民体系的缩影！是披着“文明使命”外衣的、系统性的、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暴行！
我控诉！ 我控诉殖民当局的谎言与欺骗！
我控诉！ 我控诉那些冷酷无情、视人命如草芥的工程师和监工！
我控诉！ 我控诉纵容甚至鼓励这一切发生的殖民地总督府和巴黎的殖民部！
我控诉！ 我控诉整个建立在压榨、酷刑、谋杀基础上的殖民制度！
我控诉！ 我控诉那些用劳工血肉和白骨铺就的“滇越铁路”！
我控诉！ 我控诉所有对这一切保持沉默、甚至为之辩护的人！
保罗?杜兰已被追求真理与正义的国际合作者秘密保护起来。 他手中，还掌握着大量从那个地狱现场带回的、无可辩驳的照片证据！这些证据，连同他的证词，将在适当的时候，呈现在世界法庭和历史的审判台前！
法兰西的良知何在？人类的良知何在？我们还能继续装作看不见这流淌着鲜血的铁路吗？！
真相必将大白！正义终将降临！
埃米尔?左拉
1900年12月5日”
巴黎街头，没有能够抢到今天的《震旦报》的市民在听人读左拉的檄文。
左拉的《我控诉！》如同在巴黎上空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
如果说之前的报纸报道和杜兰的画作引发了震动和争论，那么左拉以其无与伦比的公信力、犀利的文笔和保罗?杜兰这个“自己人”的亲身证词，将所有的碎片证据、所有的艺术隐喻、所有的血泪控诉，凝聚成了一把直刺法兰西共和国心脏的、无可辩驳的审判之剑！
文章详细列举的、令人作呕且无法想象的暴行细节（“猪笼”运尸、盐鞭逼食人肉、尸体填桥基、活体测量、掺玻璃的霉米、活体解剖、浇筑活人入桥墩……），每一个都如同重锤，狠狠砸在每一个法国公民的良知上。保罗?杜兰从“天才画家”到“地狱见证者”再到“绝望反抗者”的心路历程，更是一个巨大的人性悲剧，彻底击碎了“文明使命”的谎言。
整个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彻底沸腾了！左翼报纸全文转载，怒斥政府；右翼报纸哑口无言，试图辩解却显得苍白无力；宗教团体发出最强烈的道德谴责；工人和学生团体走上街头，高呼口号，焚烧象征殖民主义的物品；议会里争吵不休，要求立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国际社会的谴责声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法国政府陷入了空前的、彻底的崩溃性危机。之前所有的辩解、掩盖和污蔑，在左拉这篇凝聚了人证（保罗?杜兰）、物证（照片）和滔天血泪的《我控诉！》面前，彻底土崩瓦解。殖民部的电话被打爆，总督府陷入瘫痪，巴黎的街头充满了愤怒的市民。
王月生精心策划的舆论战，通过自杀式爆炸引发关注（明线），通过艺术解读深化冲击（暗线），最终由左拉这篇核弹级的《我控诉！》完成终极绝杀（主线），彻底撕碎了法国殖民主义的遮羞布，将其最黑暗、最血腥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滇越铁路，这条浸透鲜血的“白骨之路”，成为了殖民主义罪恶最醒目的象征。而那个被“国际合作者”保护起来的保罗?杜兰和他手中的照片，则成为了悬在法国殖民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