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四年的初冬季节，北京城的天空显得格外高远而肃杀。
铅灰色的云层低垂，仿佛也承载着帝国沉重运转的滞涩气息。
文渊阁内，值房烛火通明，几乎夜夜不息。
徐阶端坐首辅大位，花白的眉毛紧蹙，批阅着从通政司如流水般送来的各地奏报。
严党虽倒，但留下的并非海晏河清，而是千头万绪的烂摊子与各地频发的灾异。
政务依旧按部就班地运行着，如同一个巨大而老旧的机器，每一个齿轮的转动都伴随着吱呀作响的摩擦声。
题本、奏疏、部议、阁票、批红……程序一丝不苟，光鲜体面。然而在这套完美程序之下，真正的效率与实效，却如同渗入沙地的雨水，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层层官僚机构的缝隙之中。
海瑞被“安排”在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的位置上，负责稽核陕、滇等地的钱粮账目。
他如同一个最精密的锉刀，试图锉掉账册上每一分不合理的“耗羡”、每一笔去向不明的“协济”。
他较真，他咆哮，他弹劾，他让整个户部云南司的官吏见到他都头皮发麻。
然而，效果甚微。
他能拦住一份明显虚报的预算，却拦不住十份打着“旧例”、“常例”旗号的摊派；他能查出一县吏胥贪墨的三百石粮食，却无法阻止隔壁府因“驿站修缮”而名正言顺支走的五千两白银。
他的刚直像一把锋利的匕首，能刺穿一两个脓疮，却无法疏通周身壅塞的血脉。
“海笔架”的名声越来越响，同僚的怨气也越来越大。
他仿佛在独自推着一块巨大的礁石逆流而上，每一步都艰难无比，而身后的水流，依旧按照它固有的、浑浊的轨迹，缓慢而无可阻挡地向前流淌。
就在这沉闷的按部就班中，一份如同染血的刀劈入文渊阁的八百里加急奏报，瞬间撕裂了所有程序的体面与平静。
陕西大地震！
奏报来自陕西巡抚，字迹潦草，墨迹仿佛混着血泪与尘土。
地震发于十月十二日夜，声如奔雷，地裂泉涌。西安府、凤翔府、平凉府……城池倾圮，官廨民舍尽毁，山崩地裂，压毙官民……奏疏最后，是一个触目惊心、让所有阅者皆倒吸一口凉气的数字：“……据各州县不完全禀报，死者，约八十四万有余……”
八十四万！
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这是足以将黄河染红的血海！是堆叠如山的尸骨！
是整个大明西北几乎被撕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值房内，原本还在为一项漕粮折银比例争论不休的阁臣、部堂们，瞬间鸦雀无声。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凝滞的恐惧与悲凉。
再如何视民如草芥的官僚，面对这个天文数字般的伤亡，心脏也如同被巨锤狠狠砸中，震颤不已。
徐阶握着奏疏的手微微颤抖，老脸上血色尽褪，半晌，才嘶哑地吐出两个字：“……票拟。”
如何票拟？除了立刻调拨一切可调之钱粮人力紧急赈济，还能如何？
然而，灾难远不止于此。紧接着，更多细节如同雪片般飞来：大量尸体堆积，无人掩埋，已开始腐烂发臭，瘟疫的阴影如同跗骨之蛆，紧随天灾之后悄然蔓延。幸存者无家可归，缺衣少食，在初冬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抢掠米店、冲击官仓之事已有发生。更可怕的是，地动之后，余震不断，河道壅塞，山体松动，二次灾害的威胁迫在眉睫。
常规的赈灾流程，在这种毁天灭地的巨灾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户部能拨出银两，工部能调集物资，但如何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最有效地阻止更大的死亡浪潮？
就在朝堂上下为之焦头烂额、议而不决之际，一份来自靖海伯陈恪的《急赈陕灾并防疫靖地方略》的奏疏，被紧急呈送御前。
陈恪的奏疏没有一句空泛的哀悼与感慨，通篇皆是冰冷而极具操作性的条陈：
一、 立即由兵部调遣临近卫所官兵，会同地方官，以最快速度清理尸骸。尸体必须深埋六尺以上，或集中焚烧，严禁抛入河流。每处理一处，以生石灰泼洒消毒。违令者，带队官军与地方保甲一体同罪。
二、 太医院即刻选派精干医官，携带大量避瘟丹、大蒜、艾草等物，星夜兼程赴陕。于各灾民聚集处设立简易医棚，凡有发热、呕吐、痢疾等症状者，立即隔离医治。水源必须煮沸后方可饮用。
三、 工部即刻征调附近州县工匠，赶制简易窝棚，以御风寒。发放物资需军兵维持秩序，按户登记，定时定量发放，严防哄抢与贪污克扣。
四、 令陕西巡抚、巡按御史严查趁灾打劫、囤积居奇者，抓到首恶，可就地正法，以儆效尤。稳定秩序为第一要务。
五、 遣专官勘察河道、山体，若有溃决滑坡之险，立即组织人力疏导或预警迁移百姓，勿吝小费而酿大祸。
条条框框，直指要害，将灾后最致命的问题——瘟疫、秩序崩溃、二次灾害——全部纳入掌控，并且责任到人，赏罚分明。
这份奏疏在内阁和部堂间传阅，引发了不小的震动。有人暗赞其周详果断，切中时弊；也有人暗自嘀咕，觉得陈恪一个勋贵武臣，手伸得太长，过于越俎代庖。
然而，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
就连一向讲究程序、不喜武臣干政的徐阶，在反复权衡后，也不得不承认，陈恪此疏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系统、最有效的方案。
加之皇帝在精舍内览后，亦朱批“甚合朕意，着即照此办理”，内阁遂迅速票拟，各部雷厉风行，这套前所未有的《赈灾纲要》被加急发往陕西及周边各省。
举措推行之初，阻力不小。地方官吏懒散，军兵畏难，灾民恐慌。
但朝廷严旨一道道催逼，加之陈恪通过兵部与自己的旧部关系，暗中推动执行，纲要还是被强行贯彻下去。
效果是显着的。
大规模尸骸被及时清理焚烧，瘟疫的苗头被强行扼杀在萌芽状态；军队的介入确保了秩序和物资发放，避免了更大规模的骚乱；对地质灾害的预警和疏导，也挽救了许多边缘地区的生灵。
虽然灾难的创伤依旧深重，但最可怕的连锁反应终于被遏制住了。
陕西惨剧，终于没有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
消息传回京师，朝野上下，许多人对那位看似一直“蛰伏”在火药局的靖海伯，不由得再生几分刮目相看之感。
此人之才，似乎远不止于兵事与奇巧。
然而，陈恪本人却对此殊荣淡然处之。
陕西奏报瘟疫得控、秩序稍安的那日，他只是在书房对着西北方向，独自敬了三杯酒，一杯敬天地，一杯祭亡魂，一杯……敬这艰难求存的人世间。
随后，便又埋首于他的图纸与文书之中。
他的目光，从未仅仅停留在某一处的灾难或胜利上。
很快，东南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俞大猷与戚继光联名上奏，经过数月艰苦清剿，已基本扫平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大股倭寇残余，尤其是一举端掉了盘踞在舟山群岛深处的一伙极为顽固凶悍的倭寇老巢，斩首俘获无数。
捷报至京，“俞龙戚虎”的威名彻底响彻朝野，成为东南海疆的定海神针。兵部据此议功，嘉靖帝龙心大悦，厚赏诸将。
唯有俞、戚二人在私人信函中，对陈恪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若非陈恪当年力主练兵、鼎力支持新军、提供改良军械，并在朝中为他们抵挡明枪暗箭，他们绝无可能如此顺利建功。他们心中，早已将陈恪视为可托付生死的挚友与支柱。
陈恪收到信，只是微微一笑，回信勉励他们戒骄戒躁，巩固海防，并提醒他们注意倭寇来源，根子不在海上，而在陆上贪官豪绅与之勾结，需从长计议。
他深知，这支在他支持下成长起来的、能征善战的新军，以及这两位对他心怀感激的统帅，将是未来推行他心中蓝图时，不可或缺的坚强后盾与利剑。
但他此刻，绝不能流露出丝毫掌控这支力量的野心。
几乎与此同时，北疆也传来了好消息。
灵璧侯之子汤允谦与阳武侯之子薛承武，这两位被陈恪当年一力举荐、深入草原执行“以胡制胡”策略的年轻勋贵，不负众望，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他们率领的精干骑兵，依仗陈恪提供的精良骑铳与灵活战术，并不与草原大部硬碰硬，而是如同幽灵般游弋，时而打击与俺答汗残余势力勾结紧密的部落，时而突袭其粮草马场，时而又对一些弱小部落施以恩惠，提供保护，甚至默许其用牛羊皮毛与明军交换盐铁药品。
这种分化策略极其成功。
草原上本就存在的矛盾被迅速放大、激化。
强大的部落指责那些与明人往来的小部落是“叛徒”、“蒙奸”，而小部落则为了生存，更加紧密地依靠明军庇护，甚至主动提供情报，反过来袭击昔日的压迫者。
俺答汗死后本就松散的草原联盟，在内部分裂与明军持续骚扰下，再也无法凝聚起足以威胁大明边境的强大力量。九边重镇的压力，为之一轻。
捷报传回，兵部自然将首功记于汤、薛二位小侯爷以及运筹帷幄的兵部堂官身上。
但知晓内情的人都明白，这条精准而毒辣的策略，其最初的构想与坚定的支持者，正是那位远在京城、似乎只关心火器的靖海伯。
陈恪在府中得知消息，只是对前来报喜的阿大淡淡说了一句：“告诉允谦和承武，稳扎稳打，勿贪功冒进。草原之势，如水无常形，能分而不能久，需有定力。他们的根基，不在斩首多少，而在有多少部落愿意相信我们能给他们的生存。”
他再次走到那幅巨大的大明舆图前，目光掠过东南海岸线，掠过西北陕甘，最终落在北疆那片广袤的草原上。
东南新军、北疆奇兵……这些都是他精心播下的种子。
它们此刻看起来，只是为大明帝国消除了边患，巩固了皇权，赢得了皇帝的赞赏与同僚的钦佩。
唯有陈恪自己知道，这些力量，这些人心，这些隐藏在正统叙事下的微弱联系，终有一天，当时机成熟，风云际会之时，将会破土而出，成为支撑他实现那个惊天野望的参天大树。
转机，来的比陈恪想象中的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