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的韶关，潮湿的南风裹着樟树的香气钻进老旧居民楼的缝隙。
王建民像往常一样攥着帆布工具包走出楼栋，晨光刚好漫过他微秃的头顶——这个在工地打零工近二十年的男人，习惯了在清晨五点半避开早高峰的人流。
他没注意到，三天前单元门口新装的公共摄像头正对着他，镜头里，他未戴口罩的脸清晰得连眼角的细纹都无所遁形。
千里之外的安徽东至县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电脑屏幕突然亮了。
老刑警陈和平的手指在键盘上顿住，他凑近屏幕，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鼠标：“这个发际线，还有眉骨的弧度……像极了文九平他哥。”
旁边的年轻警员立刻调出资料库，1994年那张泛黄的通缉令上，27岁的文九平眉眼间的轮廓，竟与摄像头里的王建民重合在了一起。
“三十年了。”陈和平点燃一支烟，烟雾里浮出1994年4月那个浸着血的早晨。
一、血色菜地：穿红毛衣的女人
1994年4月12日，安徽东至县的春寒还没褪尽。19岁的学徒赵磊跟着师父往雇主家走，田埂上的露水打湿了他的解放鞋。
七点刚过，晨光穿透薄雾，他突然瞥见不远处的油菜地里躺着个红色身影——那抹红在青黄的菜畦间格外刺眼，像被揉碎的晚霞。
“师父，你看那是谁？”赵磊的声音发颤。两人走近些，一股浓重的血腥味顺着风飘过来。
穿红色毛线衣的女人蜷缩在地里，黑色健美裤沾满泥土，红色球鞋的鞋带散落在一旁。
赵磊壮着胆子想扶她，手刚碰到对方的肩膀，女人的头就轻轻歪了过去——她的脸已经被砸得辨认不出模样，鲜血混着泥土在额前结成硬块。
“快报警！”师父的吼声惊醒了赵磊，他连滚带爬地跑到最近的小卖部，抓起吱呀作响的老式电话机，手指抖得按不准号码。
半小时后，东至县公安局的警车停在了田埂边。陈和平跳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菜地，警戒线在晨雾里拉成一道白色的线。
法医蹲在尸体旁，镊子夹起一块沾血的碎石：“致命伤在头部，凶器应该就是这类石头，重量大概十公斤。”
他掀开女人的毛衣，领口内侧绣着的“胡”字还很清晰，“死者年龄20到30岁之间，衣着比较时髦，不像附近的农民。”
现场勘查持续到中午，民警在尸体旁发现了三样东西：一根米色橡皮筋，上面还缠着几根长发；一个印着“纺织厂工会”字样的头绳；
还有一把黄铜钥匙——比当地农户用的木门小锁钥匙大一圈，钥匙柄上刻着模糊的“302”。
“这钥匙不对劲。”陈和平把钥匙装进证物袋，“附近村庄都是木门插销或小挂锁，这种大钥匙，更像职工宿舍用的。”
他抬头望向不远处的烟囱，那是县里的纺织厂，也是这片农田周边唯一有集体宿舍的单位。
纺织厂的铁门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冷光。陈和平带着警员走进车间，机器的轰鸣声震得人耳膜发疼。
车间主任老张递过来一本职工名册：“我们厂女职工多，穿红毛衣、健美裤的不少，但昨天没上班的，只有胡红艳。”
“胡红艳？”陈和平的手指停在名册上那个名字，照片里的女人梳着齐耳短发，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涡，“她是什么岗位？”
“前纺车间的小组长，去年刚提拔的。”老张叹了口气，“人长得漂亮，活儿也利索，厂里追她的人能排半条街。”他领着民警往女职工宿舍走，“她住302，跟另外两个女工一间。”
走到302宿舍门口，陈和平掏出那把现场发现的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转——“咔嗒”一声，锁开了。
宿舍里很整洁，胡红艳的床铺铺着碎花床单，枕头边放着一本《简·爱》，桌角的搪瓷杯上印着她的名字。
“胡姐昨天没回宿舍。”同屋的女工李梅红着眼圈，“她前几天还跟我说，想攒钱买台缝纫机，给家里做件新衣服。”
她突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这是文九平昨天托人带给她的，让她晚上去厂区后面的田埂上聊聊。”
文九平——这个名字让陈和平心里一紧。他翻出职工档案，文九平的照片就在胡红艳隔壁页，两人是同一年进的厂，还是同一个村的老乡。“他们俩是什么关系？”
“以前处过对象，半年前分了。”老张压低声音，“文九平是机修工，胡红艳提拔后，他总觉得配不上人家。分手以后，他还老找胡红艳，上个月车间还调解过一次，把双方家长都叫来了。”
民警立刻去找文九平，可机修车间空荡荡的，他的工位上还放着没修完的零件，宿舍里却没人。
“文九平昨天上大夜班，凌晨三点就不见人了。”工友挠着头，“他说家里有事，可谁也没见他请假。”
陈和平的心沉了下去。他回到文九平的宿舍，在床底的木箱里翻出一件深蓝色工装——衣领内侧沾着暗红的印记，凑近一闻，是淡淡的血腥味。
案发后的第十天，文九平的父亲收到一封从南京寄来的信。信封上的字迹潦草，信纸边缘被揉得发皱。
陈和平拆开信，文九平的声音仿佛从纸页里飘出来：“哥、姐、弟，我走了，以后不能尽孝了。你们要好好照顾爸妈，别找我，我到天涯海角也不会回来。”
“南京？”陈和平立刻带队赶往南京，可火车站、汽车站查了个遍，没有任何文九平的痕迹。“他会不会故意放烟雾弹？”年轻警员猜测。
果然，又过了三天，第二封信寄到了文家。这一次，信里多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文九平站在天安门城楼前，另一张是他在长城上的背影，照片背面写着“北京留念”。信里的内容，让整个专案组都倒吸一口凉气：
“我和红艳从小一起长大，我以为我们能结婚。可她怀孕后，却说孩子不是我的。她要的是金钱和地位，我什么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们在田埂上吵架，她骂我没本事，说我配不上她。我气疯了，拿起石头砸了她……我知道错了，但我不敢回去。爸妈，对不起，我是罪人。”
“立刻去北京！”陈和平带着人赶到北京，可90年代的北京，流动人口多，监控几乎没有。
他们拿着照片跑遍了天安门周边的照相馆，查遍了各个招待所，连文九平可能投奔的同学、亲戚都找了，却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一找，就是三十年。
胡红艳的家人，在这三十年里熬白了头。她的二哥胡建国还记得，妹妹被害的消息传来时，父亲当场就瘫倒在地，后来精神越来越差，最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到一年就走了。
母亲整日以泪洗面，眼睛渐渐看不清东西，临终前还攥着胡红艳的照片，嘴里念叨着：“我的艳儿，还没嫁人呢……”
“这三十年，我们出门都抬不起头。”胡建国的声音哽咽，“有人说我妹妹是因为谈恋爱被人杀的，说她不安分。这些闲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们心上。”
而陈和平，把文九平的案卷翻了一遍又一遍，笔记本上记满了线索，连文九平家人的生日、亲戚的住址都记得清清楚楚。“只要我还干警察，就绝不会放弃。”他说这话时，眼角的皱纹里藏着愧疚。
2024年，东至县公安局重启“1994·4·12”命案专案组。民警们带着当年的案卷，跑遍了北京、海南、广东，用现代刑侦技术比对dNA，分析文九平可能的落脚点。
2025年6月，广东韶关的一个老旧小区里，公共摄像头拍下了王建民的脸。“他的户籍信息是2000年登记的，籍贯写的是湖南，但我们查了，湖南没有叫王建民的人符合这个年龄。”
年轻警员指着电脑屏幕，“而且他在工地打工，从不跟人提家里的事，连身份证都是补办的。”
陈和平立刻带队飞往韶关。6月15日清晨，他们在王建民的出租屋楼下蹲守。五点半，王建民准时走出楼栋，帆布工具包在他手里晃了晃。“就是他。”陈和平低声说，民警们悄悄围了上去。
“王建民？”一名民警叫住他。
男人的身体僵了一下，慢慢转过身。当他看到穿警服的人时，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你们找错人了吧？”他说，声音有些沙哑。
“我们是安徽东至公安局的。”陈和平走到他面前，“文九平，三十年了，你该回家了。”
王建民的脸瞬间变得惨白，他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民警上前给他戴手铐时，他没有反抗，只是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
“你知道吗？”陈和平看着他，声音很轻，“你父亲在2005年就走了，走的时候还在问你的消息。你母亲2023年去世的，临终前还摸着你的照片哭。”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砸在了文九平的心上。他突然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哭声从指缝里漏出来，嘶哑得像破了的风箱。“我对不起他们……我对不起红艳……”
在东至县看守所里，58岁的文九平坐在铁窗后，头发已经全白了。他穿着囚服，双手放在膝盖上，说起胡红艳时，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我和红艳是一个村的，从小一起上学。她成绩好，我总跟在她后面，帮她背书包。”文九平的声音很轻，仿佛在回忆遥远的梦，“1991年，我们一起进了纺织厂，我以为我们能一辈子在一起。”
他说，刚开始谈恋爱时，胡红艳很依赖他，会给他带早饭，会在他修机器时递水。
可后来，胡红艳被提拔为小组长，身边追她的人多了，其中有两个大学生，家境比他好。
“我心里慌，总觉得她会离开我。”文九平的手指攥紧了，“我妈也不同意我们在一起，说红艳是农村户口，会影响我的下一代。”
1993年冬天，胡红艳怀孕了。文九平很高兴，想立刻结婚，可胡红艳却告诉他，孩子不是他的。
“我当时就疯了，跟她吵了一架。”他说，“后来我们分手了，可我还是放不下她，总去找她。”
1994年4月11日晚上，文九平约胡红艳去厂区后面的田埂。
“她来了，穿的是那件红色毛线衣，扎着两个辫子，像小时候一样。”文九平的眼泪流了下来，“我跟她说，我们复合吧，我不在乎户口，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可她拒绝了，她说我没本事，说我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争吵越来越激烈，胡红艳说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文九平心上。“我问她，孩子到底是谁的。”
她笑着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他哽咽着，“我当时脑子一热，看到旁边有块石头，就拿起来砸了她……”
作案后，文九平跑回宿舍换了衣服，拿了父亲的存折，从银行同学那里借了500块钱，一路逃到南京、北京，最后在韶关落脚，改名叫王建民，靠在工地打工为生。
“这三十年，我每天都做噩梦，梦见红艳穿着红毛衣站在我面前，问我为什么杀她。”他说，“我不敢跟人交朋友，不敢回老家，连过年都只能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吃泡面。”
当民警问他还有什么愿望时，文九平沉默了很久，然后轻声说：“我想跟红艳说声对不起。如果可以，我想和她埋在一起，陪她一辈子。”
而在韶关那个老旧小区里，公共摄像头依旧在运转，晨光每天都会漫过楼栋口。只是再也不会有一个叫王建民的男人，攥着帆布工具包，在清晨五点半的雾里，走向没有尽头的逃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