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的南京，秋老虎仍在肆虐，托乐嘉美食街的后厨飘出的油烟里，混着挥之不去的油腻味。
凌晨四点，53岁的清洁工张卫国已经推着板车穿梭在垃圾桶之间——这个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卫生兵，总习惯比同事早到一小时，他说“早起干活利索，还能多扫两遍街”。
板车刚停在靠近街角的绿色垃圾桶旁，隔壁负责倒垃圾的赵秀兰就喘着气跑过来：“张师傅，你快来看看！这两天不知道哪个饭店搞的，扔的肉袋子沉得要命，我搬了三次都没挪动地儿，袋子上还黏糊糊的全是番茄酱，恶心死了！”
张卫国放下扫帚走过去，垃圾桶里歪歪扭扭塞着三个黑色塑料袋，袋口没扎紧，暗红色的酱汁顺着袋缝往下滴，在桶壁上积成黏腻的小水洼。
他挽起袖子，双手扣住最上面那个袋子的提手，腰腹发力往上提——袋子比想象中沉，他能感觉到里面块状物相互碰撞的硬实感，像是冻过的肉块。
“嚯，这得有二十来斤吧？哪家店这么浪费？”他嘀咕着把袋子拎到板车上，刚要转身去搬第二个，“哗啦”一声，第一个袋子的底角裂了道口子，三块裹着番茄酱的肉滚了出来，落在水泥地上。
张卫国弯腰去捡，指尖刚碰到肉块的瞬间，他的动作突然僵住了。
三十年前在猫耳洞当卫生兵的记忆，像生锈的铁门突然被推开——那会儿阵地上送来的伤员和遗体堆在临时救护所，他见过被炸碎的四肢，见过被子弹打穿的躯干，军医教过他们辨认人体组织的特征：肌肉纤维的走向、皮下脂肪的分布，还有骨骼边缘那特有的弧度。
此刻躺在地上的三块肉，表面虽然裹着番茄酱，可他一眼就看出，那不是猪肉的肥瘦分层，也不是牛羊肉的粗粝纤维，反而像极了人腿内侧的肌肉——纹理细腻，边缘还带着一点皮肤组织，甚至能看到细微的毛孔。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张卫国把肉往袋子里塞，手却控制不住地发抖。
南京是省会，是全国数得着的大城市，怎么会有人把人肉往垃圾桶里扔？他直起身，想快步走开，可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刚才看到的细节：那块肉的筋膜走向，还有隐约露出的一段肌腱，和他当年在救护所见过的人体标本一模一样。
他又走了回去，蹲在地上，用手指轻轻拨开番茄酱。阳光下，肉的颜色泛着不正常的苍白，靠近边缘的地方，还能看到一点浅褐色的斑块——那是尸斑！
张卫国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他摸出裤兜里的老年机，手指按了三次才按对110，声音带着颤音：“警察同志，快来托乐嘉美食街！这里……这里好像有人肉！”
十分钟后，两辆警车停在美食街路口，红蓝警灯把凌晨的街道照得忽明忽暗。
刑警队长李伟刚下车，就看到张卫国站在板车旁，脸色发白地指着那三个黑色塑料袋。“李队，就是这个，我敢肯定是人肉，我当年在部队见多了……”
李伟蹲下身，没碰袋子，先观察袋口渗出的酱汁——番茄酱的酸甜味里，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腥气，不是新鲜肉类的腥味，更像是长时间冷冻后解冻的腐味。
他让技术科的同事戴上手套，小心地打开袋子，里面的景象让在场的警察都倒吸一口凉气：袋子里装满了切成拳头大小的肉块，每一块都裹着番茄酱，有些肉块上还连着碎骨，骨骼的形状明显是人类的指骨和肋骨。
“立即通知法医过来！”李伟掏出对讲机，声音紧绷，“另外，把这一片的垃圾桶全排查一遍，还有周边的下水道、绿化带，任何可疑的袋子都不能漏！”
法医赶到时，天已经蒙蒙亮。老法医王建国蹲在地上，用镊子夹起一块肉，放在便携式解剖盘里，借着警车的灯光仔细观察。
“肌肉组织松弛，有冷冻和解冻的痕迹，边缘切割不规整，像是用普通菜刀乱砍的。”他又夹起一块带骨的肉，“看这个骨骼形态，应该是女性，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身高大概1米65左右——你看这块股骨，长度和粗细都符合年轻女性的特征。”
“煮熟了？”李伟指着肉块表面的光泽。
“对，而且煮得很透。”王建国点头，“凶手这么做，一是为了破坏dNA，二是为了掩盖尸臭味，撒番茄酱应该是为了伪装成饭店丢弃的过期熟肉，要是碰到普通清洁工，可能真就当成垃圾运走了。”
排查工作持续了三天。刑警们戴着防毒面具，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填埋场里翻找，最终又找到五个同款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的都是煮熟的尸块。
技术科的人还在托乐嘉美食街的下水道里，捞出了几块被水流冲散的碎骨。可拼来拼去，始终少了最重要的部分——头颅和内脏。
“凶手很狡猾，知道头颅是辨认身份的关键，所以特意藏起来了。”李伟对着拼接好的尸块照片皱眉，“而且抛尸地点选在美食街，明显是有预谋的——这里每天产生大量厨余垃圾，尸块混在里面不容易被发现，要不是张师傅当过卫生兵，这案子恐怕就成了悬案。”
线索很快断了。监控显示，抛尸时间都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凶手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穿着深色连帽衫，看不清脸；用来装尸块的塑料袋是超市最常见的款式，上面只提取到一枚模糊的指纹，比对全国犯罪数据库，没有任何匹配信息；尸块的dNA虽然提取出来了，可在失踪人口数据库里查了个遍，也没找到对应的人。
“难道死者不是南京人？”李伟把排查范围扩大到江苏全省，甚至上海、安徽东部和浙江北部。专案组的民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核对了上千条失踪人口信息，可每一条线索最后都断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性，失踪了这么久，怎么会没人报案？”李伟看着桌上的尸检报告，心里满是疑惑。
这一查，就是近两年。
2014年7月22日，南京鼓楼公安分局的电话突然响了，是盐城下辖一个县城的派出所打来的协查通报：“我们这里有对老夫妻，他们女儿林晓玥2012年在南京失踪，到现在没消息，你们那边有没有符合条件的未知名女尸？”
李伟立刻让人联系这对老夫妻。林父林母赶到南京时，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留着长发，穿着白色连衣裙，笑容灿烂，和法医推断的死者年龄、身高几乎吻合。
“晓玥2010年去的南京，一开始还跟家里联系，2012年9月之后就没消息了，电话也停机了……”林母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我们以为她是跟家里闹别扭，没想到……”
为了保险起见，警方提取了林父林母的dNA。三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托乐嘉美食街发现的尸块，正是林晓玥的。
林母在警局哭到几乎晕厥，缓过劲来后，才断断续续说出了事情的经过：林晓玥高中毕业后就去了南京，一开始说在KtV当服务员，后来就很少提工作的事，只是偶尔寄钱回家。2012年7月，林晓玥给家里发了条短信，说“心情不好，想换个城市工作”，之后就很少回复消息。9月，林晓玥的手机停机了，林父林母赶到南京，找到她租住在鼓楼区的公寓，可房门紧锁，里面空无一人。
“我们找了房东孙阿姨，孙阿姨说晓玥签了两年租房合同，还有两个月才到期。”林母抹着眼泪，“房间里的东西都在，衣服、化妆品、家电都没动，就是身份证、银行卡不见了，我们还以为她是搬家忘了拿……”
直到半年后，林母在床头柜后面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银行卡。去银行查询时，发现卡里还有10万元——那是林晓玥的工资卡。“要是真搬家，怎么会把10万块留下？”林母这才慌了，可在盐城报案时，当地警方说“手机能打通（林父林母一直在给停机的手机充值），可能是家庭矛盾”，始终没立案。直到2014年7月，距离林晓玥失踪满两年，警方才勉强立了案。
“她的工作……”李伟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
林父的脸瞬间涨红，半天没说话。林母叹了口气：“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她哪里是在KtV当服务员，就是……就是坐台小姐。她爸气坏了，让她回家，她不肯，还跟家里吵了一架，从那以后就很少联系了。”
李伟心里“咯噔”一下——坐台小姐的社交关系复杂，交往的人大多是一面之缘，这无疑给破案增加了难度。他立刻让人去查林晓玥租住的公寓，可距离林晓玥失踪已经快两年，房间被林母打扫过，现场早就没有任何痕迹，只在卫生间的瓷砖缝里，发现了一点疑似血迹的残留，可惜时间太久，已经无法鉴定。
“对门的邻居陈大姐说，晓玥白天睡觉，晚上出门，很少跟人来往。”负责走访的民警汇报，“只有陈大姐提到，偶尔会听到有个男人来她家里，说的是南京本地话，但是没见过人。”
线索又断了。就在李伟一筹莫展时，技术科的人突然找到他：“李队，林晓玥的手机通话记录里，2012年有个频繁联系的号码，机主叫乔伟，是南京一家国有交通企业的干部。”
乔伟的办公室在南京河西的一栋写字楼里，窗外能看到长江的景色。当民警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个戴着金丝眼镜、穿着白衬衫的男人，正对着电脑屏幕看工程报表，手指还在键盘上敲着。可看到民警的瞬间，他的手指顿了一下，然后慢慢低下了头，没有反抗。
“林晓玥是我杀的。”到了警局，乔伟沉默了半小时，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这个1983年出生的南京人，是典型的“体制内子弟”——父母都是干部，从小成绩优异，考上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交通专业，毕业后靠父亲的关系进了国有交通企业，20多岁就当上了科室科长，手里管着高速公路的工程招标。
妻子是大学同学，漂亮又知性，2011年还给他生了个女儿。在外人眼里，乔伟是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人生赢家”。
可没人知道，从2010年开始，乔伟的生活就已经走了样。“那会儿我老婆怀孕，不能同房，包工头经常拉着我去夜总会应酬。”乔伟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桌角，“第一次见到林晓玥，她穿了件黑色连衣裙，坐在角落喝酒，不像其他小姐那样主动凑上来，我就注意到她了。”
林晓玥的“冷艳”让乔伟动了心。他开始频繁去夜总会找她，出手阔绰，很快就和林晓玥发生了关系。“我当时就是玩玩，没想过认真。”乔伟说，“可她不一样，她跟我说，想跟我结婚。”
2011年，乔伟出钱在鼓楼区给林晓玥租了套公寓，包养了她。一开始，两人相处得还算融洽，可林晓玥的控制欲越来越强——看到乔伟手机里有其他小姐的短信，会闹到半夜；乔伟应酬晚了，会不停地打电话催；甚至乔伟给妻子买了件礼物，她都会摔东西发脾气。
“我跟她说，我不可能离婚，我们就是情人关系。”乔伟的声音有些沙哑，“可她不听，说要是我不离婚，就去我单位闹，让我身败名裂。”
2012年，林晓玥开始逼乔伟离婚，甚至威胁要去找他老婆。乔伟慌了——他的职位、财富，都是靠家里和单位的关系得来的，要是真闹出事，他就什么都没了。
“她跟我要100万分手费，说拿到钱就跟我断干净。”乔伟咬了咬牙，找两个合作的包工头借了70万，分几次给了林晓玥69万，“我跟她说，剩下的31万我实在拿不出来，她当时答应了，我还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可没过多久，林晓玥就给乔伟打了电话，说自己脚踝扭伤了，没人照顾。“我心一软，就去了她的公寓。”乔伟闭了闭眼，“那天晚上，我们又睡在了一起，之后她就又开始逼我离婚，比以前更厉害。”
2012年9月12日早上，两人因为乔伟妻子的油费吵了起来。“我说我老婆一个月油费要2000块，她就说‘把你老婆的车卖了，还我那31万’。”乔伟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我跟她吵，她就抢我的手机，说要给我老婆打电话，还说要找人打我老婆和女儿！”
争执中，乔伟推了林晓玥一把，林晓玥跌倒在床上，爬起来就跟他厮打。“她骂我，说我要是不离婚，就跟我同归于尽。”乔伟的声音发颤，“我当时脑子一热，就伸手掐住了她的脖子……她跟我说‘有本事你就打死我’，我就没松手，直到她不动了。”
杀了林晓玥后，乔伟坐在地上愣了半天。他想过报警，也想过自杀，可一想到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女儿，他又退缩了。“我当天要去山东出差，已经订好了火车票，要是不去，肯定会被怀疑。”乔伟说，“南京9月天热，尸体放两天就会臭，我必须找个地方把尸体藏起来。”
他想到了买冰柜。当天上午，乔伟去了家电器城，以“开便利店冻雪糕”为由，买下了唯一的一台样品冰柜——营业员本来不想卖样品，可乔伟愿意多付200块，对方才松了口。
“冰柜送到的时候，我跟工人一起把它搬进客厅，还跟他们抽烟聊天，装作没事人一样。”乔伟说，“工人走了以后，我就把林晓玥的尸体塞进了冰柜，还放了几盒除臭剂，怕有味道。”
下午，乔伟按时跟同事去了山东，出差期间表现得毫无异常。“我在火车上就想好了，冰柜藏不住尸体，必须碎尸抛掉。”乔伟说，“我以前在翠屏东南小区租过一套房，是给我岳父母住的，后来他们回老家了，房子还没到期，那里人少，适合碎尸。”
出差回来后，乔伟去超市买了斩骨刀、锯条、高压锅和垃圾袋。他先把林晓玥的尸体从冰柜里取出来，切成几大块——因为不懂人体结构，他只能乱砍乱锯，手上被刀划了好几道口子。“我分三次把尸块打车运到翠屏东南的房子里，司机问我是什么，我就说是‘冻肉’。”
乔伟说，“到了那里，我就用高压锅把尸块煮熟，切成小块，然后浇上番茄酱和酱油，装在塑料袋里，凌晨的时候扔到托乐嘉美食街的垃圾桶里。”
碎尸花了乔伟两个多星期。他每天晚上去翠屏东南的房子里处理尸块，白天正常上班，没人发现异常。“我把她的头颅留下来了。”乔伟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低，“我把头颅煮熟后，撬开头骨取出脑子，然后把 skull 拼好，放在一个小保险柜里——我知道这是证据，可我就是不想把它扔掉。”
他还把林晓玥的身份证、驾驶证和银行卡放进了保险柜，然后找到一个包工头朋友，说“有重要文件要寄存”，把保险柜放在了对方家里。“林晓玥的银行卡里有10万，我没敢动，怕被查到。”乔伟说，“我把她的首饰卖了，换了几千块钱，用来买碎尸的工具。”
为了掩盖真相，乔伟还用林晓玥的手机给林母发了几条短信，装作林晓玥还活着的样子。林母后来打电话，他就买了个不记名手机号，故意让林晓玥的手机处于“停机”状态。“林母后来还给我打过电话，问我有没有见过林晓玥，我跟她说‘你别着急，不行就报警’，她竟然没怀疑我。”乔伟说。
警方根据乔伟的供述，在包工头家里找到了那个保险柜，打开后，里面果然装着林晓玥的 skull 和证件。在翠屏东南小区的下水道里，民警还找到了一颗脱落的牙齿——那是乔伟处理 skull 时不小心掉的，后来被他扫进了下水道。
2015年，乔伟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庭审时，林母哭着说：“我的女儿再不对，也不该被这么残忍地杀害……”乔伟低着头，没说话，只是在听到“死刑”判决时，身体轻轻抖了一下。
而那个装过尸块的冰柜，被乔伟卖给了收废品的老郑，从此没了下落。有人说，它可能被翻新后，又卖给了某个不知情的人；也有人说，它被拆解成了零件，流向了废品市场。没人知道它的最终去向，就像这起案件里那些未被言说的阴暗角落，藏在城市的某个缝隙里，让人想起就脊背发凉。
乔伟被带走执行死刑那天，南京下了场小雨。李伟站在警局的窗前，看着窗外湿漉漉的街道，手里攥着那份早已翻得卷边的案卷。
案卷最后一页，是林晓玥那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的女孩笑着，眼神清亮，谁也想不到，她最后会以那样惨烈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林父林母后来把林晓玥的骨灰带回了盐城，埋在老家的山坡上。每年清明，老两口都会带着一束白菊去坟前，坐上好几个小时，絮絮叨叨地说些家里的事。
林母总说：“要是当初我没让她去南京，要是当初我早点报警，是不是一切就不一样了？”可世上没有如果，只有再也无法挽回的遗憾。
而那个曾经被乔伟用来藏尸的冰柜，始终没有找到。收废品的老郑说，当年他把冰柜拆解后，卖给了不同的废品收购站，零件早就散落到了各地。
李伟偶尔会想起这件事，他总觉得，那个冰柜就像一个隐喻——它藏过最肮脏的罪恶，最后却以碎片的形式，融入了普通人的生活，悄无声息，却又让人不寒而栗。
托乐嘉美食街后来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油烟依旧缭绕，食客依旧往来。只有那些知道内情的老商户，在凌晨倒垃圾时，会下意识地多看一眼垃圾桶，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忌惮。
张卫国后来辞了清洁工的工作，回了老家。离开南京那天，他特意绕开了托乐嘉美食街，他说：“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那些黑色塑料袋了。”
案件过去多年，南京的刑警们偶尔还会在案情分析会上提到这起案子。他们说，这起案子教会他们，永远不要低估人性的复杂——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国企干部，可能藏着最残忍的一面；一个被认为“身份特殊”的受害者，背后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挣扎。
而那些看似偶然的发现，比如张卫国的军人经历，比如林母执着的寻找，往往是破解悬案的关键。
林晓玥的银行卡里那10万元，最后被林父林母捐给了盐城当地的公益组织“寻亲之家”，用来帮助那些失踪儿童的家庭。
林母说：“晓玥没来得及好好活，希望这笔钱能帮到更多人，让他们早点找到自己的孩子，别像我们一样，等了两年才等到一个噩耗。”
乔伟的妻子后来带着女儿离开了南京，没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有人说，她换了工作，改了名字，想让女儿在一个没有阴影的环境里长大。是啊，成年人的罪恶，不该由一个无辜的孩子来承担。
如今，托乐嘉美食街的垃圾桶早已换了新的，当年的血迹和痕迹也早已被时间冲刷干净。
可只要有人提起2012年那起碎尸案，依旧会有人压低声音，眼神里带着恐惧和惋惜。这起案子就像一道疤痕，刻在南京这座城市的记忆里，提醒着人们：罪恶或许会被掩盖，但永远不会被遗忘；而那些为了真相奔波的人，永远在黑暗里寻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