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字文舒，是太原晋阳人。他家的家谱里记载，他的伯父叫王柔，字叔优；父亲叫王泽，字季道。郭林宗曾经说过，王柔和王泽小时候就知道郭林宗有识人的本事，就一起去拜访他，问自己适合做什么，好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郭林宗笑着说：“你们俩都有当大官的才能，不过，叔优适合通过做官来出名，季道适合通过研究学问来进步。如果你们不按照自己的长处去做事，也不会有大成就。”王柔、王泽听了他的话。后来，王柔当了北中郎将，王泽当了代郡太守。
王昶年轻时就和同郡的王凌都很有名。王凌比他大，王昶像对待哥哥一样对待他。曹丕当太子的时候，王昶是太子文学，后来升为中庶子。曹丕当了皇帝后，王昶被调任散骑侍郎，又当了洛阳典农。当时，京城附近树木很多，王昶就开垦荒地，鼓励百姓种田，开垦出来的田地特别多。后来，他又升任兖州刺史。明帝曹叡即位后，王昶又被加封为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虽然王昶在外地做官，但他心里一直想着朝廷的事。他认为，魏国继承了秦汉的弊端，法律制度太繁琐，不大大修改国家的制度，按照古代圣王的风范来治理，却想让国家的治理和教化复兴，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写了《治论》，大致按照古代的制度又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写了二十多篇文章，又写了十多篇兵书，讲打仗时用正兵和奇兵的方法，青龙年间，他把这些书都献给了朝廷。
他给侄子和儿子起名字，都按照谦虚实在的原则，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侄子一个叫王默，字处静；一个叫王沈，字处道。他儿子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他还写了一封信告诫他们：
一个人当儿子的道理，最重要的就是珍惜自己的身体，保全自己的品行，来显扬父母。这三件事，人人都知道是好事，可是却有人不珍惜自己，破坏自己的家庭，陷入灭亡的灾祸，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从小学的东西不对。孝敬父母、仁爱、讲义气，这是所有好行为里最重要的，做到了这些，才能立身，这是做人的根本。你孝敬父母，家族里的人都会安心；你仁爱讲义气，乡亲们都会敬重你。这些是在心里做到了，名声自然就会传出去。如果一个人不好好做根本的事情，却违背这些根本的东西，去追求那些虚浮华丽的东西，去结成小团体；追求虚浮华丽就会有虚伪的毛病，结成小团体就会有内部矛盾的祸患。这两样东西的害处，是很明显的，可是还是有很多人重蹈覆辙，追求那些次要的东西，这都是因为被眼前的名誉利益迷惑了。富贵和名声，是人人都喜欢的，可是君子有时候得到了也不会去享受，为什么呢？因为君子讨厌那些不正当的手段。人们害怕的是，只知道前进不知道后退，只想要不知道满足，所以才会有受辱的祸患，后悔也来不及了。俗话说：“如果不知道满足，就会失去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知道满足的人，才会永远满足。看看过去的事情，想想将来的事情，从来没有靠追求名声利益、贪得无厌，还能保全自己的家业、永远享受福气的。我希望你们立身行事，要遵守儒家的教导，实践道家的言论，所以我给你们起的名字都和清静谦虚有关，希望你们看到自己的名字，就能想到它的意思，不敢违反。古代的盘子、盂子上有铭文，手杖上也有告诫的话，低头抬头都能看到，用来防止自己做错事。何况是自己的名字，能不警惕吗？事情做成了却很快失败，是因为做事情太急躁；事情慢慢做成，才能有好的结果。早上开花的草，到晚上就凋零了；松柏却很茂盛，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枯萎。所以，有远大志向的君子讨厌急躁，告诫自己不要犯这种错误。如果范匄在秦国的客人面前炫耀，他父亲武子就会打他，打断他帽子上的簪子，因为他讨厌儿子在别人面前炫耀。古人说：一个人有了优点，很少不自己夸耀的；有了才能，很少不自己骄傲的；夸耀就会掩盖别人，骄傲就会欺凌别人。掩盖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掩盖他；欺凌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欺凌他。晋国的三郤被杀，周朝的王叔获罪，不都是因为喜欢炫耀自己的优点、骄傲好争的过错吗？所以，君子不自己夸耀自己，不是为了谦让别人，而是讨厌那种掩盖别人优点的做法。能够委屈自己才能伸张正义，谦让才能有所得，示弱才能变强，很少有不成功的。诋毁和赞誉，是产生爱和恨的原因，也是产生祸和福的关键，所以圣人很谨慎。孔子说：“我对别人，没有诋毁过谁，也没有赞誉过谁；如果要赞誉谁，一定要先考验考验。”又说：“子贡总爱议论别人。赐啊，你真的比别人强吗？我没有时间做这些事。”像孔子那样的圣人，都还这么谨慎，何况那些平庸的人，怎么能轻易地诋毁和赞誉别人呢？
从前，伏波将军马援告诫他的侄子们说：“听到别人的坏话，应该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耳朵可以听，但嘴里不能说。”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裴松之认为，马援的这个告诫可以说是极其恳切的教导，不可更改的训诫。一般来说，说别人的过失，是指在家中私下说的，别人还不知道，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如果是已经做了的事情，得失已经暴露在世人面前，根据别人的善恶来作为自己的警戒，那和马援说的就有所不同了。然而马援告诫说称赞龙伯高的美德，说杜季良的坏话，导致事情传到当时的皇帝那里，杜季良因此而失败。说话伤害人，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这与他所告诫的，自相矛盾。
如果有人诋毁自己，应当退而反思自身。如果自己有值得诋毁的行为，那么别人的话就是对的；如果自己没有值得诋毁的行为，那么别人的话就是胡说八道。如果是对的，就不要怨恨别人；如果是胡说八道，也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又何必报复呢？而且听到别人诋毁自己就生气的人，是讨厌听到难听的话加在自己身上，如果去报复，反而会让人更加诋毁自己，不如沉默而自我修养。俗话说：“抵御寒冷最好的办法是穿厚衣服，停止诽谤最好的办法是自我修养。”这句话说得太对了。如果和那些喜欢搬弄是非、凶险狡诈的人交往，即使是接近他们都不行，更何况和他们对抗呢？那危害就更大了。那些虚伪的人，说话不讲道理，做事不顾及自己的言行，他们很浮浅，比较容易识别；但世上的人却被他们迷惑，还不用他们的言行来检验他们。最近济阴的魏讽、山阳的曹伟，都因为邪恶而失败，迷惑了当世的人，挟持奸邪之人，煽动年轻人。虽然他们最终被处以极刑，成为明显的警戒，但他们所污染的人已经很多了。能不谨慎吗？
像那些隐居山林的人，像伯夷、叔齐那样的人，甘愿在首阳山长期挨饿，安心在绵山赴火自焚，虽然可以激励贪婪的人，改变风俗，但圣人也不会这样做，我也不愿意这样做。现在你们的祖先世代都有官职，以仁义为名，以谨慎着称，在家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在外面努力学习。
我和当时的人一起做事，虽然出处不同，但各有可取之处。颍川的郭伯益，喜好通达，聪明又有知识。他为人不够宽宏大量，轻视权贵有余；遇到值得尊重的人，重视他如山；遇到不值得尊重的人，轻视他如草。我因为了解他而亲近他，但不希望你们这样做。北海的徐伟长，不追求名声，不追求不正当的利益，淡泊自守，只追求道义。他有所是非，就借助古人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当时并不褒贬别人。
我敬重他，希望你们向他学习。东平的刘公干，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忠诚有大节，但性格行为不够稳定，很少有所顾忌，得失可以相互补充。我喜爱他，尊重他，但不希望你们仰慕他。乐安的任昭先，淳朴笃实，遵循道义，内心聪敏，对外宽厚，谦逊恭敬，让贤推功，身处困境而不回避，怯懦却有义勇，在朝中忘记个人得失。我与他友好，希望你们效仿他。
如果把上述这些道理加以引申，触类旁通，你们大概可以理解其中的一点意思。在使用钱财时，要先考虑家族的利益；在施舍时，要优先帮助那些急需的人；在出入时，要关心那些年老的人；在讨论问题时，要避免贬低他人；在做官时，要崇尚忠诚和节操；在选择朋友时，要注重实际的品德；在处世时，要警惕骄傲和放纵；在贫穷和低贱时，要谨慎，不要悲伤；在进退时，要考虑是否合适；在做事时，要反复思考。做到这些，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青龙四年，皇帝下诏说：“想要得到有才智、有文章、谋虑深远、能够从远处看到近处、从模糊中看到清晰、筹划不落空、策略不徒劳、端庄谨慎、清静严肃、勤奋不懈、志向在公的人，不限年龄，不论贵贱，卿校以上的官员各举荐一人。”太尉司马懿推荐了王昶。正始年间，王昶转任徐州刺史，被封为武观亭侯，后升任征南将军，持节都督荆、豫诸军事。王昶认为国家有固定的军队，但战争没有固定的胜利；地形有固定的险要，但防守没有固定的形式。现在驻扎在宛城，距离襄阳三百多里，各军分散驻扎，船只停在宣池，一旦有紧急情况，无法相互支援。于是他上表请求将治所迁至新野，在二州训练水军，广泛开垦农田，仓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
嘉平初年，太傅司马懿在诛杀了曹爽之后，开始向大臣们询问治国的得失。王昶提出了五点治国策略：
第一，他主张要重视道德教育和学术研究，杜绝浮华之风，让国子监的学生进入太学深造，同时也要办好地方的学校。
第二，他主张要实行考试制度。考试就像是一把尺子，没有尺子就没办法准确地判断曲直，没有考核和升降制度，就不能准确地评价一个人的能力。
第三，他主张让官员们长期担任职务，如果他们有政绩，就提升他们的职位，赐予他们爵位。
第四，他主张要精简官职，给予官员们足够的俸禄，用廉洁和羞耻心来激励他们，不要让他们和百姓争利。
第五，他主张要杜绝奢侈浪费，提倡节俭。要让衣服有明确的等级标志，上下有明确的秩序，储存粮食和布匹，让百姓回归朴素的生活。
皇帝下诏书表扬了王昶的建议，并让他负责制定百官考核制度。王昶认为，虽然唐虞时期有升降官员的制度，但没有具体的考核办法。周朝的冢宰负责考核群吏的政绩并给予赏罚，但也没有具体的比较制度。由此可见，圣明的君主善于任用贤能之人，大致规定了升降官员的制度，把具体的事务交给高级官员去处理，而自己则总揽全局，所以官员的能力如何是可以知道的。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这样。
嘉平二年，王昶上奏说：“孙权流放了贤臣，嫡庶之间发生了争执，我们可以趁机攻打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等地都在长江以北，当地的百姓和少数民族与新城郡接壤，我们可以偷袭并占领这些地方。”
于是，朝廷派遣新城太守州泰偷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前往夷陵，王昶则前往江陵。他们在两岸拉起竹索，搭起浮桥，渡过江去攻击敌人。敌人逃到南岸，从七条通道一起进攻。
于是，王昶命令弓弩手同时发射，敌人的大将施绩在夜里逃回了江陵城，王昶的军队追击并杀死了几百名敌人。王昶想把敌人引到平地上和他们决战，于是先派五支军队沿着大道撤退，让敌人看到后产生骄傲情绪。他们把缴获的铠甲、马匹、头颅等战利品在城周围展示，以激怒敌人，并设下伏兵等待敌人。施绩果然追击，王昶的军队和他交战并打败了他。
施绩逃走，王昶的军队斩杀了敌将钟离茂、许旻，缴获了敌人的铠甲、头颅、旗帜、战鼓、珍宝和武器等，然后凯旋而归。王基、州泰也都有战功。于是，朝廷提升王昶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为京陵侯。
后来，毋丘俭、文钦作乱，王昶率军抵抗他们并立下战功，朝廷又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关内侯，提升他的职位为骠骑将军。诸葛诞反叛时，王昶占据夹石，威胁江陵，使施绩、全熙无法东进。诸葛诞被杀后，皇帝下诏说：“从前孙膑辅佐赵国，直接进攻大梁。这次西边的军队迅速进攻，也是为了形成东征的态势。”
于是，朝廷增加王昶的食邑一千户，加上以前的四千七百户，提升他的职位为司空，持节、都督的职务仍然保留。甘露四年，王昶去世，谥号为穆侯。他的儿子王浑继承了他的爵位，咸熙年间担任越骑校尉。
据《晋书》记载，王浑从越骑校尉进入晋朝后，多次担任重要职务，平定吴国时立下战功，被封为江陵侯，官至司徒。王浑的儿子王济，字武子，有杰出的才能和美好的名声，担任过河南尹、太仆等职，早逝后被追赠为骠骑将军。王浑的弟弟王深，担任过冀州刺史。王深的弟弟王湛，字处冲，担任过汝南太守。王湛的儿子王承，字安期，担任过东海内史。王承的儿子王述，字怀祖，担任过尚书令、卫将军。王述的儿子王坦之，字文度，担任过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在王昶的儿子中，王湛最有道德和声誉，而王承也是当时的名士，王述和王坦之都在当时非常显赫，是当时的名门望族。从王湛以下的子孙的事迹，都记载在《晋阳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