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安太守、谯国人夏侯惠,是夏侯渊的儿子,他的事迹在夏侯渊的传记中有记载。陈郡太守、任城人孙该,字公达,志向坚定,勤奋好学。他二十岁时担任上计掾,被召为郎中。他撰写了《魏书》。后来,他担任博士、司徒右长史,又回到着作部门。他在景元二年死于任上。郎中令、河东人杜挚等人也着有文赋,流传于世。杜挚,字德鲁,最初因《笳赋》而知名,被任命为司徒军谋吏。后来,他被举荐为孝廉,担任郎中,转任校书。杜挚与毋丘俭是同乡,关系亲密,因此写诗给毋丘俭,请求一丸仙人药,以此暗示毋丘俭帮助自己。他的诗中写道:“骐骥马不试,婆娑槽枥间。壮士志未伸,坎轲多辛酸。伊挚为媵臣,吕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贩,甯戚对牛叹;食其处监门,淮阴饥不餐;买臣老负薪,妻畔呼不还,释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伦,而与齐其患。无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笃病久,荣卫动不安,闻有韩众药,信来给一丸。”毋丘俭回复说:“凤鸟翔京邑,哀鸣有所思。才为圣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遭明时。胡康出垄亩,杨伟无根基,飞腾冲云天,奋迅协光熙。骏骥骨法异,伯乐观知之,但当养羽翮,鸿举必有期。体无纤微疾,安用问良医?联翩轻栖集,还为燕雀嗤。韩众药虽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诗。信心感诸中,中实不在辞。”杜挚最终未能升迁,死于秘书任上。庐江何氏家传记载:明帝时期,有个谯人胡康,十五岁时因才华出众被推荐,又提出了改革建议,请求在重要的县任职。皇帝特别召见了他。众人一致认为他是神童。皇帝让他到秘书处,让他广泛阅读典籍。皇帝问秘书丞何祯:“胡康的才华如何?”何祯回答说:“胡康虽然有才华,但性格不端,最终可能会失败。”后来,胡康果然因为过错被贬。臣松之认为:魏朝从微末到显达的人中,没有听说过胡康,怀疑是孟康。孟康的事迹见于杜恕传。杨伟的事迹见于曹爽传。
傅嘏,字兰石,是北地泥阳人,西汉名将傅介子的后代。他的伯父傅巽,在黄初年间担任侍中尚书。傅嘏的祖父傅睿曾任代郡太守,父亲傅允是黄门侍郎。傅嘏二十岁时就已经很有名望。当时,何晏以才华和口才在贵族之间崭露头角,邓飏喜欢变通,结党营私,在民间沽名钓誉。夏侯玄作为贵臣之子,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名望,被何晏和邓飏奉为领袖,他想和傅嘏交朋友,但傅嘏拒绝了。傅嘏的朋友荀粲很有见识,但仍然觉得奇怪,他对傅嘏说:“夏侯玄是一时的俊杰,他虚心想和你交朋友。如果合得来,就能成就一段美好的友谊;如果合不来,就会产生怨恨。两位贤人不和,对国家不利,这就像蔺相如对廉颇谦让一样。”傅嘏回答说:“夏侯玄志向远大,但能力有限,只能靠虚名来吸引人。何晏说得好听,但实际行动却很近利,喜欢辩论却没有诚意,是那种靠巧言令色颠覆国家的人。邓飏有抱负但没有恒心,表面上追求名利,内心却没有原则,喜欢随波逐流,嫉妒贤能,话说得越多,漏洞就越多,嫉妒贤能就会失去朋友。在我看来,这三个人都是败德之人。远离他们还怕惹祸上身,更何况亲近他们呢?”
司空陈群征召傅嘏担任掾属。当时,散骑常侍刘劭制定了考课法(一种官员考核制度),并将其下发到三府讨论。傅嘏对刘劭的考课论提出了质疑,他说:“我听说,帝王的制度博大精深,圣人的道理深奥而长远。如果一个人没有相应的才能,那么这些道理就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只有真正理解并运用这些道理的人,才能称之为‘神明’。然而,自从王道衰落以来,这些深奥的道理已经很久没有被传承了,微言大义已经消失,六经也失去了光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道理博大精深,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刘劭的考课论虽然试图借鉴前代的官员升降制度,但这些制度大多已经失传。现存的只有《周礼》,其中规定了诸侯和中央官员的职责,土地有固定的贡品,官员有明确的规则,各部门职责分明,百姓各司其职,因此考核和升降制度可以顺利实施。然而,大魏继承了百王之后,承袭了秦汉的制度,没有对这些制度进行改革。从建安年间到青龙年间,武帝(曹操)平定战乱,开创了皇业,扫除邪恶势力,消灭残余的敌人,军队频繁调动,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在治理国家和军队方面,权宜之计和法律并用,百官和军队的职责相互交织,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古代的制度今天已经很难适用了,因为古代的制度是为了长远考虑,可能不切实际;今天的法律是为了应对当前的事务,但又难以传承下去。设立官职、分配职责、治理百姓,这是国家的根本;根据名分考核实际表现,纠正和激励官员,这是治理国家的细节。如果根本和细节都没有理顺,制度没有明确,国家的策略没有得到重视,却先考虑考核制度,恐怕无法真正区分贤能和愚昧,也无法洞察事物的本质。过去,先王选拔人才,一定要从地方开始,在学校中学习道德,行为端正的人被称为贤人,道德修养高的人被称为能人。乡里的长者向国王推荐贤能之人,国王接受并任命他们,根据他们的才能,让他们担任不同的职务。这是先王选拔人才的方法。如今,九州的百姓,包括京城的人,都没有实行六乡的选拔制度,选拔人才的职责完全由吏部承担。根据品级和资历来选拔人才,真正有才能的人不一定能得到合适的职位;根据战功来选拔人才,道德品质不一定能得到重视。这样一来,考核制度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无法真正选拔出优秀的人才。阐述和综合王道,赞美国家的制度,这些内容深奥且广泛,很难详细说明。”
正始初年,傅嘏被任命为尚书郎,后升任黄门侍郎。当时,曹爽掌握大权,何晏担任吏部尚书。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晏表面上平静,内心却很狡猾,追求利益,不注重根本。我担心他一定会先迷惑你们兄弟,正直的人将会远离,朝政将会荒废。”何晏等人因此对傅嘏产生了不满,借故免去了他的官职。后来,傅嘏被任命为荥阳太守,但他没有上任。太傅司马懿请他担任从事中郎。曹爽被诛杀后,傅嘏被任命为河南尹。《傅子》记载,河南尹负责管理京城和周边地区,这里人口复杂,有许多豪门大族和商人,是天下四方的交汇点,也是利益和奸邪的聚集地。前任河南尹司马芝,管理过于简单;继任者刘静,管理过于繁琐;后来的李胜,破坏了常规,只追求一时的名声。傅嘏恢复了司马氏的管理纲领,调整了刘氏的管理细节,逐渐弥补了李氏的破坏。河南郡有七百名官员,其中一半不是旧人。河南的习俗是,五官掾(负责选拔官员的职位)和功曹(负责考核官员的职位)都由本地人担任,不使用外地人。傅嘏选拔优秀的人才,让他们担任相应的职位,明确各部门的职责,然后依次进行考核。他的治理以道德教化为本,但执法严格,简单而不可侵犯。他善于明理识情,审理案件时不使用刑具就能查明真相。他不追求小恩小惠,对于对百姓有益的事情,他会隐藏自己的意图,好像这些事情不是他主动做的。因此,当时他没有显赫的名声,但官吏和百姓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感到安心。
当时,朝廷内部讨论是否要主动进攻吴国,三位征讨将军(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策略。皇帝下诏询问傅嘏的意见。傅嘏回答说:“过去,夫差曾经战胜齐国和晋国,威震中原,但最终还是在姑苏被灭;齐闵王曾经扩张领土,开辟了千里疆域,但最终还是被颠覆。有好的开始,不一定有好的结局,这是古往今来无数事例所证明的。孙权在打败关羽、吞并荆州之后,志得意满,凶恶至极。因此,宣文侯(司马懿)制定了宏大的战略计划,准备大举进攻。如今孙权已经去世,他把孤儿托付给了诸葛恪。如果诸葛恪能够纠正孙权的苛政,减轻百姓的苦难,让百姓在新的政策下暂时安逸,那么吴国上下就会齐心协力,有同舟共济的意识。虽然他们最终可能无法自保,但至少可以在长江以南苟延残喘。然而,现在有人提出要乘船直接渡过长江,横行江南;有人提出要四路并进,攻击吴国的城池;还有人提出要大规模开垦边境土地,等待时机进攻。这三种策略虽然都是对付敌人的常规方法,但如果不能抓住时机,就会留下后患。自从我们开始准备军事行动以来,已经三年了,但我们的军队并不是用来突然袭击的。吴国作为敌人,已经存在了近六十年,他们的君臣相互扶持,共同面对吉凶祸福。如果诸葛恪能够消除弊端,让国家恢复健康,那么我们期待的吴国崩溃就不会很快到来。现在,我们的边境守军与吴军相隔较远,吴军防御严密,我们的间谍无法进入,我们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无异于冒险,先作战后求胜,这不是保全军队的上策。只有大规模开垦边境土地,才是最稳固的策略。这样可以确保我们的军队在边境之外,避免敌人的骚扰;我们可以依靠积累的粮食,不需要运输补给;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弱点进行讨伐,而不需要长途跋涉和劳民伤财:这些都是军事行动中的紧急任务。过去,樊哙曾表示愿意带领十万大军横行匈奴,但季布当面指出了他的错误。现在,我们想要越过长江,进入敌人的领土,这和樊哙当时的想法是一样的。不如明确法律,训练士兵,在全胜之地制定战略,用长鞭驱赶敌人的残余势力,这是必然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