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南征，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历经整整 12 年，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在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忽必烈之所以能够成功灭亡南宋，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其原因涉及多个关键方面，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共同铸就了元朝统一的历史伟业。
在战略决策上，忽必烈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他深知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强弱，更在于能否充分把握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制定的攻宋方略极为正确，充分考虑到了南宋的地理形势、兵力部署以及政治局势等诸多因素。他深入研究了南宋的地形地貌，明确了进攻的关键节点和战略要地；同时，他分析了南宋的兵力分布，制定了针对性的作战方案；他还密切关注南宋内部的政治动态，利用其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的力量。
他摒弃了蒙古军队以往单纯依靠武力强攻的粗暴方式，这种传统的作战模式虽然在早期的蒙古征服中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在面对南宋这样拥有坚固城防和顽强抵抗意志的对手时，显然已经不再适用。因此，忽必烈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他强调在进攻过程中要稳步推进，每一步都要确保稳固，不给敌人留下喘息和反扑的机会。他注重积累优势，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最终实现战略目标。
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忽必烈能够根据战局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部署，灵活运用各种战术，充分发挥了元军的优势。他善于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和敌军特点，选择最合适的作战方式。例如，在面对襄阳、樊城这样的军事重镇时，他并未急于强攻，而是先建立包围圈，切断其外援，再逐步削弱城中守军的抵抗力，最终成功攻克这两座城池，为进军临安打开了关键通道。这一战术不仅减少了元军的伤亡，还有效地削弱了南宋的军事防御体系，为后续的进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将帅的任用上，忽必烈更是慧眼识珠。他深知良将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因此在选将时极为谨慎。他善于选择像伯颜这样的良将，伯颜不仅在军事指挥上有着非凡的才能，而且具备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领导能力。伯颜在战场上沉着冷静，善于分析形势，能够准确把握战机。在征战过程中，他能够严格执行忽必烈的战略意图，同时又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带领元军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他的军事才能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士兵的尊敬和信任，使得元军在战场上能够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
除了伯颜，忽必烈还任用了众多有能力的将领，他们在不同的战场上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为灭亡南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将领各有所长，有的擅长陆战，有的精通水战，有的善于攻坚，有的擅长迂回包抄。他们相互协作，共同作战，在忽必烈的统一指挥下，形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
忽必烈还十分注重发展水军。南宋凭借着长江天险，水军力量相对较强。为了能够在水上与宋军抗衡，忽必烈大力加强水军的建设。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打造了一支数量众多、装备精良的水军。他不仅注重船只的建造和武器的配备，还重视水军士兵的选拔和训练。他从各地招募有经验的水手和士兵，组建了一支高素质的水军队伍。同时，他还注重水军战术的研究和训练，使得元军水军能够在战斗中发挥出强大的威力。
在与宋军的水战中，元军水军多次取得胜利，成功突破了宋军的水上防线，为陆军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元军水军的崛起，改变了南宋在水上的优势地位，使得元军能够在水上和陆地同时对南宋形成强大的压力。这一战略举措不仅削弱了南宋的防御能力，还为元军的全面进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总之，忽必烈能够成功灭亡南宋，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在战略决策上的高瞻远瞩，在作战过程中的灵活应变，在将帅任用上的慧眼识珠，以及对水军发展的高度重视，共同构成了他成功的关键。这些因素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最终使得元朝实现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伟业。
在政治方面，忽必烈展现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他不仅注重军事上的胜利，更重视人心的归附。他深知战争不仅仅是武力的较量，更是人心的争夺。因此，他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对南宋施加压力，使其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另一方面，又积极开展了招降安抚工作，以政治手段瓦解南宋的抵抗意志。
对于那些愿意投降的南宋将领和官员，忽必烈给予了极为优厚的待遇。他不仅尊重他们的地位和尊严，还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封赏和官职，让他们能够安心地为元朝效力。这种政策的实施，如同在南宋内部投放了一颗颗“政治炸弹”，使得南宋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许多将领和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选择了投降元朝，导致南宋的抵抗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在忽必烈的招降政策下，许多州县在宋军主力被击败后，未经激烈战斗便纷纷投降。这种现象不仅减少了元军的伤亡，还极大地加快了统一的进程。元军因此形成了军事、政治上的双重优势，将宋军置于了被动挨打的境地。忽必烈的这一政策，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更在心理上彻底击垮了南宋的抵抗意志，为元朝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长期的征战，忽必烈最终成功灭亡南宋，统一了中国。这一伟大成就无疑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还为后世的国家治理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然而，反观南宋，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南宋朝廷内部政治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官员们结党营私，争权夺利，根本无暇顾及国家的安危。治国、治军方针迂腐守旧，缺乏创新和灵活性，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这种内部的混乱和腐败，使得南宋在面对元军的强大攻势时，显得毫无还手之力。
奸相当权，他们只顾着自己的私利，排斥异己，使得朝廷中充满了不和谐的声音。许多有才能的人被闲置或打压，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任用庸才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一些毫无军事才能的人却被委以重任，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低下。在战场上，这些庸才将领指挥无方，士兵们士气低落，战斗力大打折扣。
此外，南宋的赏罚制度也完全失去了效力。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士兵们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这种制度下被严重削弱，士兵们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对战争失去了斗志。在这种朝野上下离心离德的情况下，南宋的败亡似乎也就成为了必然。
相比之下，忽必烈的招降安抚政策和南宋内部的腐败无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忽必烈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的军事才能，更在于他能够从政治、人心等多方面入手，全面瓦解敌人的抵抗力量。而南宋的失败则在于其内部的腐败和无能，无法团结一心，共同抵抗外敌。这一历史教训提醒后人，国家的统一和强大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需要清正的政治环境和团结一心的民族精神。
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刘秉忠始终以幕僚的身份，坚定地站在忽必烈的身边，为元朝的统一大业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的身影虽不常出现在战场的最前线，但他的智慧和谋略却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贯穿于元朝统一的全过程。
一方面，刘秉忠宛如一双敏锐的眼睛，时刻审视着战局的发展。他深入分析战场上的每一个细节，从敌军的兵力部署到地形地貌的变化，从天气条件的影响到士兵的士气状态，他都了如指掌。他敏锐地洞察着敌方的一举一动，从复杂的局势中精准地判断出战争的走向。他不仅仅关注眼前的胜负，更着眼于长远，为忽必烈策划着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进攻方向。他会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如地形地貌、兵力部署、后勤保障等，为元军制定出最合理的作战计划，确保元军在战场上能够占据主动，步步为营地向胜利迈进。他的建议和策划往往能够帮助元军在关键时刻抓住战机，化被动为主动，从而在战争中取得一次次的胜利。
另一方面，刘秉忠还是忽必烈处理政务的得力助手。在元朝攻克一地之后，重建秩序、恢复生产成为当务之急。刘秉忠深知，只有尽快地在这些地方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对占领区的有效统治。他亲自考察官吏，以敏锐的眼光和公正的态度，尽可能地为元军所攻克之地任用贤能之士到各个衙门任职。这些贤能之士犹如一颗颗种子，迅速在新征服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机构。他们一方面积极安抚当地的百姓，缓解他们的恐惧和不安，让他们感受到元朝统治的稳定和公正；另一方面，努力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应，为大军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毕竟，战争不仅仅是武力的较量，更是经济实力的比拼，稳定而充足的物资供应是元军能够持续作战的关键。这项工作看似平凡，实则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元朝统治的稳定和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
其实，早在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称帝时，就已敏锐地采纳了刘秉忠的建议。当时，刘秉忠提出下诏建元纪年，设立中书省和宣抚司，这一系列举措意义深远。朝廷旧臣、山林隐士等各类人才都被广泛录用，为元朝的统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刘秉忠负责的这项工作，就像是一场人才的大汇聚，他以独特的慧眼和广阔的胸怀，将众多有识之士汇聚到元朝的旗帜之下，为元朝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他的建议不仅为元朝的行政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框架，更为元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刘秉忠虽居于忽必烈左右，但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坚持着对传统的尊重，一直穿着旧服。他的这种质朴和坚守，让他在元朝的宫廷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当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聪书记”，这个称呼不仅是对他智慧的认可，更是对他人格的尊重。刘秉忠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和政务上，他的品德和修养也为元朝的统治阶层树立了榜样。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正的智者不仅要有卓越的才能，更要有高尚的品德和坚定的信念。
到了至元元年（1264 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深感刘秉忠的功绩，奏言道：“刘秉忠早在陛下即位前，就参与军国大事，辛劳功高。如今陛下即位，万象更新，而刘秉忠仍着旧装，我等实在于心不安。应正其衣冠，给以厚爵，以表彰其卓越贡献。”
忽必烈深以为然，当即便下诏拜刘秉忠为光禄大夫、太保，让其参领中书省政事。同时，为了表达对刘秉忠的敬重和感激，忽必烈还将翰林侍读学士窦默的女儿嫁给刘秉忠为妻，并在奉先坊赐予他宅第，“以少府宫籍监户给之”。此时的刘秉忠，已成为元朝位高权重的重臣，享受着极高的荣誉和待遇。
然而，刘秉忠受命后，依然以天下为己任。凡国家大小事务，无论巨细，他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忽必烈出谋划策，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所推荐和提拔的人，大都是德才兼备之士，这些人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为元朝的发展和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大多后来都成为了名震一时的名臣。
刘秉忠侍从忽必烈三十多年，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不离不弃，无论是在遥远的边疆远征，还是在两都之间的巡幸，他都紧紧跟随。他凭借着自己的忠诚、智慧和卓越的才能，赢得了忽必烈的特殊信任。
在《元史·后妃传》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怯薛官曾奏请割京师外近地牧马，此请求已获批准。察必皇后心怀忧虑，想要进谏劝阻。但她深知忽必烈对刘秉忠极为信任，于是先故意责备刘秉忠道：“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
连皇后进谏都要借助刘秉忠的影响力，可见忽必烈对他确实达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
刘秉忠还有一项极其重要的使命，那便是为忽必烈营建大都。大都，这座未来的都城，承载着元朝统治中心的重要使命。刘秉忠深知其责任重大，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精心规划和设计。从城市的整体布局，到每一条街道的走向；从宫殿的建筑风格，到各类公共设施的设置，他都进行了详尽的考量。
他参考了诸多古代都城的优点，结合元朝的实际情况，力求打造出一座宏伟壮观、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都城。在营建过程中，他严格把关每一个环节，确保工程质量。在他的努力下，大都逐渐从一片荒芜之地崛起，成为了一座繁华的都城，为元朝的统治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