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良见到仓海君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倾尽家财来求得这位刺秦勇士的帮助。张良深知，要完成刺杀秦王这一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高超的武艺和勇气，还需要充足的资源和后盾。他希望通过提供财物，来表达自己对仓海君的重视和信任，同时也希望能够以此来确保仓海君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刺秦行动中。
然而，仓海君对张良的财物却毫不动心，他声称刺秦本就是他多年的夙愿，是自己内心深处一直渴望实现的目标。他说自己刺杀秦王，必是灭族之罪。自己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哪还会看重钱财呢？
在他看来，张良的出现，不过是给了他一个实现夙愿的机会，张良不过是他在实现目标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帮手而已。仓海君的这番话，让张良感到有些意外和失落，仿佛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在仓海君心中并不高，甚至有些掉价。
但为了共同的目标，张良当然是乐于与仓海君合作的。他明白，刺杀秦王是一项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任务，绝非个人恩怨所能比拟。只要能够实现报仇雪恨的目标，个人的得失和面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张良心中对仓海君的武艺和能力充满敬佩，他相信，只有与仓海君携手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刺秦行动的成功率。因此，他放下了心中的失落和自尊，与仓海君坦诚相待，共同商讨刺秦计划的每一个细节，力求做到尽善尽美。两人虽然在合作初期有些小的分歧，但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他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准备工作，为刺杀秦王的行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这儿得补述一下中国古代的侠士文化思想。
中国的侠义文化思想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先秦时期，侠义文化尤为盛行，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重要风尚和精神追求。
墨家是侠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墨子提倡“兼爱”“非攻”，主张公平正义，锄强扶弱，反对侵略战争和无谓的争斗。墨家的思想比道家来得更为直接和激进，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倡导侠义精神，还通过实际行动来践行这一理念。墨子的门徒们自身吃苦耐劳，悍不畏死，具有极高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他们还个个都是特战队员，掌握着一整套的伏击之术，练得出神入化，能够在战场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为维护正义和公平而战。
墨家在行动上有着严格的组织和纪律，从不允许门徒私自搞事。他们的行动都是集体进行的，如同悬在各国国君头上的一把利剑，时刻准备着为正义而战。然而，墨家又从不直接杀国君，他们讲究的是以德服人，以义制敌，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感化和改变统治者，使他们能够施行仁政，关爱百姓，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墨家的侠义精神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激励着许多有志之士投身于正义事业，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墨家的侠义文化也为后世的侠义思想奠定了基础，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侠义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涌现出许多着名的侠客和侠义故事，如荆轲刺秦王、豫让刺赵襄子等，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追求正义、勇敢无畏、勇于担当。
墨家不直接杀国君，从这一点来看，他们还是尊重西周分封制的。在西周的分封制下，各国国君是周天子的臣属，拥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但同时也承担着维护周天子权威和天下秩序的责任。墨家作为当时的学派，虽然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和侵略，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分封制下的政治秩序。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阻止战争的发生，护卫地方的安宁，调和各国之间的纷争，使各国国君能够施行仁政，关爱百姓，从而实现天下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墨家在行动上有所节制，不会轻易去直接杀掉国君，以免引发更大的混乱和动荡。
墨家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暗中的世界警察”的角色。他们以自身的行动和影响力，对各国国君和统治者进行监督和制约，促使他们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墨家的侠义精神和行动方式，对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许多人去追求正义和公平，勇于铲除不平之事。
在民间，一些无法加入墨家门派的人，受到墨家侠义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也纷纷效仿墨家的做法，成为了侠士。这些侠士虽然没有墨家那样的组织和纪律，但他们同样讲道义，行侠仗义，铲除不平之风。他们以个人的力量，去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公平，帮助弱者，惩治恶人，为百姓伸张正义。他们的行为虽然有时会触犯当时的法律和统治秩序，但在民间却广受欢迎和赞誉，被视为英雄和楷模。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刺客列传》，详细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着名刺客的事迹，如荆轲刺秦王、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傀等。这充分说明了侠义文化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刺客和侠士们的事迹被广泛传颂，成为了后世人们心目中的传奇和典范。司马迁通过《刺客列传》，不仅记录了这些刺客的生平和事迹，也表达了他对侠义精神的敬佩和推崇，使得侠义文化得以在历史长河中传承和发展，影响了无数人的思想和行为。
要离刺杀庆忌的故事，是先秦时期侠义文化中一个颇具争议的案例。要离为了接近庆忌，竟然做出了灭绝人伦的举动，杀光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自断一臂，这种行为在当时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讨论。他最终成功刺杀了庆忌，但在庆忌临死前问他为何要这么做时，要离却说只是为了出名而已。这种动机与侠义精神中所倡导的正义、牺牲、奉献等价值观相去甚远，显得十分自私和功利。
然而，庆忌在临死前却认为要离是大丈夫，居然下令让他安全离去。这从侧面反映出，在先秦时期，侠义之风盛行，人们对于侠客的行为有着复杂而多元的评价标准。在那个时代，侠客们的行为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他们的行为虽然有时会违背传统的道德规范，但在某些人看来，却体现了一种超越常人的勇气和决断力，因此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和赞赏。
要离刺杀庆忌成功后，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很快便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他内心深处对于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感到深深的悔恨和痛苦，最终选择了自刎，以死谢罪。这一结局，也反映出侠义文化中对于道德底线和人性尊严的坚守，即使是侠客，也不能违背最基本的人伦道德。
太史公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没有记载要离的事迹，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要离的行为有违道义，不符合侠义精神的真正内涵。司马迁更倾向于弘扬那些真正为了正义和国家利益而英勇献身的侠客，如荆轲、聂政等人，他们的事迹在《刺客列传》中得到了详细的记载和高度的赞扬。
从荆轲与高渐离刺杀秦王，到张良策划的博浪沙刺秦，这些事件都体现了先秦时期侠义文化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侠客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正义而奋斗。同时，这些事件也反映了侠义文化在社会中的复杂性，既有光辉的一面，也有需要反思和批判的地方，促使人们在继承和发扬侠义精神时，更加注重道德的约束和人性的关怀。
道家的老子对于侠义的态度确实与墨家有所不同，他所倡导的是一种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在老子看来，行侠仗义的行为，往往是在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他认为，如果社会秩序正常，民众安居乐业，各守本分，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需要侠客出面抱不平的事情发生。因此，侠客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不和谐与不稳定，是社会败坏得完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士，确实存在“拿钱办事”的现象。他们虽然讲究一诺千金，重信守诺，但往往也会因为金钱的诱惑而接受委托，为雇主去行侠仗义。这种行为在老子看来，是不符合道家思想的。老子主张见义勇为，但又强调功成身退，绝不要报酬。他认为，真正的侠客应该是出于内心的正义感和道德责任感去帮助他人，而不是为了金钱或其他利益。这种无私无畏的侠义精神，才是老子所推崇的。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完全符合老子这种标准的侠客确实很少见。除了墨家的侠客之外，其他侠士很难做到完全不求回报地去行侠仗义。墨家侠客虽然以集体的形式行动，强调兼爱非攻、锄强扶弱，但他们的行为仍然带有强烈的组织性和目的性，与老子所倡导的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思想仍有差距。老子认为墨家以暴制暴的做法，反而会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因此对墨家也难以完全认同，觉得他们纯属乱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的混乱与矛盾。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侠者们的行为和动机确实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很多侠者并不是真正为了民众的利益而行侠仗义，他们虽然偶尔会在民间打抱不平，但这更多是为了给自己打广告，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当权者的注意，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重用，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当然，也有一些侠者是为了扬名立万，追求个人的荣誉和名声。他们希望通过行侠仗义的行为，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赢得人们的敬仰和赞誉。这种动机虽然与纯粹的侠义精神有所偏差，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侠客的崇拜和追捧，侠客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社会风气的影响和推动。
这些侠者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先秦时期的“黑社会”，他们拥有一定的武力和影响力，但与真正的黑社会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欺负老百姓。相反，他们往往以保护弱小、惩恶扬善为己任，帮助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信任，使他们在民间具有一定的威望和号召力。
这些侠者大多出身于贵族阶层，但属于庶出贵族，即非嫡长子继承制下的贵族。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成为了“失业贵族”。为了维持自己的贵族身份和尊严，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武艺和侠义行为来讨生活。就像韩信拿着一把剑以标榜自己的贵族身份一样，许多人也是凭借贵族出身来让自己显得更加体面，以便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机会。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反映了贵族阶层的衰落和转型，以及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变化。
在当时的侠者群体中，确实有一些亡命之徒，他们行事鲁莽、行事果断，甚至不惜以身犯险。秦武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十二岁就杀人不眨眼，显示出其果敢和狠辣的一面。然而，当真正面对秦始皇的威仪时，他却因恐惧而失态，吓得尿了裤裆，这也反映出一些侠者在关键时刻可能会因心理素质不过硬而功亏一篑。
当然，也有一些侠者存有大义，他们不仅仅是地痞流氓那么简单，而是具有一定的道德操守和素质。他们行侠仗义，惩恶扬善，为社会的正义和公平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过，这些侠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仍然难以摆脱地痞流氓的标签，因为他们往往通过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与正规的法律和社会秩序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
为了彰显自己的胆量、武艺和狠劲，一些侠者还会专门约斗同行，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名声和地位。据传说，荆轲就是这种人，他曾约战号称天下第一大侠的鲁仲连。然而，鲁仲连并不愿意与他交手，对他避而不战，选择隐居起来。因此，荆轲才得以成为天下第一侠。这反映出当时侠者之间的竞争和较量，以及他们对于名声和地位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