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除儒家、道家外，其他学派基于各自的思想内核，对“天人关系”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墨家：“天志”为规，人法天志
墨家以墨子为代表，主张“天有意志”。他们认为“天”是有明确善恶标准的最高主宰，能“赏善罚恶”——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墨子提出“天志”是衡量人事的“规矩”，人需以“天志”为准则：行“兼爱”“非攻”“尚贤”等善举，则天降福；行“别相恶”“攻伐”“不义”等恶行，则天降祸。
墨家的“天”并非自然之天，而是具有道德意志的权威，天人关系本质是“人顺天志”的伦理服从，强调通过符合“天志”的行为实现天人协调。
2. 法家：“天人相分”，重“人为”轻“天命”
法家（如商鞅、韩非子）主张“天人相分”，认为天是客观的自然存在，无意志、无道德属性，仅遵循自然规律（如四季更替）；而人应专注于“人为”，通过制度与力量改造世界，反对依赖“天命”。
韩非子明确提出“缘道理以从事”（遵循自然规律做事），但更强调“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认为人事的成败取决于制度（法治）与人为努力，而非“天”的意志。法家将“天”视为被动的自然背景，核心是“以人胜天”的实践理性。
3. 阴阳家：“天人感应”，以阴阳五行为中介
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以“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为核心框架，主张“天人相感”：天与人间通过阴阳五行的运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他们认为，自然界的异象（如地震、星变）是“天”对人事的警示；而人的行为（如君主的德行、政策）也会引发自然的相应变化（如“德政则风调雨顺”）。这种关系并非“天有意志”，而是基于阴阳五行的客观规律，是一种“结构性的天人互动”，为后世“天人感应”学说奠定了基础。
4. 农家：“顺天之时”，以生产合于自然
农家（如许行）聚焦农业实践，主张“天人协调”的核心是“顺应自然规律”。他们认为，人应遵循自然时序（如四季、节气）从事农业生产，“不违农时”是天人关系的核心——天提供生长的条件，人通过顺应天时实现丰收，反对违背自然的“妄为”。
农家的“天人合一”是实践层面的“人与自然在生产中的统一”，更贴近农耕文明的生存智慧。
5. 名家：“名实之辩”中的天人认知
名家（如公孙龙、惠施）以“名实之辩”为核心，虽未直接论述天人关系，但其逻辑倾向于：“天”是客观存在的“实”，人通过辨析“名”（概念）来把握“天”的本质。他们强调“名实相符”，认为人对“天”的认知需通过清晰的逻辑辨析，而非模糊的感应，体现了理性认知天人关系的倾向。
综上，春秋战国各学派的天人观虽差异显着，但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人与超验世界关系”的早期探索：或强调服从（墨家），或主张人为（法家），或注重感应（阴阳家），或聚焦实践（农家），展现了中华文明对“天人关系”多元思考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