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吐全国乃至世界风云的燕京，它的脉搏每时每刻都在鼓胀着狂跳着。
作为华国的首都，燕京城不仅是国家的政治心脏，更是一个象征着无限可能的舞台，是是无数梦想的起点与归宿。
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精英与才俊，承载着他们对未来的憧憬，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圣地。
这里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更是文化与智慧的交汇处，从艺术的殿堂到文学的沃土，从政治的博弈场到经济的风向标，再到科研的巅峰，燕京以一种近乎苛刻的标准，从广袤的国土上优中选优，将最顶尖的资源、最杰出的人才汇聚于此。
对裴瑜来说，燕京同样曾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她原本生活的21世纪，燕京是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高楼林立，车流如织，每一寸土地都代表着成功、野心和突破，是许多年轻人向往的地方。
有人对着这片土地深情地唱道：“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儿死去……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在这儿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
这座城市象征着机遇，即便穿越到了80年代，她站在这片土地上，依然能感受到燕京市混合着历史厚重与未来无限可能的氛围。
燕京的光芒，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用如山的钞票堆砌出的。
国家的意志与资源的倾斜，让这座城市成为了华国的心脏，成为无数人追逐的焦点。
巨额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滋养着它的每一寸土壤。
从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到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从北大的红楼屋顶，到清华的荷塘月色……燕京的每一个地标、每一所学府，都浸透了国家大笔投入的痕迹。
这些资金不仅堆叠成了钢筋水泥，更是梦想的催化剂，让燕京在艺术、文化、政治、经济、科研等各个领域，都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引领者。
在科研领域，这种“钞能力”尤为明显。
学术的世界里，成果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用真金白银堆出来的。
无论是21世纪还是80年代，科研的本质从未改变，它需要资金、设备、人才，以及时间。
一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光是购置尖端仪器就动辄需要六千万、八千万，甚至上亿的投入。
而且，要让这些仪器真正发挥作用，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科研经费的规模往往与设备投入不相上下。
实验耗材、数据采集、软件开发、国际合作，每一项都是烧钱的“无底洞”。
再加上实验室的基建费用，那些需要恒温恒湿、电磁屏蔽的特殊建筑，以及数十名科研人员的工资、福利、培训成本，一家重点实验室的年度预算轻轻松松就能突破两个亿。
即便如此，这笔钱也只能支撑几年时间，之后还得继续“输血”。
科研经费的分配从来不是平均的，顶级高校与普通院校的资源差距如同天堑，即使在顶尖学府，经费也往往向少数明星教授和热门学科倾斜。
裴瑜曾听闻，到了2024年，仅清华的年总预算支出就高达385.69亿元，其中科研经费约占25%，估算约为100亿元；
2024年，北大的年度总经费也达到了243.30亿元，这还不包括市政府的配套拨款，核心资金几乎全部来自国家投入。
两三百亿元！
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一所高校跻身世界一流，而燕京的顶尖高校却年复一年地享受着这样的豪横待遇。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累积下来，那就是数千亿的投入。
有了这样的资金支持，任何学校都能摇身一变成为科研圣地。
燕京的“壕气”远不止清华北大，还有燕京理工大学、燕京航空航天大学、华国科学院大学……这些学校的年度拨款同样动辄超过上百亿元，共同构筑了燕京作为全球科研重镇的坚实底气。
当然，所谓的豪横也是相对的。
1986年的华国，科研经费的标准普遍偏低，远无法与40年后的水平相比。
国内高校一个普通课题组的年度经费可能只有几万元，虽然裴瑜还没这个资格，不过客观上来看，以现在的物价和学术环境，存款里躺着的60万元几乎相当于一个小系的预算总和，足以让她组建一个像模像样的经济学课题组了，还能订阅一批外文期刊，甚至支持多次跨省市的实地调研。
她的60万元虽然在国内堪称巨款，但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仍然显得捉襟见肘。
欧美大学的经济学课题组动辄有数十万美元的经费，配备这个年代最先进的计算机、专职数据分析师，甚至能直接购买商业数据库。
即使到了21世纪初，华国的师均研究经费仍然难以追平欧美顶尖高校，更不用说1986年这个科研资源匮乏的年代。
现在的国内高校，计算机还是稀罕物，数据分析大多靠手工计算，国际交流更是凤毛麟角。
裴瑜所学的经济学不像工科那样，需要昂贵的仪器设备或大型实验室，但即便如此，经济学研究也绝非零成本。
在80年代，国内的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数据资源匮乏，计算工具落后，研究方法也相对单一。
想要做出一篇像样的论文，研究者往往需要亲自跑遍图书馆，翻阅堆积如山的期刊和统计年鉴，手工整理数据，甚至还得靠信件与国外学者交流，获取最新的理论动态。
这些工作不仅耗时耗力，还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从差旅费到资料复印费，从订阅外文期刊到参加学术会议，每一项开支都在考验研究者的钱包。
更不用说，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往往离不开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
要研究80年代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效果，研究者可能需要深入乡村，挨家挨户收集农户的经济数据。
要分析国企改革的得失，可能得跑遍全国的工厂，采访管理者、工人，甚至翻阅地方政府的档案。
这些调研的交通费、住宿费、甚至给受访者的“辛苦费”，都是不小的开支。
而如果研究涉及国际比较，比如对比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研究者还得订阅昂贵的英文期刊，参加国际会议，甚至出国访问，这些成本更是成倍增长。
裴瑜穿越到80年代，虽然带着21世纪的知识优势，但她的经济学研究要想在北大站稳脚跟，绝不能仅靠“后见之明”。
要将未来知识转化为80年代的学术成果，她需要很多资金、数据、工具，以及与同行交流的机会。
北大的经济学系虽然是国内顶尖的学术重镇，但现在的科研条件远不如后世，研究经费有限，数据获取困难，计算机还是稀罕物，编程分析更是天方夜谭。
裴瑜必须想办法克服这些限制，找到适合这个时代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