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是一个经常能出现猛男的国家，国家也由这些天降猛男塑造。
土耳其兴盛于这些天降猛男，苏莱曼大帝、默罕默德二世、穆拉德四世、凯末尔和埃苏丹都是如此，同样土耳其也会为这些天降猛男的造成的弊端买单。
强人政治有强人政治的好处，但是强人政治也有先天的问题和弊端。
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强人政治缺陷，就不得不说古代帝国和现代工业国家的区别。
在近现代，很多帝国都进行了工业化，越是集权程度高的国家，建立工业化国家的可能性越低。都需要剧烈的革命，彻底的打破原有的政治结构，建立新的政治结构。
东西方帝国历史都说明了这个问题，都试图建立工业化国家，都进行过洋务运动，结果都失败了。他们简单的认为工业化就是建设大量工厂、修建铁路和建设新军。这就是完全工业化了。
欧洲近现代工业化的成功，本身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并不是走集权的路数。英国天降猛女以后，迅速走向了工业化。
东西方帝国工业化失败的原因出现在政治结构上。
古代帝国是封建帝国发展到巅峰的产物，中央集权程度就代表了古代帝国的发展程度。这和工业化国家是背道而驰的。
古代帝国的核心是人，是皇帝。权力是以皇帝为中心向外部扩散的。
比如东方的明朝的各大部长品级是二品，但是实际上掌握权力的却是皇帝的顾问，阁殿大学士，这种五品官，只有入阁殿被封各种大学士，才是领导人。清朝没有品级的军机大臣也是如此。各种皇帝的宠臣，太监。都不是以职务定权利。
西方的奥斯曼帝国也是如此，一堆顾问掌握权力，顾问的老大叫做大维齐尔，基本上出身贵族或者军队将领。这些国家的权利构架都是以人为核心，权利的大小根据距离皇帝的远近来划分。
权力由中央政府向外围扩散，控制着各大州郡官员，这些官员实际上数量很少。一个省17个官员，一个县就4个官员，剩下的都是吏。
奥斯曼帝国就更过分了，直接就是羁縻管理。羁就是大棒，縻就是胡萝卜。地方上听话的就是胡萝卜，不听话的就是大棒。
东西方封建帝国对于基层的管理，都体现在一个‘牧’字，把民众当做羊群来管理。
帝国管理就两个核心，一个是税收，一个是军事。这些东西方帝国本质都一样，能收税就胡萝卜，抗税自古都很严重，肯定是大棒加身。
用中央政府的军事来维持税收，用税收来养活军队。无论历史这些帝国怎么改革，都脱离不了这个核心，当这个核心被各种原因打破，这个帝国就逐渐走向了灭亡。
在这套政治构架里加入工业化元素本身就是格格不入的。
现代工业化国家则是围绕事去建立的，政府根据需要处理的事建设各种部门，涵盖了军事、内政、外交等各种部门。学校也不是单纯的培养官员，而是分门别类的培养各种处理事情的人才。
政府的顾问也真的就是顾问，分析各种数据，做各种调查，提交各种报告供执政者参考。
工业化国家的会计也不是单纯的账房先生，是精细的作预算和算开支，还会执行政策上的宏观调控。
这个构架就像现代化的工厂一样，精细的计算自己的资源，可以产生的效益。因为政府和工厂在构架上本身相似，所以可以进行上下承接，进而形成一个整体，成为工业化国家。
在资源调配和利用率上，古代帝国和工业化国家是没有可比性的。工业化国家可以吊打各种帝国，这是政治的先进性决定的。
而洋务运动，更像是几个搞工厂修铁路的大臣，陪着皇帝玩闹一样。
强人政治，也是以人为核心建立的政权体制。本质上更像洋务运动一样，不在政治构架上动手改革，国家工业化只是虚幻的泡沫而已。这就是强人政治的弊端。
但是强人政治也有优点，就是没有强人政治，很难去推进国家政治构架的改革。这是非常矛盾的。
每个工业化国家都是在强人政治下，通过不断的妥协，完成政治构架的改革。所以能出现天降猛男的国家都是幸运的，天降猛男还能进行国家政治构架改革，那就是幸运中的幸运。
21世纪的土耳其实际上是埃苏丹的土耳其，军政府一手好牌王炸带四个二。被埃苏丹一顿秀操作，最后被打的奄奄一息，最终亡于埃苏丹之手。
可以说土耳其军政府的搞政治的水平，不低于他们奥斯曼禁卫军的先辈们。
埃苏丹通过一套组合拳，把军政府彻底打垮。这个时间不过十几年而已。
埃苏丹出生于伊斯坦布尔贫困家庭，祖上是格鲁吉亚人，属于典型的黑色土耳其人。因为家里穷，念书都是靠宗教学校，最后进入大学。
94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的执政官，也就是市长，97年因为朗诵宗教含义的诗歌，讽刺白色土耳其人割裂社会，被判入狱。
这是土耳其版本的文字狱，他入狱当天发行了唱片直接大卖100多万张。这是香港四大天王的水平了。埃苏丹直接成为了当时土耳其社会的网红。
埃苏丹出狱以后成立贤德党，在贤德党被军方打击以后。继续成立了正义和发展党，由于军方打压伊斯兰政党，他的正义和发展党直接成为了伊斯兰政党的独苗。获得了底层和伊斯兰资产精英的支持。各种伊斯兰政党资源快速向他的政党聚集。
在02年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03年当上了土耳其总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土耳其军方的的噩梦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