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武臣群里头末尾的谢鳞对于顾岑的出场并没有什么格外的关注，这场辩论到俞鹤伦提出辩公私而定是非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那对老夫妇的儿子是蠢、还是被设计已经无关紧要，众人的目光已经被吸引到公私的定论上。
而勋贵们、或者准确一点，春秋社的人提出这样一场辩论的目的，不在于搅浑这潭水，而在于谢鳞眼光所及的五个人，他们其中一个人的反映是最重要的。
而殿中央的俞鹤伦看到顾岑出场，知道漕运系的责任已经推脱掉了，下面该进行第二场对于春秋社中某个人更重要的表演了。
俞鹤伦虽然没有了心理负担，但精神却更为紧张，他身后坐着所有的勋贵武臣，就像韩恪方才的反应一样，当他的话代表了一个群体的时候，即使身居高位，说的话也是被精心设计过的。他之所以愿意充当马前卒在于一个承诺，这场辩论的真正目的同样与他息息相关。
他们要搞清楚：谁是可以合作的朋友、谁是天然的敌人。
他脑海中翻过如此多思绪，面上却是按计划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之所以讲公私，是因为我们在朝的人都是公私难分之人。你们说海运开通利国利民，是天下之大公，可海运开通所存在的害却是清晰可见，漕船闲置、南北河运量减少，冲击船价、冲击运价。
我们漕运勋贵、官吏世代从事河运，几代家业积累，手上握有的河船数量不知多少，恐有上千艘，不抛掉，就是放任自己亏掉数万两银子，败尽家业，我等如何去见泉下列祖列宗？
顾岑！”
“阁老，卑职在。”顾岑听俞鹤伦点到他，恭敬应答。
“我问你，趋利避害是不是人生而有之之欲？”
顾岑听到俞鹤伦的问，早有预料，心里略作犹豫后遵从家学本心，朗声答道：“昔年亭林先生有言'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趋利避害如草木向阳，本是乾坤生养万物的枢机——江南蚕妇缫丝求利，养得半城织机轰鸣；晋商避塞外刀兵之害，反开出万里茶路。
私欲若能用礼义作堤坝，引向沟渠，便是'合私成公'的活水。怕只怕有人假天理灭人欲，自己却把漕粮往别院地窖里搬。”
此话一出，顾岑背后多人点头称赞，李轲也露出赞许的表情。
俞鹤伦对于顾岑比喻里的明讽没有介意，而是继续往下讲：“你说的很好，你说私欲要拘于礼义之内，趋利避害也要有度，那我问你，我们抛船是否违度？”
顾岑犹豫再三亦未敢作答。
“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俞鹤伦指尖重重叩在鎏金凭几上，声如裂帛，眼光扫过所有文官，最后回到韩恪的身上，韩恪也感受到了，变得紧张起来，“船是船商的资产，如果你们不确定抛船的行为是否过度、逾越礼义。那土地呢？当今天下，田地是一等一的财富之源，王船山《噩梦》有言'地非王者所得私，天地之间有民而地宜养民'。太祖定江南，均分土地于官民军士，到天佑帝平定天下，江南百姓尚有薄田，可根据嘉祥三十五年的土地清查结果，江南三府七成膏腴尽归官绅'义田'，洞庭粮商借常平仓之名行围积之实！
这究竟是'藏地于民'还是'藏地于官'？
还有，如果抛船的行为不能被确定，那囤积土地的行为怎么确定是否符合礼义？
韩恪！你能给我解答一下吗？”
殿角铜漏忽地卡住滴水，满朝朱紫俱被这番船山绝学镇住。韩恪衣袖已被冷汗浸透，他突然意识到，今日辩的不只是出售船只，而是在动摇天下田制的根基。
他已经后悔坐在这里了，俞鹤伦问他，他却根本不敢答。
他虽是理学门人，可对经世学派的理论分野流派还是清楚的。俞鹤伦讲的王船山的《噩梦》，其实就是提出“土地民有论”，否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认为土地私有是“天地之固然”，这有利于士绅，但“土地民有论”的针对对象在这朝堂上是万万不能讲出来的。里头那句\"民自谋生，而君不与焉\"的惊雷之语，放到前明就是要把洪武皇帝的“鱼鳞图册”撕个粉碎。
后一句提到的“义田”更是碰都不能碰的滑梯，韩恪常久思虑之后，对着御阶长揖及地，\"阁老博古通今，下官佩服。然则朱子《戊申封事》早有明训：'田制之弊在人心不在法度'。.......\"
“韩德维，今日不论田制，只说度的问题，度的衡量是用人心还是用法制？”
韩恪说的一半，就被俞鹤伦粗暴的打断，对于俞鹤伦的反问，他难以讲下去。
而身处文官群中的卫恙若有所思，现在的问题从议河运到议公私再到议人心之性与法制，一层推一层，这些问题从明亡议到如今，都还没有定论。
太祖到天佑帝忙着光复天下，嘉祥帝忙着在国力鼎盛时期拓展疆土，消灭后患。
到了隆兴帝，士人集团在之前有过两次关于儒家思想统一的大辩论，都在嘉祥帝时期，一是嘉祥初年方苞等理学门人同经世学派的几位领袖，但当时辩论的几位都已是暮年白鬓，言论较天佑年间并无新意；二是嘉祥末年李嵇在国子监讲学挑起的同胡之问的大辩论，但这场辩论被卷入夺嫡之争，原本的初心都被大势裹狭，化为党争的工具，在现今士人中，地位非常低。
辩论的双方如今都在中枢任职，这意味着大辩论还会发生，但大家原先的估计是在大势稳定之后也就是辽东平定之后。
如今勋贵借河运挑起事端，使得原本齐心协力的士人群体在这个问题面前显露出分歧，他只要看看左右的同僚，就知道理学同实学的分歧之大，敌对之意是何其盛了。
韩恪对俞鹤伦的问题不是不可以答，但他很清楚韩恪的回答只会引发大战，在辽东之前消耗士人内部力量，使得勋贵团体在辽东之战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在之后士人的大目标新政中居于劣势地位。
韩恪担不起这个制造分裂的骂名。
而俞鹤伦的话，第一句借王船山的土地民有论将河船产权和土地产权置于同一天平之下，第二句直指士人群体对河船买卖与土地兼并的态度不同，第三句以义田变质做切入点直指礼法问题，第四句引用梨州先生的藏天下于天下，将地置换成天下，直指政治的合法性。
那一句都可以要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