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赵曙坐稳皇位之时，这时候的李谅祚已经不是什么十岁出头的小朋友，他这年已经十七岁了，此时距离他诛灭没藏讹庞这股恶势力也已经过去了三年。你要说他已经成熟了倒也不见得，但至少在宋朝和辽国没人敢把他当成个小孩儿看待，而在西夏国内他更是说一不二的主儿。
李谅祚这一次突发重兵进入宋境当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他是有原因的，而这件事还得从年初的时候说起。
话说西夏虽然获得了宋朝的承认并允许其国主称帝，但在宋朝人眼里西夏始终要比宋朝低一等，西夏那边派过来的使者自然就是臣子的奴仆。这种观念具体表现在外交场合就特别直观，同样都是使臣，每年过来给宋朝祝节的辽国使者就可以被宋朝方面笑脸相迎，但当西夏人过来时就很难看到宋朝的结伴使者会有什么好脸色。
这年年初，为了恭贺赵曙的即位以及一并向赵曙恭祝新年，李谅祚派了一个以吴宗为首的使者团进入了开封。这个吴宗一路走来可谓是满肚子的火气，因为从他进入宋朝的延州地界后他就跟一个人很不对付，此人就是由延州方面所派出的引伴使高宜。吴宗觉得我既然是夏国皇帝的特使，那么宋朝方面就该对我以礼相待，可在高宜看来，西夏是宋朝的臣子，而你吴宗却自我感觉良好整得自己好像是天朝上国的使者，这就让高宜感到特别反感。偏偏吴宗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他丝毫不觉得西夏就低了宋朝一等，于是乎这两人在这一路上都嘴上较劲着劲心里憋着火。
到了开封，高宜立即就给吴宗来了个“公报私仇”。在吴宗向宋朝方面正式递交了此次上贡的官方文书之后，按照规矩宋朝这边要赐予西夏使者酒食，高宜泄愤的机会也就此来了。在高宜的授意下，负责接待西夏使者的相关部门故意把这顿酒食降低了规格，到底是何等规格不得而知，反正吴宗看到摆在面前的酒食是摇头苦笑始终是不肯下筷子。吴宗当然有理由摇头并嘲笑宋朝：所谓的天朝上国不过就这点肚量，竟然跟我一个小小的使者在酒菜上置气！
第二天，吴宗入宫献礼。按照制度，西夏的使者进宫只能走皇仪门，可吴宗觉得走皇仪门是在轻视他和西夏，他要走顺天门，这事高宜忍了。可到了顺天门外，吴宗又有新花样，他要穿着西夏的朝服和配饰进宫，这就没法让高宜忍了。吴宗大怒，他直言如果高宜不同意他的要求，他今天就不进宫了。
高宜也火了，你爱进不进，反正你不把这身皮换了，你就别想进去。没想到吴宗果然够倔，他愣是就不进去，于是高宜这晚就把他安排在马棚子里住了一晚上，更绝的是高宜还不给他饭吃。对于这等奇耻大辱，吴宗狂怒，他在棚子里高声叫骂不止。没曾想高宜对此也是狂怒，他也彻底火了，他命人传了一句话回去立马就把吴宗吓得是浑身发抖：“你个西夏人叫什么叫？你信不信哪天我朝发兵百万直接踏平你们的贺兰山？”
第二天，吴宗乖乖地换上宋朝的官服完成了此次的出使任务。完事之后，备感屈辱的吴宗找到宋朝的押伴使张觐把高宜如何折辱他的事给说了。张觐又将此事汇报给了赵曙，由于此时吴宗已经在高宜的“护送”下离开了京城，赵曙便命人传旨鄜延路的主管程戬让他把这事给调查清楚。程戬在这事上面当然要护犊子，在一番调查之后他向赵曙回奏说此事的责任不在宋朝方面，而在于西夏的使者不懂规矩非要乱来，所以高宜才对其略施惩戒以儆效尤。既然如此，赵曙也就相信了程戬的话，他给李谅祚下诏要其以后务必要选懂规矩的人担任使者以免再闹得双方都不愉快。
当吴宗回到西夏时，李谅祚已经得到了赵曙给他的那份言辞甚切的诏书，吴宗没想到宋朝方面竟然会“恶人先告状”，满心委屈的他随即添油加醋地把自己如何在宋朝受辱的过程讲了一遍，尤其是高宜的那句“当用一百万兵逐入贺兰巢穴”更是被吴宗原文转述。李谅祚听到这些瞬间勃然大怒，此时正值血气方刚年岁的他如何能够忍得了这等羞辱？
盛怒之下，李谅祚点集十万兵马分两路进掠宋朝的秦凤路和泾原路。由于宋朝方面事前毫无准备，面对西夏的大举入侵他们只能选择闭城固守。既然这仗打不起来，李谅祚便命人在宋朝的秦凤和泾原两路来了一次超级大扫荡——杀掠人畜数以万计而归。
眼看友邦如此惊诧和暴虐，更是基于担心宋夏两国会再次爆发全面战争，西夏人民的好朋友司马光同志就紧急站了出来，他联合御史台的吕诲一起很是脑残地建议赵曙严惩高宜这个和平的破坏分子以安抚李谅祚，而且还说现在不应该在此事上火上浇油，宋朝现在要做的是给此事降温，而具体的办法就是严惩高宜。
各位，我们抛开主观的感情，单说此事。很明显的是，此事的最大矛盾点就在于吴宗认不清自己的身份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是他非要强行改变之前的外交规矩才导致高宜把他扔进马棚子里饿了一晚上，这可谓是其自取其辱，可司马光为了不激怒李谅祚便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求严惩高宜，这算怎么一回事？难怪宋朝后来会出现史弥远这样的民族败类——把主战的当朝宰相韩侂胄的人头送去安抚金国，看来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光荣传统。
庆幸的是，赵曙这会儿至少比司马光精神正常，他还没到那个糊涂的程度，对于司马光和吕诲的提议他选择了拒不回应。更庆幸的是，李谅祚在激情上头之后也迅速地冷静了下来，他其实也没想过要因为一场外交争端而与宋朝大打出手，他甚至为自己的冲动而感到有些后悔。
不过，虽然李谅祚有些后悔但却没有什么后怕之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李谅祚这个年纪且又是从尸山血海和步步惊心的各种权斗里走出来的少年天子岂会害怕什么？因而，面对赵曙派来质问他为何要出兵侵掠的使者时，李谅祚根本就不以为然，他甚至都没跟这个宋朝使者见面的机会，而是直接叫人随便应付了两下就把这个使者给打发走了。在这之后，由于被西夏人打了一场超级草谷，宋朝这边的边境居民和士卒自然是心有不甘，双方就此是摩擦不断，但总体上来说都是规模有限的小型摩擦和冲突。
有鉴于此，同时也是为了防范西夏哪天再次大举入寇，宰相韩琦便想到了在陕西诸路增兵，但他不是要把京城里的正规军派过去，而是在陕西就地征集义勇。赵曙准奏，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陕西方面就征集义勇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
当初文彦博担任宰相时曾经在陕西裁军数万从而为宋朝节省了大笔的军费，而韩琦这一招可谓是将文彦博的努力顿时化为乌有，而宋朝需要为此而承担的军费更是成倍地增长。更让人无语的是，这些义勇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假如西夏方面真的派兵过来，这些人能堪大用吗？
为此，司马光再又跳了出来给赵曙上了一道奏疏明确表示自己坚决反对韩琦的做法，但赵曙对此不予采纳。司马光牛劲一上来便连着上了六道奏疏予以抗辩但都无济于事，一怒之下他申请辞职，但却不被批准。无奈之下，司马光只好去找韩琦当面理论。
韩琦的回答很是魔幻：“李谅祚就是个小孩儿，听到我们这边增兵二十万，他定然会被吓得要死，哪里还敢乱来？”
司马光摇头叹息道：“你真以为李谅祚很傻吗？他现在不知道实情，可时间一久他就会知道你这新增的二十万人是什么成色，到了那时候他还会害怕吗？况且，这些人现在虽然只是所谓的义勇，但谁能保证他们以后不会被编入正规军？当初宋夏战争爆发后不就是将大量的义勇编入了禁军吗？如果今后形势所迫，想必宰相大人也不敢说此事不会再度发生吧？”
韩琦把自己的胸脯拍得铿铿作响，说道：“你放一万个心，只要有我韩琦在，这事就绝对不会发生！”
司马光还是直摇头，说道：“这话恐怕连你韩相公自己都不会相信吧？”
韩琦大怒，说道：“你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
司马光笑道：“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就连你自己都不能保证你能够长久地待在宰相这个位置上而不被他人取代。要是哪天别人当了宰相，这政策可是说改就改。”
韩琦就此语塞。可是，大人物只要公开做出了某个决定从来都是一条道走到黑，韩琦更是如此，就算知道自己错了他也不会认错，更不会改错。
各位看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将十多万壮丁征集为义勇这种事怎么看都该是枢密院的事儿，可为何从头至尾都没见枢密使富弼出来说句话呢？这里面或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韩琦在枢密院方面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火急火燎地把这事给做成了，等到枢密院方面反应过来时生米已成熟饭。那么，换了你是此时的富弼，你会作何感想？
接二连三地被韩琦这般视若无物让富弼狂怒：你韩琦如此揽权且专权是不是也太欺负人了？既然你这么能干，那还要我这个枢密使干什么？
富弼一气之下直接告了病假，随后更是气得请求到外地当官，可赵曙不同意：既然爱卿你病了，那就在家里安心养病，病好之后再上班吧！
富弼就此宅在了家里，他将国家的军政大权拱手相让给了韩琦。看上去富弼是不是显得很孩子气？实则不然，这其实是他能够做出的最好的选择，要不然他就只有选择和韩琦公开决裂，继而便是两府失和，再之后便是党派之争。最坏的结局就是富弼和韩琦双双下马，宋朝的朝局由此而动荡，继而让整个国家也跟着遭殃。想想唐朝的牛李党争，再想想不久之后因为王安石变法而导致的新旧党争，那样的局面真的就是富弼所愿意看到的吗？正因如此，他宁愿选择退出。
这里其实也要为韩琦说句公道话。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韩琦没少指责，但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来说，韩琦的所为其实并不涉及善恶忠奸，他与富弼的争端不过就是他们在执政理念和办事风格上有分歧。说得再严重一点，已经沦为官僚和政客的韩琦太好出风头，啥事都喜欢抢着干。同时，我们从这之中也能看出富弼本人的心性和本质，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而君子和而不同。
简单说，我富弼不同意你韩琦的看法和做法，但我也不认为自己所坚持的东西就是世间唯一的真理。在没有对错且难言好坏的事情上，既然我们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既然我们只能二者存一，那么为了朝局的稳定我宁愿选择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