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吕夷简，我们再次把话题转回到范仲淹以及他的新政上来。
用祸起萧墙这个词来概括范仲淹改革的失败是比较恰当的一个说法，我们上面也说了他的猪队友从一开始就给他的新政埋下了雷。具体的事有两件且都发生在范仲淹和新政集团赖以发迹和起家的陕西，一个是公款贪污案，一个是筑城案，而且这两个案子都跟一个人有关，这人正是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
郑戬（公元992年—公元1053年），字天休，苏州吴县人，天圣二年进士榜的探花。此人比范仲淹小了三岁，也比范仲淹晚几年考中进士，但因为是探花，所以他在官场晋升得比范仲淹快，混得也比范仲淹强，在前往陕西四路主持军政大局之前他就已经官至枢密副使。
郑戬在我们之前的故事里尽管没什么名头，但事实上他在当时的宋朝早已是名扬天下，原因就在于他当年在担任开封知府的因为审理冯士元贪赃案而名声大噪。此案不但将参知政事程琳以及知枢密院事盛度给双双拉下马来，更是连吕夷简也被牵连，吕夷简的两个儿子还被抓捕下狱，孔道辅和庞籍也因此案的牵连而丢官罢职，从这之中我们不难发现郑戬是个什么样的狠人了吧？
前面我们已经对郑戬初到陕西的一些情况做了个简要的交代，简单说就是他遇到了一群心高气傲的下属。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并不算很严重，新官上任的磨合期总是难免会跟下属或同事产生一些磕磕碰碰，可不幸的是，就是在这个磕磕碰碰的磨合期里发生了让郑戬无法释怀和原谅的事。
请问：如果你是一身正气且嫉恶如仇的郑戬，当你到达陕西之后发现有人擅自挪用朝廷的公款且数目巨大，那么你会作何反应？郑戬的反应是狂怒！
眼下战事吃紧、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可身为前方的军政大员却把国家的钱拿来肆意挥霍，这种人即使是放在现在恐怕也是一个就地枪决的结局吧？身为陕西四路的总管大人，郑戬自然是不会放过此事，可问题在于这两个“大贪污犯”的身份实在是非同寻常。
这两人分别是泾原路的总管张亢以及环庆路的总管滕宗谅，张亢此前是范仲淹在鄜延路做总管时的亲信和部下，而滕宗谅和范仲淹的关系更是不一般，他俩一同考中进士，更曾一同在泰州治海，滕宗谅后来又被范仲淹保举从而做了一名京官，宋夏战争爆发后，范仲淹又把滕宗谅给拉倒了陕西与他一同抗击西夏。
既然张亢和滕宗谅都跟范仲淹交情匪浅，身为范仲淹的连襟和老乡，郑戬是不是应该给范仲淹的一点面子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郑戬也就不是当年的那个敢于同整个宰辅集团为敌的郑大胆了。得知张、滕二人涉嫌贪挪公款之后，本就对这二人藐视官长（也就是藐视郑戬本人）而心存怨愤的郑戬立马就向朝廷上疏弹劾此二人。
什么？范仲淹的连襟状告范仲淹的部下贪污公款？得知此事后，新政的反对势力简直是笑得前俯后仰。御史台的监察御史梁坚随即上疏弹劾滕宗谅和张亢，赵祯为了彻查此事特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陕西侦办此案。
燕度是谁？他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个发明了指南车、记里鼓车、莲花漏的宋朝文学家、书画家、书法家、科学家、发明家燕肃的儿子，另外他也是属于御史台系统的人，而此时的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正是王拱辰，就是那个与欧阳修一同考中进士且还把欧阳修的状元头衔给夺了过去的少年状元。
考中状元的这年，王拱辰只有十八岁。据当时的主考官晏殊后来回忆，这一届的科考状元本来是欧阳修，但考官们觉得欧阳修这个人无论其人还是文章都太过锋芒毕露，于是就决定要磨一磨他的性子，所以这个状元的头衔就被王拱辰给夺了过去，欧阳修与王拱辰之间的梁子也就是这么结下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状元的身份，王拱辰在官场上一直死死地把欧阳修压在身下。
欧阳修此时掌管宋朝的谏院，王拱辰则是御史台的长官，两人分别是宋朝两大言官系统的大头领，至少在这个时候二人还不分高下。随着庆历新政的宣告失败，欧阳修被外放为官，王拱辰则是步步高升最后成了宋朝的宰相，可以说庆历新政就是二人政治生涯走向的分水岭。既然欧阳修是新政的骨干，作为他的对头，王拱辰是什么身份和角色在此也就无需细说。此人不但现在反对庆历新政，后来也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就是一个钢筋铁打的混凝土级别的铁杆保守派。
再重提一个八卦，欧阳修和王拱辰虽然政见不同，但这二人也是连襟，他们的岳父是前参知政事薛奎。王拱辰先是娶了薛奎的三女儿，后来因为此女亡故，薛奎又把五女儿嫁给了他，欧阳修则是娶的薛奎的四女儿。于是乎，先前本来管王拱辰叫姐夫的欧阳修立马又成了王拱辰的姐夫，因为此事，欧阳修还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调侃过王拱辰：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怎么样？看上去宋朝官员的各种争斗是不是就像一群亲戚在打架？西欧各国几个世纪前也是打得你死我活，但他们的国王论关系其实也是一群兄弟老表，宋朝官员的内斗其实也差不多，毕竟每次科考的佼佼者都会被各位朝中大臣们相继拖入府中做了自己的乘龙快婿。可是，就算是亲戚又怎样？为了权力，兄弟父子都能反目，舅子老表又能算得了什么？这就是饱读圣贤之书的宋朝各位才子们在官场的生存写照，在权力和他们个人前途面前，亲情和道义全都不足为道。
说到这里，想必各位也都明白了一件事，因为新政的原因，御史台和谏院也就此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而王拱辰和他的御史台也就成了新政反对势力的急先锋。面对新政集团内部因为郑戬要彻查腐败案而引起的内乱，王拱辰自然是拍手称快，倘若因此而拔出萝卜带出泥继而搞垮新政集团的大头领范仲淹，那么所谓的新政还能继续下去吗？
说来这也是范仲淹和新政的悲哀，反对势力现在最愁的就是找不到对新政下刀的地方，如果他们直接攻击新政会显得他们很不入流，很下作，那就是在不打自招地承认自己是大宋的蛀虫和官场的混子，这种事谁愿意去做？可是，如果他们不攻击新政转而去搞臭或搞倒新政集团里的这些人，那么这新政也是迟早要完蛋。现在你范仲淹跳得最起劲，但你的身上没有污点，所以没法搞你，可现在你的部下犯事了，那么你又该如何自处呢？
本着这个思路和预谋，在王拱辰的授意下，燕度到达陕西之后立马是大兴牢狱，滕宗谅和张亢前后脚被抓，但这只是开始，此二人的幕僚和下属很快也相继入狱，就连狄青这类在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也被牵连。一时间，陕西的泾原路和环庆路的主要军政官员几乎被一锅给端了。
很明显，御史台的这把火是冲着范仲淹和新政集团而烧的，范仲淹当然明白这一点。得知此事后他在第一时间向赵祯上疏，极力为滕宗谅和张亢辩解：“关于滕宗谅涉嫌挪用公款一事我必须向陛下做一下解释和说明，当初李元昊败葛怀敏于定川寨之后趁势围困渭州，整个泾原路民心浮动军心不稳。滕宗谅为了守住泾州便用府库的钱招募乡民守城，而我带领环庆路的兵马前去支援渭州时也是得到了滕宗谅的沿途供给，他确实用公款为我军筹措了粮草和酒食，可当时战事吃紧他也是非常时期行了非常之法。他所用款项都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战事救急，这实属情有可原。希望陛下能够对其网开一面，如果滕宗谅在此之外还有其他不法行为，那么臣愿意与他同领责罚。”
在范仲淹之后，欧阳修也紧急跟上。他说：“燕度此次前赴陕西牵罪之人甚多以至牢满为患，倘若此时李元昊趁机发难，那可如何是好？再者说，滕宗谅如果犯事只需缉捕他一人便可，为何要将其部署一并收押？再者，陛下曾经可是允许边关要员在非常时期可便宜从事，滕宗谅挪用公款并非谋私而是为公，此事还望陛下明察。另外，臣听说燕度到了陕西之后竟然传讯正在陕西宣抚各地的枢密副使韩琦，这明显是有人借着办案为名在肆意扩大打击的范围，燕度实乃居心叵测。他不过是去侦办滕宗谅一案，他有什么资格可以问讯身为宰辅大臣的韩琦？他连韩琦都敢欺凌，那么陕西的那些边关将帅又岂能被他放在眼里？至于大牢里的其他官员，其所受欺凌的程度更是可想而知。臣恳请陛下立马撤换了燕度，此人若在陕西必大兴冤狱，望陛下明察！”
在替滕宗谅说完情之后，欧阳修再又为张亢和狄青鸣冤：“听闻张亢也因为涉嫌挪用公款而被捕入狱，而且连曾经与张亢共事的狄青也被牵连下狱。张亢的事情自会有朝廷彻查，可狄青只是个武将，他只是受命于他人，岂能参与作案？现如今因为此事而导致军中将士没了主帅，如果狄青等人真的被治罪，那么李元昊必然欣喜如狂，这实在是让仇者快亲者痛。恳请陛下不要因为此案而牵连军中的武将，即使有过也请陛下予以赦免，毕竟一将难求。这些年在与西夏的战事中我们也就出了个狄青和种世衡能够做到常胜不败，他们都是国家的良将，请陛下开恩！”
随后，新政集团的另一位重要成员，同时也是当年君子党的骨干成员、现泾原路主管尹洙也上疏发声。他的奏疏就显得直白了很多，他直言边关主官挪用公款实乃司空见惯之事，但这些钱都没有为自己谋私，而是全用在了公事上面且有账可查。而且，边关不同内地，如果事事都要请奏，那么来回之间必然误了大事。
总而言之，面对御史台方面的突然发难，新政集团的各位骨干在愤怒不已的同时也在极力保护自己的同僚。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承认滕宗谅和张亢确实存在挪用公款的行为，但他们并没有贪污、并没有中饱私囊，而是全都把钱用在了公事上。此事是该罚，但不应该牵连深广，要追责就追究张、滕二人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