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宋军在好水川全军覆没一样，当得知葛怀敏兵败身死且渭州被围的消息后，赵祯心痛如绞，他甚至都痛苦得没法进食。此时已经兼任枢密使并由此主管全国军政事务的宰相吕夷简在接到战报后也是震惊万分，他直接拍案而起，痛心疾首地叫嚷道：“一战不如一战，可骇也！”
为了弥补泾原路的兵将损失，宋朝紧急从河北抽调两万名禁军开赴陕西，而原州知州景泰则接替了与葛怀敏一同战死的曹英出任镇戎军知军。另外，鄜延路的狄青被调往泾原路出任原州知州，几天后他又被赵祯升任为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也就是葛怀敏生前的那个官职。对狄青来说，这是他人生的一次巨大的飞跃，两年前他还只是保安军里的一个下级军官，可如今他凭借自己的显赫战功以及超强的人脉陡然爬升到了泾原路副总管的高位。
历史虽然没有假如，但我们还是忍不住想去憧憬，倘若狄青能够早一点取代葛怀敏，那么定川寨之战还会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副模样吗？
战死的葛怀敏被追赠为节度使，他的儿子们也因为他这次为国捐躯而获得了升迁，其余战死的将领也都被朝廷追赠官职并厚恤其家。本着死者为大的人文主义精神，我在这里并不想过多地“声讨”葛大将军，但无论怎样他都得为定川寨的战败而负责，正是因为他的原因才导致了一万宋军以及十六名高级将领的集体阵亡，他虽万死但也难辞其咎。
一个人想要建功立业想要证明自己并没有错，但正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作为一个军事上的低能儿，葛怀敏显然在这方面毫不自知。毫不客气地说，他是在用数万人的生死安危来为自己正名，也不知道那战死的一万宋军这辈子到底是欠了他什么要为他的作死而陪葬。事实也再次证明：庸人不但害人又害己，更会误国。
作为定川寨之战的另一个直接负责人，泾原路的总管大人王沿虽然保住了渭州但却仍然被踢出了陕西，他被贬到了虢州去当知州。宋朝是文人和文官的天堂世界，这句话在这里再次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和诠释，只要你级别够高，哪怕是犯下再大的过失和罪行却还是可以去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当市长。请问：如果宋朝发生毒奶粉事件或溃坝事件，当地的官员会被如何惩处？停职反省或是在家里待个一年半载，然后被朝廷悄悄地安排进某个不起眼的部门再度起用？非也！如果宋朝真有这事发生，那应该就是像王沿这样，大城市的市长就别想了，去铁岭当个市长或许还是可以的。
王沿走后，接替他的是宋朝未来的宰相文彦博，但文彦博在这个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因为宋朝很快就对陕西四路的人事系统进行了重组：渭州知州文彦博调任秦凤路都部署兼知秦州，原泾州知州、范仲淹的好友滕宗谅被调任为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本来在河北瀛州准备迎击辽国入侵的张亢被调任为泾原路都部署兼知渭州，而鄜延路仍然是庞籍主管。
那么，范仲淹和韩琦呢？他俩升官了，官职是：陕西四路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庞籍除了担任鄜延路主管外也被加授同样的官职。此是何意？这就是说，范仲淹、韩琦和庞籍这三人成为了统管陕西四路一切军政要务的最高军政长官。再说得具体一点，宋朝在陕西战区设置了一个总司令的职务，但这把椅子却是由三个人一起来坐。还有更让人迷惑不解的，那就是韩琦和范仲淹都将自己的帅府设置在了泾州，而庞籍则还是在延州开府。
看上去这应该是宋朝为了防止陕西前线的这个总司令权力过大而有意让三个人来相互制衡，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这个职务本来是独属于范仲淹的，而事情之所以显得如此荒谬则是因为范仲淹的主动申请。是他举荐了滕宗谅，也是他主动要求把韩琦和庞籍一同叫过来同坐一把椅子。至于原因，有人说这是因为范仲淹这个人谦虚和谨慎以及他懂得明哲保身，他不想让自己成为那只出头鸟，不想在将来因为自己的权力过重而被朝中的那些大臣和皇帝所猜忌怀疑。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所谓的“两宋三百年第一人”真的要让人对其顶礼膜拜。我这里不是想夸他，在国难面前如果还把明哲保身放在第一位，那么此人可真的是一个“圣人”，此修为和境界着实让人叹服。
作为一个能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不太相信范仲淹此举是为了明哲保身。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范仲淹要把一把椅子拿来三个人一起坐呢？信奉集体领导？崇尚民主？决事时方便投票表决？杜绝独裁和大权独揽？抑或是人多办法多？
很遗憾，关于这一点，因为范仲淹没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所以这个事没人知道原因。可是，这样做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请问：这和没有在陕西前线设置总司令有什么区别？另外，你能想象一个国家有三个皇帝或是一家公司有三个地位和权力都同等的总经理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吗？
有句话或许我不该说，也没有资格说，但请恕我不知天高地厚，我还是想说：在讲学治学和为人处世上，范仲淹确实可为一世鸿儒，但在治国理政以及办实事上面，范仲淹的极限也就是一个参知政事足矣。细数历代之千古名相，这些人除了拥有治国理政之才能，也必有当仁不让之豪气，抑或是舍我其谁之霸气，而在对待自己的敌人以及反对者和竞争者时，他们有时候更是必须表现得凶狠诡谲甚至是阴险毒辣，但这些恰是范仲淹所缺乏的。
作为一个参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大儒，范仲淹在权力场上表现得太过君子，而一个纯粹的谦谦君子是做不了大事的，成大事者必要有劈荆斩浪之勇气，必要有雷霆万钧之手段，这正好是法家弟子们所擅长的。所以，儒家弟子范仲淹只能是范仲淹，他注定成不了商鞅或李斯，成不了萧何或陈平，成不了长孙无忌或姚崇，这些人都是外儒内法，而范仲淹正好相反。
看看宋朝自立国以来的那些宰相，赵普就不说了，吕蒙正、李沆和王旦也是范仲淹所不能及的，这三位宋朝宰相尽管也是以仁德宽厚而名传后世，但这三人在需要他们强硬斗狠时无一例外的都是狠角色，只是他们的凶狠和强硬没有那么直接和暴力，而是相当委婉和含蓄，但谁说笑面虎就不会吃人？
此时的范仲淹不愿意独领陕西四路的军政大权，后来赵祯要提拔他为参知政事，他也是一再谦让。谦虚使人进步，但这是指做人，如果在做事上面谦虚过了头，那就不是什么进步，而是会被人认为是个不敢也不具担当的懦夫或逃兵。
这个事说到最后我很想说一个我心中的巨大疑问，那就是之前因为好水川的惨败而被贬官继而又被调往秦凤路去当主管的韩琦为什么就突然升了官？为什么他这一年里一没功劳二没苦劳就突然变成了和范仲淹同一级别的“陕西四路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
范仲淹好歹在一心一意地修军寨拱卒子且拱到了西夏境内，可身为“罪官”的韩琦待在秦凤路根本就没有受到李元昊丝毫的骚扰，他也没从秦凤路出兵去攻打李元昊，可他为什么就能升官？更让人可笑的是，韩琦还竟然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似乎他是因为立下了什么不世之功而因功受赏，不久之后他和范仲淹一道回京受命担任新一届的两府大臣也同样没让他觉得有多么脸红。敢问韩大人：你的背后是有什么高人吗？还是说已经进化为圣人的范仲淹同志觉得你是一个难得的可造之材应该给你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
朝廷培养一个官员不容易，应该给这些犯过错的人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这话是不是很耳熟？这种现象是不是很熟悉？我不想在这里当什么喷子或键盘侠，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就将其一棍子彻底打死，可问题是你是不是应该在重新证明自己之后才再度神气活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