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延州之战在三川口诱歼万余宋军后，李元昊接下来对塞门寨和安远寨的两次屠寨行为无异于再又连续抽了宋朝两记大耳光，可宋朝这边却像个木头人一样近乎于完全没有任何反应，李元昊做梦的时候如果想起这些事估计都能直接笑醒。不过，如果李元昊说他自己是此时最幸福最快乐的人，那么有一个人一定会当场跳出来表示反对，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才是那个最快乐最幸福的人，此人便是北宋时期的超级大汉奸——张元。
话说一个自认为满腹经纶且一心想要做大事的人在长久的郁郁不得志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此人真的是很有本事，那我们就只能祈祷他能够在世事的磨难中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心理和心性都相对健康的人，要么就是祈祷上苍能够让其得偿所愿并成为国之栋梁抑或行业翘楚，否则当这人突然间内心能量爆炸的时候其破坏力是绝对具有超强毁灭性的。这样的人其实无论古今都不乏其人，而张元正是其中之一。
张元这个人本名不祥，出生年月也不详，但他死的那年却是被史书记载得清清楚楚。由于西夏国的史料被蒙古人焚毁以及宋朝这边对其甚是简略和模糊的记载，这就导致张元本人的很多生平之事如今都无可考证，甚至于他是何时投靠的李元昊以及具体又为李元昊做了哪些事也是不详。后世之人对他的记载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是相互矛盾，如今有关于他的生平记录有很多都只能确定确有其事而不能确定其时。
张元出生于当时的华州华阴县（今陕西省华阴县），史书记载其“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累举不第，薄游塞上，觇览山川风俗，慨然有志经略，耻于自售，放意诗酒，出语惊人，而边帅皆莫之知，怅无所适。”
简单说，这是一个颇有大才的书生且一心想要求取一个功名，但命运的捉弄却让其屡屡败于科场，而且还总是输在了最后的那一关殿试上，也就是说仁宗陛下跟他好似八字相克。科场不顺之后他开始在宋夏边境一带周游历览且自认为有了一套可经略此地的文韬武略，但此人心高气傲不屑于做那种毛遂自荐之类的事，而陕西当地的那些边关将帅也没有谁把他这个在民间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人当个人物。他甚至连个官府的幕僚都没有混上，于是乎张元也就觉得人生黯淡无光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盼头和意义。
张元乃一介书生且又生逢和平年代，但他既不能科场中第又无法遇见自己的人生伯乐，那么等待他的就只能是就此默默地老死一生。对于一个心中怀有壮丽梦想的理想主义者来说，对于一个迫切希望改变自己人生乃至是家族命运的人来说，这毫无希望的人生无异于就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酷刑。
就在张元无比绝望的时候，李元昊却如一颗耀眼的明星一般在西北大地上徐徐升起，它照亮了张元的双眼和他内心的整个世界。如果能够用自己的一生才华和所学帮助李元昊创立一番霸业，那么他张元此生又有何憾？可是，问题就在于，如果要去帮助李元昊创建霸业就必然要对自己的母国宋朝动刀子。作为一个讲究与信奉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的孔孟弟子，这一关无疑是张元很难过得去的，在黑暗中挣扎苦久的他就这样在自己刚刚看见人生露出一线曙光之后就紧跟着又跌进了另一个痛苦的深渊：要么与宋朝为敌从而成就自己的人生抱负，要么就此默默地死去。
几番挣扎之后，张元终究还是选择了投奔李元昊。即使如此，当他途经一座项羽庙时仍然触景生情不由得放声痛哭，然后他带着满面的泪水走上了背叛母国的不归路。同样是脱胎换骨，有人变成了天使，有人则变成了魔鬼，很不幸的是张元正好属于后者。当他踏上西夏领地的那一刻起，他就割断了自己与宋朝的一切情感纽带，宋朝从此成了他的敌国，成了他要铁心报复的对象。在他的那颗已经扭曲变态的灵魂深处，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都是宋朝以及命运的逼迫，所以他要报复并以宋朝的痛苦和鲜血来成就他的功名和志向。
在后人的文学笔记里，张元是和一个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化名为吴昊的人一起进入了西夏。为了能够在第一时间见到李元昊并让其对他们二人产生深刻的印象，张元和吴昊在一家酒楼里先是纵情豪饮，然后在一面墙壁上写下了“张元吴昊在此痛饮”的字句。这里面的“元、昊”二字都是李元昊的名讳，他们二人如此胆大妄为很快就引来了李元昊的鹰爪，他们被带到了李元昊的面前接受审问。李元昊问他俩为何要犯他的名讳，他们的回答让李元昊当场震惊：“你连自己姓什么都忘记了，为何还要这么在意自己的名字呢？”
李元昊瞬间愕然！他姓什么？他真的姓李吗？他真的姓赵吗？都不是，他是党项人，他的祖上姓拓跋！就此，张元和吴昊成功地进入了李元昊的法眼，在问明了二人的来意并与其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流之后，这二人就此被李元昊招入帐下并成为了座上宾。
有史料声称此二人参与了李元昊建立西夏国的前后整个过程，期间的各种军政号令和改革措施皆是出自于此二人的手笔，但这种说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在西夏建国之后的一系列重要的人事任命中并无此二人的名字，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张元在公元1041年的宋夏好水川之战爆发时就已经是西夏国的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这三个官职意味着说明了什么就无需在此多言了吧？
不久之后，张元在公元1041年5月更是被李元昊封为了西夏的相国（请注意，是相国，而不是丞相，更不是宰相），他在西夏国内的地位就此仅次于李元昊本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的是，不管张元是否参与了西夏的建国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参与了李元昊时期西夏对宋的整个战争过程，甚至可以说他才是整个宋夏战争时期西夏方面的总指挥。
关于张元，我们暂且言尽于此，而对他，我们也在此无需浪费过多的口舌。需要特别说到的一点是，十多年后，宋朝官方正是在得知张元是因为屡屡在殿试中落榜才转而改投靠李元昊而决定改革殿试制度，具体的改革措施就是，只要你进入了殿试的环节就能稳稳地会被国家录取为公务员。
这里再当一回事后诸葛亮，如果在张元投靠李元昊之前就有了这个政策，那么西夏和宋朝的历史以及整个宋夏战争的结果和过程可能都将被改写。然而，世间之事并没有如果，也无可回头。说来说去，张元虽然在当时的北宋遭到了无数读书人的唾弃和鄙视，但有很多人其实都应该要“感谢”他。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的两位副手身上，也就是主管鄜延路的范仲淹以及主管泾原路的韩琦。我们无需在这里过多提及范仲淹，关于他此前的人生道路我们基本上交代得很清楚了，这里想说的是韩琦。
相对比于范仲淹那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饱含蚀骨之痛的精神与心灵的蜕变，韩琦这一生到目前为止可谓是顺风顺水且是十足的人生赢家。韩琦十九岁科场及第，而且还是仅次于状元的榜眼，然后就直接当上了副市长级别的淄州通判，这事放在如今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韩琦在淄州为官三年，然后又为母亲守丧三年，丁忧结束后他继续在仕途上一路高歌猛进。脱下孝服之后他直接就去了京师开封府做副市长（开封府推官），不久之后又被升任为知谏院从而掌理大宋的谏官系统。此时的韩琦还不到三十岁，但他在权力和影响力上已经成为了与御史中丞几乎平级的朝廷高官。
也就是在这期间，韩琦成了让所有的大宋官员都谈之色变的“煞神”，他上可纠正皇帝的言行，下则可弹劾文武百官，而被他一本参倒的大小官员更是不胜枚举，这其中最具有轰动效应并让韩琦闻名天下的便是他参倒了以王随和陈尧佐为首的宰执班底，当时整个中书省的宰相和参知政事都被他的一通组合拳给撂倒在地。在这之后，韩琦又被加官为知制诰，就此成了赵祯的私人机要秘书，按照宋朝的官员晋升秩序，未来进入两府成为宰执大臣对韩琦来说已是指日可待。
因为李元昊的称帝，韩琦这近乎于开挂的人生突然间又开始变得精彩刺激起来。不管是韩琦的主动申请还是赵祯有意栽培，当公元1040年韩琦以枢密直学士的官衔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时候，这位在如今相当于省部级官员的牛人也不过才时年三十二岁。在神童和牛人辈出的宋朝，韩琦的这种人生履历其实不值一提，但他是实打实一步步干出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身处于和平年代。单从这一点来说，诸如南宋的张浚和范宗尹这种趁着乱世而成为搅动历史风云的人就只能是汗颜了，尽管他们成为宰执大臣的时候比此时的韩琦还要年轻。
对比现实中的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物，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类似于韩琦这种人无论做事还是说话都绝对属于激进派。他们这类人在过往的人生之路上几乎是一帆风顺甚至是一路上都在高歌猛进，他们由此也就自然而然地不知道什么叫做忍让和迂回，而类似于范仲淹这种受过社会毒打且又经历了内心蜕变的人则是另一个极端——老练持重且为人低调，这种人浑身上下让人感受不到有丝毫的攻击属性。这种反差放在此时的西北战局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如何应对西夏的军事威胁上面，韩琦主攻，他力主宋军应该集结兵力深入西夏境内彻底覆灭西夏，而范仲淹则是主守，他认为宋朝只需扎紧篱笆让李元昊无从下手就可以了，而在数年之后西夏必会因为与宋朝断绝了经贸往来而疲弊自亡。
是的，你没看错，夏竦手下的这两位副手、宋夏战争时期宋朝方面的两位军分区司令员在对敌策略和指导思想上并不统一，甚至是完全相反。
范仲淹上任之后曾在一封奏疏里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军事指导思想和意图，他认为宋朝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边境最前沿的各个军寨在面临李元昊数万大军的时候根本无力抵抗，可宋朝境内的各个城池虽然兵力雄厚但战斗力又不怎么强且荒于战备。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李元昊终有一天可能会占据关中继而扼守潼关，从而让整个陕西和蜀川地区都面临被西夏吞并的危险。
有鉴于此，范仲淹提出的应敌策略就是在凤翔和京兆府等重要城池屯驻两到三万的重兵以固城防，然后在边关加强各个军寨的防御能力让李元昊不敢轻易攻打。如果李元昊下一次再派大军入侵，那就让边关据点坚守不出且坚壁清野，等他深入宋境之后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也就是说，李元昊想打架没人跟他打，他想攻城又攻不下来，到最后就会因为后勤告罄而最终被迫撤军。长此以往，西夏就会因为长期用兵导致民生凋敝和经济崩溃从而在三五年内走向灭亡。
简而言之，范老先生的意思就是宋朝对西夏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且还可以通过远胜于对方的综合国力跟西夏搞军备竞赛，直到最后拖死西夏。在范仲淹看来，这样做比起让宋军的将士去抛头颅洒热血要管用得多，但唯一的问题就在于这是个慢活儿，得需要很长时间去跟对方拼消耗。
不知道各位看到这里会不会想起一个人——伟大的太宗陛下赵光义。在雍熙北伐失败后，赵光义应对辽国的入侵所采取的军事策略是不是与此时的范仲淹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赵光义的对手是辽国，而辽国可不会因为宋朝断绝边境贸易而民生凋敝和经济崩溃。让人费解的是，赵光义此举被后人诟病无数，范仲淹倒是因此而被某些人说成是“抗夏名将”。
说了范仲淹的对夏策略，我们再说韩琦的策略。韩大人的看法与范仲淹恰好相反，他要的是一拳一脚都生生地打在李元昊身上的那种真实的快感，他要通过强硬的武力彻底地打服李元昊，唯有如此才配得上宋朝与西夏的身份和地位。韩琦甚至觉得宋朝应该像当年赵光义发动五路大军前去进剿李继迁那样也给李元昊来这么一下子，他甚至都想好了进兵的方略就等赵祯首肯。
韩范二人在此事上的思想差异其实也是整个宋朝士大夫们在对待西夏问题上的一个缩影，这些人都主张要对西夏的狼子野心予以惩罚和遏制，但两派在是否要出境作战的事情上却是意见截然相反。双方都提到了太宗年间五路进剿李继迁却功败垂成的事，激进派认为有了当年的教训，这一次好好总结再行出兵一定能够弥补当年的遗憾，而保守派则认为后勤辎重、地理环境等问题将是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顽疾，一旦出境作战很有可能就会有去无回。
有关于此，用范仲淹在写给赵祯的奏疏里话来说就是，他想做的是战国时期为赵国镇守北疆的李牧，而韩琦等人想要做的则是唐朝的李靖。宋朝现在到底是需要召唤李牧还是李靖，这一切由赵祯来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