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请各位注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终于到来了！
杀掉嵬名惟亮一家之后的次月，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10月11日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正式登台受册并建国称帝，国号“大夏”，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同时，李元昊下诏追谥其祖父李继迁为大夏神武皇帝，庙号太祖，追谥其父李德明为大夏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封其子嵬名宁明为皇太子。
文武群臣方面，野利仁荣、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分掌中书省和枢密院，杨守素、钟鼎臣、嵬名聿荣、张延寿掌管财务及文书，野利旺荣、野利遇乞、成逋克成等蕃人武将掌管各司兵马。
细看这份名单，在军事领域汉人处于绝对边缘化的角色，但在政务和财务方面汉人才是主角，甚至是绝对的主角，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猜想李元昊能够走到今天的原因究竟何在。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如果没有韩延徽、韩知古以及康默记等汉人的倾力相助，耶律阿保机绝对不会攀爬到后来的人生高度。李元昊也是如此，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这里面那些汉人书生的功劳堪称居功至伟。
在此也是非常感谢这些人为了民族融合而做出的巨大贡献，谢谢你们不久之后让双方血流成河，谢谢你们不久之后让你们的同族同胞遭受党项人刀兵荼毒之苦，而你们也通过这些丰功伟绩让你们的名字名垂青史，同时也顺带着实现了你们的人生抱负，实现了你们的个人价值。不过，这些人还不算什么，那位未来西夏国的大太师张元同志此时还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他还在宋朝这边为自己屡试不第而痛苦着。历史将会证明此人才是他们这群人里的集大成者，他的丰功伟绩远不是前面这些人所能比拟的。
李元昊的西夏国已然在宋朝的西北方向拔地而起，那么宋朝在李元昊一步步谋划着建国的这几年里都在忙些什么呢？
范仲淹是在公元1036年5月被贬出京，而将他斗倒并赶出京城的宰相吕夷简也没过多长时间的安稳日子。不久之后，吕夷简也从宰相的位置上被踢下了台，踢他屁股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曾经的大恩人王曾。
前面我们说到过吕夷简是如何将次相李迪给赶下了台，王曾那时候已经重回京城担任枢密使，而王曾的回京就职还得归功于参知政事宋绶，是他向吕夷简传达了王曾的意愿并由吕夷简向赵祯保举了王曾回京担任枢密使。当李迪被罢免后，朝中让王曾再度出任宰相的呼声日盛，吕夷简甚至主动向赵祯提议应该让王曾出任首相，他甘愿居于王曾之下出任次相，但这事赵祯没同意。
看上去吕夷简和王曾这对宰相班子是选对了人，他俩必定能够和睦相处让大宋在他俩的手里迈向更为富强的道路，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原因就在于此时的吕夷简早已不是当年王曾屁股后面的那个小跟班了。如今的吕夷简早就习惯了在中书省唯我独尊且凡事都喜欢独断专行，以前的那个在王曾和曹利用等一众大佬面前恭恭敬敬的小老弟早已不复存在，如今王曾虽然回来了，可已经开了荤的吕夷简却没法再去吃素，这就导致了两人之间在公事上面时常因为意见不一而产生摩擦。吕夷简在这方面表现得绝对的公私分明，他从不会因为王曾当年对自己的恩德而让着王曾，而作为首相，他的言辞和行为有时候甚至会让王曾当场下不来台。
不容置疑的是，在工作上彼此间意见不合实在是太过司空见惯的事，而且这里面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有的只是彼此的理念和方法不同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经常性地不能达成妥协，那么后果必然是产生争斗。为此，心力憔悴的王曾数次请求辞去宰相之职，而吕夷简也对赵祯以辞职相逼，赵祯再怎么糊涂也从中看出了一点门道。
本着息事宁人的老好人精神，赵祯就想着劝和，他就笑着问王曾：“怎么？难道吕夷简已经让你厌恶到了无法与之共事的程度了？你给朕说说，吕夷简到底都犯了啥事让你觉得没法容忍了？”
王曾也没客气，他直言相告：“陛下，吕夷简已经不是从前的吕夷简了。他现在变得专横跋扈且又容不得他人有不同意见，这些我就不说了，但我听说他如今竟然敢收受他人的贿赂，而贿赂他的这人还是边关重镇秦州的知州王继明。”
宰相结交边臣且私相授受，吕夷简这是要干什么？赵祯随即召来吕夷简质问，吕夷简当然矢口否认。他虽然是独断专行喜欢自作主张，但要说到收受贿赂就让他着实哭笑不得：我吕夷简爱权不假，可我还不至于穷得收受贿赂，这王曾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
吕夷简请求把王曾叫过来与他当面对质，赵祯倒也爽快，他不但把王曾叫了过来，另外两位中书省的长官参知政事宋绶和蔡齐也一并前来接受质询。至此，王曾的目的也达到了，在吕夷简涉嫌受贿一事上，王曾本来就没有什么铁一般的证据，纯粹就是风闻言事，而他这样做的目的以及他把两位参知政事也卷进来就是要让赵祯看到他们四人已经无法在一个班子里共事了。
事实果如王曾所料，当四人齐聚之后，宋绶帮着吕夷简说话，而蔡齐则站在王曾这边，四人就此在赵祯的面前争执成了一团。这可就犯了宋朝官场的大忌——御前失礼，而这也是王曾所能想到的能够在瞬间扳倒吕夷简的绝佳法子。面对此情此景，赵祯算是彻底清醒了，这四个人组成的执政班底真的是走到头了，那就干脆全都给我滚到一边凉快去！
作为大宋的又一位状元宰相，王曾此举可谓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纵然吕夷简有诸多不是，但他可以说是宋朝的宰执集团里为数可数的能干事且想干事的人，而不像他后来的那些继任者那样尸位素餐整日只会例行公事地签字盖章外加吃饭睡觉和吵架。王曾这会儿已经是花甲之年，而且此时距离他离世也就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现在无法知道王曾之所以要如此急切乃至于不择手段地扳倒吕夷简是为何，难道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所以才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扳倒吕夷简，否则吕夷简在他死后定然无人可制或有尾大不掉的危险？还是说他就是单纯地无法忍受吕夷简的专横？但是，如果王曾知道接下来的数年里朝中以及大西北所发生的事定然会后悔自己此时的举动。
随着吕夷简的下台以及王曾的离世，当李元昊的羽翼日渐丰满的时候，大宋帝国却无人能够在正是需要有人站出来出面主持大局的时候挺身而出，那些顶在前排和顶层的人都难堪重用，而这也正是后面一系列战争惨剧之所以会发生的根源。换言之，在李元昊建国前后的那些日子里，依照吕夷简勇猛好斗的风格，他李元昊的日子绝对不会那么好过和顺当，而且宋朝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未对可能会爆发的冲突做任何的准备和应对，他们放任李元昊的坐大，放任他主动杀将过来，直到最后忍无可忍决定反击却震了自己一个虎口崩裂。可惜，这所有的一切不幸都不是王曾所能预见的，他自己走了，顺带着也把吕夷简这个大宋顶级大臣里唯一的“强硬派”给一并拖下水。
公元1037年4月，赵祯的一道皇命颁下：首相吕夷简罢为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兼判许州；王曾罢为尚书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兼判郓州；参知政事宋绶罢为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蔡齐罢为吏部侍郎，二人一并归班。
吕夷简离开京城之前，赵祯按照惯例向卸任首相咨询继任者的人选，吕夷简推荐了枢密院的王随以及此前被外放出京的户部侍郎兼知郑州的陈尧佐。赵祯一点折扣没打，吕夷简对这二人的举荐全部奏效，而且此二人“并为平章事”，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权力大小没有区分，一字平头高，赵祯为这二人配备的三位参知政事则分别是原知枢密院事韩亿、原三司使程琳、翰林学士承旨石中立。枢密院方面，原参知政事盛度以及枢密直学士王鬷同为知枢密院事。
这一届两府班子重组之后不久，曾经的天子之下第一人丁谓也在这个月里走完了他的全部人生，享年七十一岁。人生七十古来稀，丁大人能够在人生遭遇如此重大打击和挫折且跌落之后再没翻过身来的情况下活到了这般年纪，如此修为和心性真的让人佩服。遗憾的是，他本可以成为一代彪炳千古的社稷之臣，或者成为一代大文豪或大儒，但这些都没有发生，他在历史上只留下了千古骂名和恶名。
不过，我在这里还是想说，丁谓之恶只是之于他的政敌，对于国家和百姓，丁谓其实远谈不上什么祸国殃民的大奸大恶之徒，他的最大骂名也不过就是为了尽快修建好玉清昭应宫而对参与施工的劳力所进行的过度压榨。即使如此，丁谓或许也好过如今的那些让基层员工两班倒且在管理方面毫无人文精神的企业老板。这些人与丁谓一样，为了他们自己能够升官发财而把员工当成牲口一样去压榨以便为他们创造可以获得升迁的业绩和政绩，但丁谓尚且知道在事成之后向赵祯奏请为参与施工的人员请功。
得知丁谓离世，他曾经的政敌、同时也是亲手将丁谓打入地狱、此时已经去郓州做知州的王曾仍然心有余悸地感慨道：“丁谓这人的智商实在是深不可测，我本来以为他会死在崖州，谁知道此人磨磨蹭蹭地竟然回到了中原，照这种样子下去说不定哪天他还会被重用，真到那时候可就是天下之人的大不幸了！”
丁谓如果再被起用于国于民是福还是祸不得而知，但新一届的宰执班底其工作能力和业绩以及群众的口碑到底怎样却很快就将见分晓。王随这个人在此前并无什么显赫的名声，此人你要说有多大能耐倒也未必，完全就是凭借勤勤恳恳的工作和熬资历一步步地从地方官爬到了如今的宰相之位，但此时的他已经是六十二岁了。另一位宰相陈尧佐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这位童年时期就聪明无比的老兄这一年已经是七十五岁了，另外几位参知政事除了程琳之外也都是年过六旬的花甲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