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勒西在巴伐利亚遭遇刺杀并被神秘力量营救后，并未立即返回柏林权力中心。
出于极端的安全顾虑和对其内部忠诚度的深刻怀疑，他在炎国特工的安排下，被秘密安置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安全屋内，进行所谓的“安全评估”和“局势研判”。
这短短两天的“失踪”，对于已然风雨飘摇的第三帝国而言，却如同抽掉了支撑危厦的最后一块基石，引发了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在柏林，以国内驻防军一些对战争前景彻底绝望、试图通过政变挽救国家免于彻底毁灭的军官为核心，联合了部分对特勒西个人独裁和战争政策不满的文职官员，发动了一场仓促但目标明确的政变。
他们利用特勒西“生死不明”、通讯一度中断的混乱窗口期，迅速控制了帝国首都的部分关键部门，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意图与盟军展开停战谈判，避免柏林遭受如同契科夫格勒那样的毁灭性打击。
然而，这场政变如同早产的婴儿，先天不足。
缺乏广泛军队支持和民众基础，内部意见也分歧严重。
更重要的是，他们低估了德士党机器和党卫队对特勒西的个人忠诚。
在最初的混乱之后，忠于特勒西的势力，特别是手握屠刀的盖世太保和武装党卫队，在马丁·鲍曼、希姆莱等人的暗中协调（以及来自东方某条秘密渠道的“提醒”）下，迅速开始反扑。
柏林街头爆发了短暂但血腥的内讧，枪声和爆炸声取代了往日的秩序。
就在德士兰内部陷入权力真空的短暂混乱之际，东线的苏什维利军队，在朱可夫的指挥下，敏锐地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战机。
他们并不知道柏林的具体变故。
但德士兰前线部队指挥的突然混乱、无线电通讯中出现的异常迟疑和不协调，以及空中侦察发现的德军后方调动迹象。
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德军的指挥系统出了问题！
“进攻！全线进攻！”
朱可夫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
“抓住敌人混乱的机会，撕开他们的防线！”
蓄势已久的苏什维利红军，如同决堤的洪流，在广阔的战线上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猛烈突击。
炮火准备前所未有的猛烈，坦克集群和步兵在“乌拉”的震天吼声中，冲向德军的阵地。
这一次，他们遭遇的抵抗远不如以往顽强。
许多德士兰军的师、团级单位，突然失去了来自最高统帅部的明确指令，有的收到了来自柏林政变者的矛盾命令，有的则只听到来自党卫队的镇压要求。
前线指挥官陷入迷茫和犹豫，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几乎瘫痪。
尽管许多德士兰军基层部队和官兵依然凭借其纪律性和战术素养在进行顽强的局部抵抗，但在苏什维利军有计划、有重点的多路突击下，缺乏统一协调和有效预备队支援的防线，很快变得支离破碎。
通讯的中断使得德士兰军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弹性防御和反击，侧翼暴露的单位一个接一个地被苏什维利军强大的装甲矛头分割、包围。
在明斯克方向，德士兰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被撕开了巨大的缺口，数个师陷入合围。
在北方，苏什维利军也取得了显着突破。
德士兰军被迫进行了大规模、甚至可以说是混乱的战略撤退，丢弃了大量的重型装备、弹药和苦心经营的防御工事。
苏什维利军队以惊人的速度向西推进，在短短两天内，收复了包括数座重要城市在内的大片白俄和波士兰领土。
将战线向西推进了数十至上百公里不等，取得了自库尔斯克战役以来最大规模的战术突破。
东线的战略天平，在这一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猛烈地向着苏什维利倾斜。
然而，这场由特勒西“失踪”引发的危机，来得快，去得也快。
就在政变者尚未完全控制柏林，苏什维利军攻势正酣之时，特勒西在炎国特工的“护送”下，戏剧性地重新出现在了公众视野中。
一段预先录制好的、元首“铿锵有力”的广播讲话迅速通过尚能控制的电台播出，他严厉谴责了“一小撮背叛者和懦夫”的政变行为，宣称自己安然无恙，并命令所有武装力量坚决镇压叛乱，继续战斗。
元首的“复活”像一剂强心针，瞬间瓦解了政变者的合法性。
忠于特勒西的部队士气大振，而参与或同政变的势力则迅速土崩瓦解。
在柏林，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展开了血腥的清洗，政变的核心领导人，包括贝克、施陶芬贝格等人，要么在抵抗中被击毙，要么被迅速逮捕并草草处决。
一场血腥的清洗席卷了整个德士兰军高层和政府部门，白色恐怖笼罩全城。
内部的叛乱被迅速镇压下去，特勒西重新牢牢掌控了权柄，尽管特勒西如何发表演讲，宣扬德士兰的意志不可战胜。
然而，这场短暂的内耗和权力真空所带来的外部恶果，却已是既成事实，无法挽回。
苏什维利利用这宝贵的两天时间所取得的进攻优势和收复的失地，已经成为了既成事实。
德士兰军队虽然恢复了统一的指挥，但许多精锐部队在混乱的撤退中损失惨重，防线被大幅度压缩，战略预备队消耗殆尽。
他们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反击来夺回失地，战争的主动权已然彻底易手。
德士兰，这个已然千疮百孔的帝国，在经历了内部流血的阵痛和外部战线的急剧恶化后，变得更加岌岌可危。
特勒西的回归，暂时避免了内部崩溃，却无法扭转战略上日益深陷的泥潭。
战争的主动权，已经不可逆转地滑向了同盟国一方，第三帝国的黄昏，正加速降临。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此刻正远在东方，冷静地注视着欧大陆棋盘上这剧烈动荡的一幕，等待着最适合他出手收拾残局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