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友珪以庶人之身篡夺皇位时，魏州，这片河朔大地的要冲，也暗流涌动。魏州衙内都指挥使潘晏与大将臧延范、赵训，这些人本应是维护地方安宁的柱石，却暗中勾结，密谋反叛。这一阴谋被及时发现，并有人密告给了杨师厚。杨师厚，这位久经沙场的宿将，迅速行动，布下天罗地网，将潘晏、臧延范等人一网打尽，并果断地将他们斩杀，以儆效尤。《欧阳史》中对此事亦有记载，言及杨师厚不仅铲除了这些叛逆，还驱逐了节度使罗周翰，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魏州的地位。
然而，风波并未就此平息。仅隔两日，又有一场更大的叛乱在暗中酝酿。指挥使赵宾，趁夜色掩护，率领部下士兵披甲执戈，准备在黎明时分发动突袭。杨师厚再次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果决性格，他迅速派遣衙兵包围了赵宾的营地，将叛军一网打尽。赵宾见势不妙，企图越城而逃，却终究未能逃脱杨师厚的追捕。杨师厚派遣骑兵追至肥乡，将赵宾的党羽一百余人悉数擒获，带回魏州后，在府门前公开斩首，以示惩戒。这一系列雷霆手段，不仅震慑了潜在的叛乱者，也进一步提升了杨师厚在魏州乃至整个河朔地区的威望。
朱友珪对杨师厚的忠诚与能干深感满意，随即任命他为魏博节度使、检校侍中，将这片重要的土地和军队交给了他。不久之后，镇州和晋州的军队侵扰魏州北部边境，杨师厚再次率军出征，抵达唐店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将敌军击溃，斩首五千余级，俘获将领三十多人，威震四方。
此时的杨师厚，已掌握着河朔地区的精锐军队，其威望之盛，几可震主。朱友珪对此既感欣慰又生忧虑，于是下诏命杨师厚进京。杨师厚深知此行之险，却也不得不从。他率领精锐士兵一万人抵达洛阳，却在都城外严密布防，自己仅带十余人入宫拜见朱友珪。这一举动，既展示了他的忠诚与谨慎，也让朱友珪感受到了他的威慑力。朱友珪因此心生畏惧，以厚礼相待，并亲自送他离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友珪的统治逐渐显露出破绽，而末帝则开始暗中图谋取而代之。在这个过程中，杨师厚成为了末帝的重要盟友。末帝派遣使者与杨师厚商议大计，深情地陈述自己的诚意和效忠之心，同时给侍卫军使袁象先以及主军大将送去书信，争取他们的支持。为了增强实力，末帝还派遣都指挥使朱汉宾率兵前往滑州，以响应禁军。在这一系列精心策划下，朱友珪最终被杀，末帝在东京即位。
新帝即位后，对杨师厚更是恩宠有加。他首先封杨师厚为邺王，加封为检校太师、中书令，以示尊崇。此后，每当朝廷下诏时，都不再直呼杨师厚的名字，而是以官职称呼他。无论国家大事还是小事，都必须先与杨师厚商议，这使得杨师厚在朝廷中的地位更加显赫，也逐渐滋生了他的骄横之气。
然而，杨师厚的骄横并非无因之果。在此之前，镇州人因柏乡之战的失利而屡次侵扰边境，杨师厚率军直抵镇州城下，焚烧荡平了房屋，又转战掠夺藁城、束鹿，直至深州才返回。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虽然保卫了边疆，但也让杨师厚逐渐产生了不轨之心。他擅自割据财赋，组建了银枪效节军，这支军队人数达数千人，都是挑选的精锐之士。杨师厚放纵他们肆意豢养，又恢复了过去牙军的恶习，这使得魏州乃至整个河朔地区的局势都变得动荡不安。
《清异录》中记载了一则关于杨师厚与银枪效节军的趣事。制造枪杆的木材往往难以找到完全合适的，而魏州的石屋山中却蕴藏着大量可用的木材。杨师厚组建银枪效节军时，便是从这里采伐的木材。沿袭以前河朔的风俗，上元节时家家户户都会夜游赏灯。等到杨师厚镇守魏州时，他更是命令魏州人户都树立灯竿，成千上万盏灯火照亮了整个城市，让男女老少尽情嬉游。他还彩绘船只让歌女在御河上划船唱歌，整日纵酒欢宴。这些举动虽然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但也反映出了杨师厚晚年的奢侈与放纵。
更为严重的是，杨师厚还从黎阳采集巨石，打算用来记录自己的德政。他用铁车装载着巨石，驱使数百头牛来拉拽它。所到之处，坟墓房屋都被毁坏，百姓们看到后都惊恐不已，纷纷传言说：“碑来了。”这石碑的到来，似乎预示着某种不祥之兆。果然，在石碑运到后不久，杨师厚便因病去世。魏州人对此深感震惊，认为这是“悲来”的预兆。
杨师厚的去世，对于末帝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失去了一个得力的盟友和支柱。然而，更令末帝感到担忧的是，杨师厚所树立的亲军和银枪效节军的存在。这些军队虽然曾为他立下赫赫战功，但也成为了潜在的威胁。果然，在杨师厚去世后不久，这些军队便发生了叛乱，招来了外敌的入侵。河朔地区因此沦陷，国家也陷入了危亡之境。这一切的祸根，都可以追溯到杨师厚晚年的骄横与放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