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葬礼结束那天，我在他枕头下摸到了这块表。
铜壳子被磨得发亮，表盖边缘有道月牙形的凹痕，像被人用牙啃过。表盘里的指针停在三点十四分，秒针却还在极缓地跳动，每走一格，就发出细如发丝的“咔”声，像是骨头在摩擦。
“这表邪性，扔了吧。”小叔蹲在门槛上抽烟，烟蒂烫穿了他的黑布鞋，“你爷爷最后那几年，总半夜对着它说话。”
我把表揣进兜里，金属贴着皮肤泛起冷意。这是爷爷年轻时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据说是民国时期的玩意儿。他总说这表能“记事儿”，我以前只当是老人的糊涂话。
回城里的高铁上，表突然开始发烫。我慌忙掏出来，表盖不知何时弹开了，表盘里的阿拉伯数字正在融化，墨色的液滴顺着铜壳往下淌，在牛仔裤上洇出深褐色的斑，闻着有股铁锈混着杏仁的怪味。
更诡异的是，指针动了。
不是顺时针走，而是倒着转。分针追着时针，在表盘里转圈，发出越来越急的“咔咔”声，像有人在敲棺材板。我按住表盖想合上，却摸到内侧刻着行小字，是用极小的楷体写的：“寅时三刻，魂归处。”
这时，邻座的老太太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指甲泛着青黑，死死抠着表壳：“这表……见过血吧？”
我吓了一跳，想抽回手，却发现她的手掌像粘在了铜壳上。老太太的眼球浑浊发黄，瞳孔里映着倒转的指针，嘴角咧开一个僵硬的弧度：“三点十四分，该喂表了。”
话音刚落，表盖“啪”地弹回原位，发烫的铜壳瞬间凉透。老太太像被抽走了骨头，瘫在座位上翻白眼，嘴角淌出白沫。乘务员赶来时，她已经没了呼吸，法医检查后说是突发心梗，但我清楚地看到，她手腕内侧多了道月牙形的红痕，和表盖上的凹痕一模一样。
高铁在凌晨三点十四分抵达终点站。我攥着表冲出车站，冷风灌进喉咙，带着铁锈味。打车回家的路上，司机总通过后视镜看我，最后忍不住说：“小伙子，你兜里揣的啥？我这计价器倒着跳呢。”
我低头看表，指针还在倒转，已经从三点十四分跑到了十二点整。而司机的计价器上，金额正从起步价往回退，数字每跳一下，车窗外的街景就模糊一分，路灯变成拉长的光带，行人像被揉碎的影子。
“师傅，停车！”我猛地推开车门，踉跄着冲进小区。身后传来刺耳的刹车声，回头时，出租车已经消失在浓雾里，只有计价器最后显示的“0”，像只睁着的白眼。
家里的门锁是坏的，我拧了半天才打开。客厅的挂钟停在三点十四分，和爷爷的表分秒不差。冰箱里的牛奶结着冰，瓶身上的生产日期是昨天，保质期却印着“2003年7月14日”——那是我爷爷去世的日子。
我把表扔在茶几上，冲进卫生间想洗脸，抬头却看到镜子里站着个穿长衫的男人。他背对着我，手里拿着块和我一模一样的铜表，正在用一块染红的绒布擦拭。镜中的瓷砖墙上，挂着本泛黄的日历，日期停留在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初七。
“擦三遍，血就干净了。”男人突然开口，声音像砂纸磨过铜器。他缓缓转过身，我这才发现他没有脸，脖子上空空的，只有血浆往下滴，落在铜表上，发出“滋滋”的声响。
我尖叫着后退，后脑勺撞在门框上。镜子里的男人消失了，只有我的脸在镜中扭曲，左眼的瞳孔里，倒转的指针正在转圈。
这时，茶几上的表响了。不是“咔咔”声，而是清晰的脚步声，从铜壳里传出来，一步一步，像是有人穿着皮鞋在走楼梯。我壮着胆子拿起表，贴在耳边听，那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停在表盖内侧，接着是指甲刮擦铜壳的声音，一下，又一下。
“谁在里面？”我颤声问。
表壳震动了一下，像是在回应。我突然想起爷爷临终前说的胡话，他总对着空气喊“阿禾”，说“表饿了”。当时以为是老年痴呆，现在想来，他说的或许是真的。
凌晨四点，我抱着表坐在沙发上，不敢合眼。窗外的天开始泛白，但阳光透不进来，小区里的树影全是歪的，像被人拧过的麻花。对面楼的王阿姨突然出现在楼下，她穿着睡衣，眼神呆滞地往单元门口走，手里拿着把菜刀，嘴里念叨着：“三点十四分了，该切肉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冲到窗边往下看。王阿姨的丈夫追出来拉她，却被她反手砍在胳膊上，鲜血喷在地上，像朵绽开的红梅。而王阿姨看都没看丈夫，径直走到单元门口的老槐树下，开始用菜刀挖树根，嘴里反复说：“埋深点，表才不会叫。”
这时，我手里的表突然发烫，倒转的指针停在了三点十四分。表盖自动弹开，表盘里渗出暗红色的液体，顺着我的手指往下流，滴在地板上，竟像有生命般，往门口的方向爬。
王阿姨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她的睡衣口袋里露出半截铜链，和我这块表的链子一模一样。她路过我家楼下时，突然抬头往我的窗户看，嘴角带着和那个老太太一样的僵硬笑容，无声地说：“该你了。”
当天下午，我把表扔进了垃圾桶。但晚上回家时，它就躺在我的枕头上，表盖内侧的小字旁边，多了滴血渍，像个未干的句号。
我开始失眠，总在凌晨三点十四分准时醒来。每次醒来，都发现自己站在客厅里，手里拿着表，对着镜子擦拭。镜中的我眼神空洞，嘴角挂着笑，而镜子里的时间，永远是三点十四分。
更可怕的是，我开始忘事。
早上出门时，明明记得带了钥匙，却发现兜里只有表；中午在公司吃饭，同事说我刚才还在聊项目，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记得自己在卫生间用自来水擦表；晚上回家，看到门口放着个保温桶，里面装着块带血的生肉，邻居说这是我早上让他帮忙买的，可我完全不记得。
直到那天，我在爷爷的旧物里找到本日记。
最后一页的日期是2003年7月14日，也就是他去世那天，上面只有一句话：“阿禾说，表饿了，要活人喂。”
日记下面压着张黑白照片，是爷爷年轻时和一个女人的合影。女人穿着旗袍，手里拿着块铜表，笑容温婉，但她的左手手腕上，有道月牙形的疤痕。
我突然想起表盖内侧的小字——“寅时三刻”，换算成现在的时间，正是凌晨三点十五分。而三点十四分，是喂表的时间。
这时，表又开始发烫。我盯着倒转的指针，突然明白过来——爷爷不是在对着表说话，他是在和表里面的“阿禾”说话。那个民国时期的女人，她的魂被困在了表里，需要靠活人来续命。
凌晨三点十四分，我再次醒来。这次，我没有站在客厅，而是在小区的老槐树下。手里拿着那把王阿姨用过的菜刀，刀刃上沾着血。表盖敞开着，表盘里的液体已经满了，正在往外溢。
树洞里，埋着个黑色的塑料袋。我颤抖着挖出来，打开一看，胃里瞬间翻江倒海——里面是邻居家的小狗，已经被剁成了碎块，而它的脖子上，挂着块迷你铜表，指针正倒转着。
表盖内侧，新刻了行字：“还差一个。”
我瘫坐在地上，看着手里的菜刀和表，突然想起爷爷日记里的“活人喂表”。原来王阿姨挖树，不是埋东西，是想把表藏起来。而那个老太太，邻居家的狗，都是被表“吃”掉的。
这时，手机响了，是小叔打来的。他的声音带着哭腔：“阿明，你快来医院，我……我好像中邪了。”
我赶到医院时，小叔正被绑在病床上，他的手腕上有月牙形的红痕，眼睛瞪得滚圆，死死盯着天花板：“表……表在叫我……三点十四分……”
床头柜上，放着块铜表，和我的一模一样。小叔的妻子说，这是早上在他枕头下发现的。
我看着两块倒转指针的表，突然明白过来。这表不是一块，是一对。爷爷和阿禾各有一块，当两块表凑在一起时，就是“魂归处”。
而现在，两块表都在医院里。
凌晨三点十四分，病房里的灯突然熄灭。两块表同时发出“咔咔”声，指针倒转的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停在三点十五分。表盖同时弹开，里面的暗红色液体像两条蛇，顺着桌面往一起爬，汇合成一条血线。
小叔突然停止挣扎，脸上露出和那个老太太、王阿姨一样的笑容，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说的是：“阿禾，我来陪你了。”
然后，他的头猛地往旁边一歪，没了呼吸。
我冲出病房，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墙上的时钟在倒转，从三点十五分回到三点十四分，再回到三点十三分……周而复始。
跑到医院门口时，我看到一个穿旗袍的女人站在路灯下，她的手里拿着块铜表，笑容温婉，正是照片上的阿禾。她冲我挥挥手，手腕上的月牙形疤痕在灯光下泛着红光。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表，表盖内侧新刻的字变成了：“轮到你了。”
这时，手机收到条短信，是陌生号码发来的，只有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我自己，穿着长衫，手里拿着块铜表，正在用染红的绒布擦拭，背景是民国二十六年的日历。
原来，我不是在帮爷爷摆脱表的诅咒，我是在成为新的“喂表人”。从摸到这块表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被选中了。
铜表在我手里发烫，倒转的指针开始加速。我知道，再过一分钟，就是三点十四分。而这次，该喂表的人，是我。
远处传来公鸡打鸣声，天快亮了。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它们会藏在倒转的指针里，藏在月牙形的疤痕里，等着下一个拿起表的人。
表盖“啪”地合上，最后一刻，我仿佛听到阿禾的声音在耳边说：“别急，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
然后，世界陷入一片黑暗。
当护士发现我时，我正躺在医院的走廊里，手里紧紧攥着块铜表。表盖内侧的字变成了：“下一个，寅时三刻。”
而我的手腕上，多了道月牙形的红痕。
我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枯坐了整整三天。小叔的遗体被拉走时，我盯着太平间门口那块锈迹斑斑的门牌，数字“14”被腐蚀得只剩半个，像块被啃过的骨头。口袋里的铜表始终是凉的，表盖内侧的“轮到你了”三个字，血渍已经干透，变成深褐色，像粒陈年的痂。
出院那天是阴天，出租车司机看到我手腕上的红痕时，突然把车停在路边，说什么都不肯再开。“你这是沾了不干净的东西，”他从仪表盘抽了张黄符塞给我，符纸边缘发黑，“前几年拉过个戴这表的老头，到了火葬场门口，他说表响了，非要下去喂表。”
我捏着黄符，指腹触到纸面上凹凸的符咒，竟和表盖内侧的刻痕隐隐重合。“他喂了什么？”
“还能是什么？”司机发动车子绕了个大圈，避开火葬场的方向，“自己的手指头呗。我从后视镜看着呢，他蹲在烧纸炉旁边，咔嚓一口咬下来，血滴滴进表盖里，那表‘咔嗒’一声，指针就顺过来了。”
车窗外的街景开始扭曲，明明是下午三点，却暗得像黄昏。我摸出表，指针果然在顺时针走，不紧不慢地指向三点十四分。表盖内侧的字迹变了，“轮到你了”被划掉，换成“血食不足，需活物”。
回到家时，防盗门虚掩着。客厅里弥漫着淡淡的檀香，爷爷的遗像被摆在茶几正中央，相框前放着个铜制的香炉，三支香燃得正旺，烟圈在空气中拧成麻花，最后全钻进了我手里的表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