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养斋算学馆......这也算是皇家科学馆了吧？八旗贵胄里那些通不过科举的，塞进这里头，倒也是条出路.......”侯俊铖低声评价了一句，把那些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塞进去，多多少少也能换来一些数学历算方面的人才。
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好歹也有个由头可以养猪，就像红营的大学堂，也没多指望能把多少士子培养成材、改造成功，但只要他们不为满清所用，就算完成了任务。
清廷这蒙养斋也是如此，恐怕也没指望那些八旗子弟有几个能培养成材的，给他们一个富贵的期望、一个养猪的途径，他们就不会跑去那些顽固派的阵营里走极端，至少也是瞻前顾后的，康熙皇帝和纳兰明珠这些改良派，就能借机分化反对势力。
“算学馆之后……县学…….”侯俊铖继续看下去，清廷令都察院委派御史钦差，巡查各地学政，督促各地县学按制兴办、巡查清算各地学田，并准许各州县按需截留原本要起运给朝廷的一部分留存，专供县学使用。
侯俊铖当然不会以为清廷是突发兴致要大兴教育，清廷忽然狠抓县学，其实还是为了团勇新军考虑。
清承明制，清朝的县学在规制上和明代没什么区别，主要招收民间八至十五岁百姓或官生子弟入学，教授科目主要是两科，一科是礼、律、书，一科是射、乐、算，一般是早晨学经史律法，中午学礼仪书乐，末时开始学弓弩棍棒，到了傍晚还有闲暇则学习诏诰、碑文疏议之类的杂项。
明代儒生学习骑射，这是自明太祖朱元璋就定下的规矩，但俗话说“穷学文，富学武”，至明中期土地兼并加速，许多县学学田被豪族官绅侵占，难以维持，骑射之类的武学便逐渐沦为形式。
直到明朝中后期战事频繁，士绅之中尚武之风渐起，这些武学内容又渐渐成了儒生必修科目，以至于崇祯年间科举，便要求“会试二三场兼五经书算，榜后试骑射”。
这些县学生员在明代中后期便成了明朝军事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便是作为守城的中坚力量和领导力量，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就明确说明守城之时需要发动在城生员：“其馀自举监、生员、致政、供贴、杂差及应袭以下，或四名一垛，或三名一垛，或二名一垛，每五垛另编立知事勤勇一人充为垛长，专一执厂旗查督，次将在城生员、致仕省吏，照所分派楼铺。”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故而到了明末，便涌现出那么多如卢象升、孙传庭一般能提刀上阵、策马冲阵的文官。
入清之后，清廷承继明制，对于县学的教授科目基本没有改动，但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清廷大量抽走地方留存，对官绅地主又采取放任拉拢的态度，州县官府连衙门里官吏的工食银都快发不起了，自然也没法贴补县学。
加之官绅地主侵占学田，清廷的县学，从刚开国就变成了只能讲四书五经的学堂，甚至许多县学因为缺银少饷的缘故沦为了空架子，县学只登记在簿册之上，实际上早就已经废弃。
清廷如今又是派人清查学田，又是允许地方州县截取留存专供县学使用，实际上是将县学当作了初级的讲武堂，为清军的团勇新军培育基层的军官，周培公的皖勇广招生员、童生入军，对战力的提升有目共睹，岳乐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也总结过红营基层文化水平远超清军，是“红营贼寇制胜之首要”。
清廷很明显是打算以恢复县学中武学教育的方式，对生员进行一定程度的基础军事教育，日后选入团勇新军之中，稍加训练，便能成为一名相对合格的基层军官。
“清末讲武堂……倒是也出过不少人才……”侯俊铖继续看下去，接下来便是税务上的改制，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清廷的革新上来就这么大的动作，没钱如何维持得下去？清廷靠着抄家，还有和晋商、淮商这些大商贾的协饷可以攒起一部分前期投资，但要维持革新政策和新军的施行运转，光靠这些榨钱方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开源节流、整顿旧有税制。
于节流方面，清廷是要从朝廷到地方州府，将大量没什么用处却也吃着皇粮的清水衙门合并裁撤，然后令户部联合都察院选派钦差巡查各省，清算各地税务和管理制度，将田赋、市税、厘金等税收之中拖欠、瞒报少报的部分清查催缴，部分地方州府滥设的杂税则转为正税。
于开源方面，清廷则是基本照抄了红营的商税制度，对牙行、社行、工坊征收厘金和关口税，不同的地方则是在盐税之上，清廷的盐业同样承继至前明，施行盐引制，官府发放盐引，盐商凭引购盐销售。
但这种垄断式的盐引制度极易引起官商勾结，官吏手握盐引借此索贿、勾结豪商，朝廷对官盐价格有规制，豪商利用盐引只采买劣盐，好盐则以走私的方式充入市场，官盐粗劣难咽、不堪食用，私盐又因为盐商垄断的缘故极为昂贵，朝廷盐税收不到几个，反倒要花费大量精力和成本去打击私盐、清理腐败，又因为盐价高昂引起百姓不满，可谓得不偿失。
清廷此番改革盐税，一则要“盐课归公”，将原本由当地州府和盐运司等衙门掌握的盐课分成全数收归国有，其次便是要废除盐引制，改为票盐制，民间商贾百姓只要向朝廷缴纳一定的税钱，便能凭票购盐并自由销售。
“直接控制盐场，取消垄断地位，官督商办、市场竞争…….这也是我们的法子嘛！”侯俊铖轻轻一笑，红营在江西控制的矿山盐场，还有东江根据地控制的惠盐盐场，早早就施行了类似票盐制的盐法，清廷很明显是从红营身上得到了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