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汉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对于佛道等宗教，整体而言是持“抑”的态度而非“灭”。
根据前宋的数据，宋神宗时天下有僧尼四十五万余，道士女冠不足二万。到了赵佶时代，僧尼大约五十万，道士群体变为十余万。
在王伦上台后，朝廷严格了度牒发放制度，禁止僧道人等随意外出，对天下寺庙道观田产统计收回后，僧尼人数降到了不到三十万，道士仍旧只有两万左右。
尽管朝廷鼓励道教在漠南传播，但官府认定的有度牒的道士，数量仍旧没有超过三万。
入道教的门槛毕竟相对要高，不过也能看出王伦对佛教的态度到底如何。
随着人类社会的分工和技术的进步，不事生产的食利群体必然是会出现的，但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王伦更期望食利群体们将精力与才智放在对天下、对人类有益的方向。
似佛教这样的专注于宗教哲学的教派，本是不需要那么多从业人员的，王伦很希望佛教能够搞一搞学术，比如研究一下印度的梵语、西域的胡语，从而传承汉传佛教优良的翻译传统。
但是很可惜，大约是前宋学术界推崇三教合流影响力太大，佛教界在关于自身理论方面，颇有些向魏晋玄谈反复的趋势，喜欢讨论“风动幡动心动”，喜欢搞辩论、打机锋，在佛学理论上简直是毫无进步。
王伦的态度一向是，只要你展现了能力并且被朝廷发现，那么朝廷就愿意给你展示能力的更大机会，尽量不埋没人才。
比如曾经在洞庭湖搞秘密结社的钟相，王伦认为他有组织方面的才能，就提拔任用他前往关中重建官办的群牧监、牧马场，钟相在陕西、陇南干得颇有起色，成为了太仆寺的得力干将。
又比如数年之前浙江行省姑苏府通报，本府昆山县僧侣茅子元，法名慈照，号万事休，本佛教净土宗弟子，在昆山县淀山湖创白莲忏堂，便被信徒们称为白莲教。
王伦便将这位自称“白莲导师”的茅子元召至京师，然后命他领第二批入西域的僧侣，前往西域交流佛事，给了他一个官方的身份，却不允许他继续以白莲教的名义传教了。
前后两次派僧侣西行，王伦的态度不能再明确了，就是期望如宋太祖、宋太宗时期，让僧侣们继续翻译经文，做好学术研究。
可惜他明示得如此明显，愿意配合的寺庙几乎没有。就在洪武三年时，因为被官府没收田产、不允许再放高利贷、并且大量寺产被收归朝廷所有的大相国寺僧人，还曾经暗中联络前宋遗老遗少，妄图造反。
历史相当久远的大相国寺就此在东京城被除名，僧侣全部被发配天下各寺庙监管修行，不得官府许可不得外出寺界，禅房大殿被工部改造后，变为商铺和住宅，租赁给了东京城的百姓。
当道教在努力地求变通求生存时，大多数的僧侣在干什么呢？他们推出了花样繁多的水陆大会，妄图垄断本朝民间白事行业，从而继续大肆敛财。
这让王伦实在忍无可忍了，朝廷一方面鼓励丧葬礼节简单化，一方面加大了佛教的监管，简单来说就是收税，诸寺庙水陆大会所得，本地官府也有权征税。
所以王伦在佛教界的名声极差，诸多利益受损的僧侣们背地诅咒，一如后周世宗柴荣灭佛时和尚们的诅咒。
可惜的是王伦根本不在乎，甚至懒得像周世宗那样反驳。
并不是所有的僧侣都在诅咒皇帝、诅咒朝廷、诅咒这个抑制佛教的王朝，也有少量僧人在学着变通，学着观察世界的变化。
就好比陕西、四川的许多僧人，主动修订以往的佛经，整理义辩，规范寺庙，严格遵循着佛教的戒律。
当然这与陕西、四川两行省佛经印刷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关系，但总归是有僧人愿意在朝廷划下的规则内谨慎行事的。
因此到了洪武十四年，朝廷抽调了一部分陕西僧侣，多为华严宗法师，前往朝鲜行省以及日本传教。
由于唐朝的强盛，汉传佛教也影响到了东北以及日本，其中华严宗祖庭为长安华严寺，故而传播的影响力最大。
但到了前宋，净土宗、天台宗等在高丽与日本的影响力日益剧增，高丽王国时代就形成了“五教二宗”，日本的佛教则渐渐有了本土化从而有别于汉传佛教的趋势。
王伦之所以选定华严宗，是因为华严宗有十玄无碍的理论，其中有一条就是“一多相容不同门”，简单地解释就是，一个事物与众多事物之间存在着相容相摄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理论是勉强可以解释新汉对高丽的吞并，即“一”容“多”而不失“一”，甚至可以解释“夷入夏则为华”的中原传统儒家理念。
王伦希望通过宗教的洗脑，让朝鲜、日本更加方便地融入到中原王朝的统治当中，最终完成华夏化。
所以整个洪武十四年，王伦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整合宗教方面，思想的改造远比物质的改变更加艰难，不管能否成功，他都必须要尝试一下，从而寻求更有利于中原的路径。
尽管他本人是非常想要推广唯物主义的科学理念，但受限于时代科技的发展，在这个时代和时间线，宗教对于安抚心灵方面，至少还是有着巨大的作用。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王伦都不可能放任宗教不管，所以他延续了中原王朝“俗世政权大于宗教”的传统，依靠着行政手段，对民间的信仰行为进行管理着。
与历朝历代设僧纲司、道纲司，并以僧侣、道士管理佛道事务不同，新汉的宗教管理部门归属礼部，官吏都是通过吏员考试选拔出来的新儒家弟子，朝廷绝不允许宗教人士主管宗教。
那岂不是让贪污犯监管金库一个样了么？
当华严宗法师受命前往朝鲜行省交流佛事的消息传到江南时，净土、天台等诸宗的僧侣们也慌了，内部很是保守的江南诸佛教宗派，终于意识到若自己再不努力，衣钵传承都要保不住了。
僧人们第一次联名奏请朝廷，希望也能够获取前往朝鲜并日本交流佛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