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糊：“两人的卷子某种程度上都不符合科举程序。
但王越的文章写得好，王直力排众议，将他选中，归入同进士中。
这件事还有一个后续，第二年，朝鲜使者向明朝进贡时，呈上了王越的试卷。原来他的卷子被大风吹到了朝鲜，算命的人称此为封侯万里的征兆。
这次算命的真说准了。
明朝有‘三王’，就是三位军功封爵的文臣，王骥、王越、王守仁。
王越是首任三边总制，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
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区，于红盐池之战、威宁海之战中两次远袭鞑靼。因军功获封威宁伯。”
朱祁钰又发现一位人才，还是他现有的。唯一的问题是他搞烂了的景泰二年考中的。
糊糊：“景泰二年的科举一共有201位进士，科举大省江西有42名，占20.90% ，五分之一。
比起永乐二年的‘江西大年’稍显不足。
换到南北榜上，北方只有38人，占比19%，南方占81%。
全北方绑一块，比不过一个江西。
更惨的是前55名里只有3名北方人，也就是说如果只录取55人，则北方只有3人，几乎重演洪武三十年录取52人北方被剃光头的惨剧。
明朝迁都北京，经过好几个皇帝的治理，北方经济得到很大恢复发展，但是北方科考上的进步也只有那么一丢丢。
北方当然不干了。
景泰四年，正值乡试之年，八月二十八日，科举尘埃落定。工科给事中徐廷章，这位来自河南汝宁府罗山县的才俊，景泰二年的进士。他此次上疏，提出了七项建议，其中第三条尤为引人注目——严科贡。
徐廷章指出，近年来科举开科名额大增，如陕西、山西等地，录取人数竟达百名，三倍于前，然而会试却无一中者。岁贡亦是如此，人数激增，但入监后却即刻被遣返，如此冗滥，实无益处。他建议恢复宣德、正统年间的取士制度，以革除冗滥之弊。
朱祁钰听闻此议，命礼部商议。九月，礼部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徐廷章所言非虚，同意了他的建议。然而，就在此时，章纶的奏疏打破了这一平静。章纶，来自浙江温州府乐清县的进士，现任仪制郎中，他提出反对意见。
章纶认为，景泰元年颁布的诏令不应轻易更改，如今不过四年便欲废止，实有朝令夕改之嫌，有损朝廷的体面。他主张继续遵循现行政策，这一观点对新君朱祁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于是，朱祁钰再次命礼部斟酌。这一次，礼部没有再犹豫，他们坚持认为科举应以正统年间的定额为准，若文字合格者众多，可适当增加名额，但不得超过二十人。至于岁贡，自景泰六年以后，亦应恢复正统年间的制度。
这一决策最终得到了景帝的采纳，此轮争论的结果，确定以正统年间定额为准，预示着科举配额制度将重新启用。
明朝科举分卷制度，在中断四年后又得以恢复。
但南北分卷，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冒籍。
今天有个类似的说法，高考移民。
景泰五年礼部弹劾，景泰四年北京录取的举人中，有十二人是南方文人冒籍参加考试。
王者炸鱼塘，北京土着怎么抵挡得了。”
十万伏特：谁不想参加北京高考，外地考生卷生卷死，生病左手吊针，右手还得写作业。
我爱花花：高考大省，地域模式。
糊糊：“科举考试自古以来便有严格的户籍报考原则，这一制度并非明朝所创，唐、宋、元三代便已确立。
明朝洪武年间，这一制度得以延续并进一步强化。洪武三年，朝廷明文规定，科举考生需由本乡本里举荐，经州县审核后，方可参加乡试。洪武十七年，科举重启，再次强调考生需经有司保举，逐级上报至布政司进行乡试选拔。
这一制度的设立，旨在确保科举考试的公正性，通过乡里或有司的举荐，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考生的品行和才能。然而，实际操作中，这一制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
如王守仁，虽在北京长大，却仍需返回浙江参加乡试，这无疑增加了考生的负担。而一些考生为求功名，不惜冒籍他乡，以求更易中举。
历史上，不乏冒籍报考的先例。洪武年间，便有考生跨省报考并中举的记录。永乐年间，更是频繁出现此类现象。这些考生往往来自科举竞争激烈的南方省份，他们利用各直省乡试录取不拘额数的机会，冒籍他省，以求更易获得功名。
由于当时科举录取制度的不完善，这种违规现象并未得到及时纠正和惩罚。
宣德元年，朝廷开始实行定额录取制度，解额成为各直、省的稀有资源。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科举竞争更加激烈，也使得冒籍报考现象愈发严重。一些游学矫诈之徒，见他方解额稍多，便纷纷冒籍入试，严重损害了当地考生的利益。
为了遏制这一现象，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加强了对考生户籍的审查力度，对于冒籍报考的考生，一经查实，即取消其考试资格。其次，加强了对举荐人的监管力度，对于举荐冒籍考生的乡里或有司，将追究其连带责任。此外，朝廷还加大了对科举作弊行为的打击力度，以维护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尽管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冒籍报考现象仍时有发生。这不仅损害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也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更直接损害了当地考生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