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对于礼部的奏疏是很支持，高拱、张居正、郭朴等人都上疏表态支持，朱载坖于是召集内阁辅臣和礼部尚书赵贞吉，商量此事。
首先就是这次社学兴办的地域，朱载坖认为主要应该是缅甸、大宁都司、辽东、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北方诸省。
其中大宁都司和缅甸因为是刚刚纳入大明，所以更加需要教育以增强他们对于大明的认同感，还有就是重点扶持北方的教育，南方私塾较多，北方相对比较贫穷，更加需要朝廷的扶持。
而兴办社学，最重要的就是老师的选择，高拱就说道：“陛下，蒙养极大事，亦最难事，盖终身事业此为根本，不可不慎也！”
朱载坖也认同高拱的看法，赵贞吉也认为应当慎重选择这些社学的老师，由学政组织生员考试，择优录取，朱载坖同意了这一观点，同时就是社学教师的待遇问题，张居正认为，参照东南私塾的待遇，每月廪米八斗，价银四钱，柴炭银一 钱，足够一家之用了，这笔开支中的银钱部分，由朱载坖的内帑开支，本色部分，由地方州县的留存钱粮支应。
按照每县的人口设置，不收取学费，尽可能多的让百姓受益，同时在社学中表现优秀的学生，经过推荐考核，可以进入朝廷的官学深造，同时由朝廷给予资助，资助其在科举道路上发展，这笔银子也从朱载坖的内帑中支出，以体现皇恩浩荡，收买这些士子的人心。
同时朱载坖还在上谕中明确说明，这两笔从内帑出的银子是专门用于补贴教育和资助好学的寒门子弟，胆敢挪用、贪污的，朱载坖必照祖制，剥皮实草，严惩不贷。
同时给这些老师以优待，社学教师和吏员一样，三考两上之后，就可以赴吏部参加吏员的考选了，而愿意到缅甸、大宁都司、辽东去的生员，三年之后就可以参加吏员的考选，以鼓励生员到这些地方去。
在东南也要扩展社学，不过由于东南的官府相对富裕，这笔银子主要由当地官府支出，内帑主要还是承担资助贫寒学子继续读书和科举之用，这笔银子由朱载坖和李皇后两人的名义从内帑拨出，主要是购买书籍笔墨，还有他们考试的路费之用。
此举在朝廷上下很快得到通过，甚至户部都愿意迅速拨银给各地州县，兴办社学，在大明，兴办教育是绝对的政治正确，这次更是以皇帝出内帑资助的形式，使得朱载坖在民间的名声好了不少。
除此之外，就是张居正和庞尚鹏再次奏请施行一条鞭法，将之前没能推行到底的赋役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他们两人以福建为例，庞尚鹏以自己担任巡按福建时所见上疏：“福建属郡人民，自永乐、宣德以后，多有田已尽、丁已绝，而其粮 额犹在者。名为无征，洒派小民。夫何时事推移，田产潜入豪右；上下欺弊，有司莫为之分明。岁复一岁，遂不可奈何。富家则厚享无名之利，贫民则受不根之害。”
认为现在的赋役制度并不公平，虽然朝廷厉行清丈田亩和徭役折银制度，改变了一些，但是总体来说百姓的负担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减少，所以张居正和庞尚鹏相继上疏，要求继续推行一条鞭法，将实物赋税变更为货币赋税，全面折银。
朱载坖并没有对张居正和庞尚鹏的奏疏进行御批，而是下部议。
对于张居正和庞尚鹏的奏疏，朝廷上下莫衷一是，部分官员认为全部折银有两大好处，对于朝廷来说，折银既便于运输，又便于使用，朝廷现在的白银开支是越来越多了，需要大量的现银来用作朝廷的用度，同时征银可以避免运输当中的大量的损耗，减少百姓的负担。
但是也有很多官员认为不应该将赋税折银，其中反对最坚决的就是左都御史葛守礼，他向朱载坖上了宽农民以重根本疏。葛守礼在奏疏中提到，北方地区的土地较为贫瘠，每亩地的产量通常只有几斗。例如，在北直宣府一带，40万亩土地的总产量仅为石，平均每亩不到2斗，和南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葛守礼认为，南北经济情况不同，条鞭利于南而不利于北；仅利于工商而不利于农民，对农民无利反倒有害。葛守礼坚决反对折银，认为这样会给百姓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给朝廷带来的利益，不能为了朝廷的一时之利，就让百姓承担百世之弊。
葛守礼的奏疏写得极为生动，加上他作为左都御史，在朝廷本就极有影响力，在葛守礼的上疏之后，很多官员都上疏反对全面折银。
朱载坖没有作出反应，而是先召集阁臣和六部九卿讨论此事，赋役制度的改革，绝对是大事中的大事，要慎之又慎，尤其是折银这样干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更是要加以重视。
朱载坖召集臣子们商量此事，首先的问题就是现在大明的白银财政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户部尚书刘体乾向朱载坖和重臣们介绍了太仓现在的收支情况，确实白银已经成为大明朝廷开支的重要手段，朝廷的绝大部分开支，都是通过白银的形式来开支的。
不管是九边军费，工程营建还是朱载坖的赏赐等，都要依靠白银，白银对于大明财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没有白银，户部就无法运转，但是现在白银的主要来源并非田赋，主要是盐税中的余盐银、海关关税银和钞关税银，如果将田赋改折，确实是会增加大量的现银收入，但是这样做是否有利，这是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支持改折的官员们认为，改折之后，官府征收和百姓缴纳都更加方便了，税银的转运也更加方便，而且没有损耗可言。
但是反对的官员们认为改折的弊端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