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目光朝一旁的陆时羡望过去：“当时，对此有很多争议。但现在，我们已经愈发意识到，这或许正是下一个生物学世纪的关键。你的研究，正是这一理念的绝佳实践。它不仅是发现，更是提供了‘设计’的工具和思路。”
“因此，科学院授予你这份荣誉，不仅仅是表彰你过去的成就，”她将手中的聘书郑重地递出，声音沉稳而有力，“更是对由你所代表的那种——敢于打破学科壁垒、直面根本性问题、并勇于重构我们认知框架的——科学探索精神的认同与期许。”
“欢迎你，陆时羡院士。愿你的加入，能为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机构，带来更多属于未来的、不一样的火花。”
没有热烈的掌声，现场反而陷入了一种深思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听懂了这番致辞背后的深意。
这不仅仅是一次授予，更是一次对话，一次来自传统科学权力中心，对新兴科学范式的正式回应与接纳。
陆时羡伸出双手，平稳地接过了那张轻飘飘却又重若千钧的聘书。
“谢谢。”他的回应同样简洁，目光与主席对视。
“科学的意义在于探索未知，无论这未知存在于生命的微观世界，还是存在于我们认知体系本身。我很荣幸，能与诸位同行，共同面对这份未知。”
仪式简短得近乎仓促，却余韵悠长。
后续的交流环节，陆时羡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焦点。
不少院士围拢过来，不再是客套的祝贺，而是直接切入具体的思想交流以及未来合作的可行性。
......
顺路参加了院士授予仪式后，陆时羡也终于开始着手去做此次米国之行的任务。
波士顿的深秋，查尔斯河畔的枫叶燃烧如火。
麻省理工学院标志性穹顶建筑下，空气里弥漫着知识与历史的厚重。
然而，在生物工程系那间可以俯瞰河景、堆满书籍和论文的办公室里，气氛却有些微妙的凝滞。
埃琳娜·沃森教授，染色质结构与功能领域的巨擘。
作为mIt乃至于全米国在此领域的旗帜人物，曾与更早的诺奖得主共同开拓疆域，此刻正靠在宽大的扶手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用她那双洞察了无数生命奥秘的锐利眼睛，审视着对面年轻的访客。
“陆。”她的声音带着学者特有的冷静，指尖轻轻敲击着红木桌面，“我必须承认，收到你的来访请求时，我非常惊讶。更让我惊讶的是你的来意。”
她身体微微前倾，姿态优雅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在mIt十五年，这里有我的团队，我的学生，我熟悉的一切。”
“至于‘繁缕研究院’？一个远在东方、刚刚起步的机构，即使有你的名字，它如何能与mIt数百年的积淀相比？仅仅用‘未来’和‘挑战’这样的词汇，并不足以说服我离开这片我倾注了这么多心血的学术沃土。”
阳光透过彩绘玻璃，在陆时羡平静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他今天依旧是一身简单的黑色长衣，与办公室内厚重的学术氛围形成微妙对比。
他没有急于反驳，也没有列出优厚的条件，目光反而落在沃森教授书架上那个显眼的、构建精密的染色质纤维结构模型上。
“沃森教授。”陆时羡开口，声音清晰而平稳：“我完全理解您对mIt的感情。这里的学术传统和您建立的实验室，无疑是世界顶级的。”
他话锋微转：“但我今天前来，并非只是单纯地邀请您加入‘繁缕’，同时也是想邀请您，共同验证一个您五年前在《Science》期刊那篇展望性评论末尾，提出的那个关于‘植物染色质三维动态与细胞命运决定的因果性困境’的猜想。”
沃森教授敲击桌面的手指蓦然停住，原本轻松散漫的眼神瞬间凝聚。
陆时羡仿佛没有察觉，继续娓娓道来，语气没有任何炫耀，只有陈述事实的冷静。
“您当时指出，现有技术只能让我们观测到染色质结构的‘相关性与伴随变化’，却无法在活植物细胞中，实时、精准地操控特定环状结构，从而直接验证其是否就是驱动植物细胞分化的‘因’。”
“您将其称为该领域‘最后的黑箱’。但在‘繁缕’，我们计划设计一种基于一种新型的光遗传学工具与单分子追踪技术的融合，初步搭建了一个命名为‘时空旅行者’的平台。”
“它的名字来源于种子，植物寄给未来的礼物。或许还不够完美，但其设计初衷，正是为了撬开那个‘黑箱’，允许研究者不是观察，而是直接‘编辑’染色质的空间构象，并直接读取其对其基因表达和细胞命运的因果输出。”
办公室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只有窗外远处隐约传来的钟声。
沃森教授靠在椅背上的身体不知何时已经坐直，那双锐利的眼睛里，审视和疑虑正被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和强烈的好奇所取代。
那个“最后的黑箱”理论，是她内心深处最执着也最无力的挂碍，是她无数个深夜辗转反侧的核心。
她曾在最顶尖的学术圈子里提及，回应者大多表示理解其重要性，但无人能提出可行的破解路径。
五年前那篇展望文章，其实更多是方向性的思考，也并未引起广泛讨论。
她自己也深知其难度，几乎将其视为一个远期愿景。所以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详细阐述过其中的技术困境，尤其是“最后的黑箱”这个她私下用来形容其核心难点的比喻。
可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仅精准地指了出来，甚至已经……找到了一个可能的切入点？那个“平台”，光是听其名称和理论依据，就让她沉寂多年的探索欲骤然勃发。
其实，在17-19世纪的西方科学家群体中，有许多着名学者是信教徒。
例如牛顿、开普勒等等巨牛都在科学研究中常常会把宗教信仰融入世界观，在他们的认为科学探索与宗教信仰可以共存。宗教信仰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