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疏绮看着商陆扛着桌子渐渐走远的背影，西下的夕阳阳光打在他的身上，心里有些失落，以后这样的打闹时光也不会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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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年6月3日星期三晴
今天封考场了呢，收拾东西的时候有些怅然若失，原来一个人竟然会有这么多的东西要收拾！
看着以前学弟学妹们给自己写的明信片，和同桌无聊时在本子上乱七八糟地画来画去假装传递密语，在柜桶角落里好好呆着的女神给的luckycoin……仿佛高中三年的记忆都在此刻打开闸门潮水般涌来，时光呼啸而过。
今天甚至还翻到了一次月考时特别喜欢的一篇文章，喜欢到忍不住用钢笔整整齐齐地撰写了一遍，每次看心中都是不胜欢喜——
《幽人苏家桥》
一
常常窃想，如我辈中人，倘若投放到古代，又该是怎样的一种际遇？肯定也读书，却难以进仕，也没胆量造反——那我们还剩下什么活法呢？
援引古例，积极一点的人生有两种：激进者去学游侠，保守者去当幕僚。游侠近乎要改造社会，虽也快意恩仇，然而风险成本太高；幕僚大抵是维护现实，尽管衣食无虞，却要俯仰随人。也就是说，不想轻生死，又想存骨气的人，以上两者皆非生命正途。
于是，古人又为这样的人，在侠与僚之外，设计了第三条道路——隐。
关于隐逸的传统，中国真是源远流长。其中一种影响甚剧的谬论，叫做“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在我看来，隐于朝者谓之奸佞，隐于市者谓之逸民，隐于山林者谓之幽人。
幽人之谓，语出易经履卦——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孔颖达疏解为“故在幽隐之人，守正得吉”。此即谓仅仅是幽居岩户还不能唤做隐士，还必须践履大道、守正不阿才行。
当世江湖林泉俱为国有，隐逸的客观条件已然无存。然则内心像幽人一样生存于此俗世的人，其实尚未绝迹。以此衡之友侪，苏家桥兄庶几近之。
二
苏家桥乃80级大学生，晚我两届，算我学弟。我们同长于山城利川，父辈是剿匪时的搭档。因是，我们可谓世交。20世纪80年代初的民族高校，尚武之风犹存，十几个利川来的世交子弟聚于一校，诗酒过从，自然容易成为帮派恶少。那时吾辈顽劣野蛮，出入袖刃，几年大学生涯，记忆中不乏刀光血影。大小数战，伤人亦自伤，于今想来，唯余惭愧。
我先毕业分回故乡教局，两年后这帮兄弟又都发配回来。苏兄的去处，便在团堡乡镇中学。我在教局督学，经常下乡巡视。他初去该校未久，便已成为师生谈资。那时的乡校多为木楼，卧室板壁相间，全不隔音。据老师投诉，他每夜必然的三部曲是——喝酒诵诗恸哭，酒尽后撒尿入瓶（因厕所太远），然后半夜投掷尿瓶于屋后窗下，一声爆响之后，左右的同事才能安歇。
他的语文课讲得极好，却不是一个尽职守则的老师。多数时候钟声已久尚在酣卧，学生干部只好来敲门，他遂起身也不洗脸就赶去。到了教室，低声问学生：我昨天讲到哪里了？偶尔宿醉未醒，便叫学生自习，自己则伏在讲台上酣睡。一日，学生听见鼾声，抬眼却未发现老师，上台检视，原来苏老师已经滑到讲台下黄粱梦熟。
1983年的中秋，我带一兄弟去看他，三人上街夜饮，竟至当街醉卧。乡人讶异，打着火把来查看，其中一家长惊呼：苏老师咋个睡这里了？苏兄仰躺挥手笑曰：没事，诸位忙，我们歇歇再走。想起辛弃疾词云：以手推松曰去——大抵不过这样的意境尔尔。后来蹒跚路上，我又掉进排污沟里，幸好两位把我捞出，轮番背回其寝室。三人皆已浑身污淖，且人亦如烂泥，便和衣挤在他床上睡去。奇特的是，我过了一月再去看他，那糊满污泥的床单被子，竟然依旧，只是臭泥被他早已烘干，室内则仍余秽气如缕。
那时单身的他，脏懒乱一时无匹。团堡教育站长来局里投诉，只好将之调往汪营中学，与我们另一兄弟方舟比邻而居。我再去看他哥俩，发现室内满地酒瓶。三人夜酌，他轮番打开几个瓶子凑近嗅闻，有的盖上放下，有的倾入碗中。询之，原来有些盛满夜尿，有待集中搬运出庐。醉后欲眠，发现这哥俩更绝，竟然共用一个盆子洗脸洗裆洗脚，连牙刷也只剩一把，只好合用。
1984年，我们终于给他在州府恩施，介绍了一贤惠女友。就是这位后来的妻子，当时辗转乘车来到乡下对相，进屋一看床单漆黑，难以下榻，顺手揭开要洗。哪知揭开一层，下面另有一层同样污脏，又揭下，再揭下，总共竟翻出五张床单，皆是双面狼藉。他自个一边傻乐，那年代的女人真是不俗，竟没有因此嫌弃；反而就在那稻草垫底、终于染上阳光香味的床上订下终身。
三
美国垮掉派诗人金斯堡有名句曰——我们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的心中一直盛开着一朵圣洁的向日葵。假设不是因为苏家桥内心的品质，舌耕乡野且容颜粗陋的他，又何能赢得青眸的眷顾？
周作人曾经形容弟子废名，说他长得像个螳螂。我看过废名旧照，似乎找不到那种感觉。倒是吾友苏家桥，确确乎身形面貌，皆近似蚱蜢——我们乡下唤做跳鸡子。也就是说，手长脚长，头颅细小，眼珠凸出。他要是取下从小就戴的眼镜，活脱一个冯巩的再版。按他自己的调侃则是——敝体向称瘦削，柔如飞絮；贱齿还算锋利，粲若编贝。身有模特之高，形同电杆之细。骨轻似燕，可秀纤掌之舞；发密如云，曾苦肥虱之锥。
其人好读书，尤长于旧学；初时痴迷于魏晋，故言行风度颇类于竹林人物。既有拔剑四顾的自雄，也多穷途而哭的绝望。然则哭笑歌行之内，却是心底的悲悯和温良恭让。某夜深雪覆盖寂寂小城，除夕将至，我与他醺然还家，路遇一老丐蜷缩某机关门前。他拉着我上前询问，老丐曰当年水灾，其家颗粒无存，只好年关进城行乞；言毕泣下。老翁勾起我们各自童年颠沛的记忆，顿时三人抱头痛哭于当街；我们倾尽囊中散银，再三拱手揖别。那是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恍惚还残存这样一点古风。
就在那时，他的授课已然别具一格。当年教材，多是刘白羽魏巍杨朔文章充斥；他每讲到这些，便抛开教科书大谈这些课文的拙劣；然后从怀中掏出我们诗社的地下油印诗刊《剥枣》，给孩子们开讲其中的佳妙。他的课堂，我称之为“茶馆式教学”，经常组织孩子们自由讨论，他只负责启发思路并偶尔参与评判。最初校长颇为忧虑，不免有些讽谏之词；哪知年年期末会考，他的科目却往往拔得头筹。再后来，谁也不敢不刮目相视了。
若干年之后，我们还乡，偶尔还能邂逅一些早已拖家带口的读书种子或社会闲杂。见着他则依旧尊为老师，执礼甚恭，而他则多已不记姓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