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也……”
一番吹捧……赞叹与谦逊后，费宏慢悠悠的表诉己见：“故天地人物尽在吾性命之中，而天地人物之变化，皆吾性之变化也。”
他语速平缓，声音清亮，说的是极其标准的官话，仅此一项便足以吸引旁听的士子。
“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中国方言真是南腔北调，鸡同鸭讲。
数百年前，萧世廉建大昌王朝，下令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
秦楚则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彼时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融入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元素。
到了常定王朝，官话称“正音”、“雅音”，仍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
这其中还有一番周折。
话说当年常威取秦楚而代之后，定都金陵，改国号“定”。定太祖嫌洛阳雅音拗口难学，下旨以金陵雅音作为大定官话。
只是，在太祖、武帝父子二人与北方契丹国交战数十年攻城掠寨一举将中原地位收为国土后，关于官话一事受到了以洛阳为首大片区域的臣民反对。经过十多年的抗争，定武帝不得不“屈从”民意，乃立汴梁为东京，金陵为南京，金陵话与开封话同为国朝官话。
如此一来倒是平息了中原之怨，但亦有不小陋端。东、南京两边的百姓还好，只要不“串门”，鲜有语言困扰，但入朝为官者不同呀，总不可能东京的进士只在开封官话区域为官、南京亦同吧，这一旦考中进士岂不还得再去掌握一门“外语”？即便这些个读书人个个智商上线，亦是需要语言天赋的。虽说从县学开始的各级官学都有教授两门官话，但终归会厚此薄彼，真正能熟练掌握两门语言技能的自是凤毛麟角。一旦真正会试过关，少不得要花大力气再去学习。
官话没那么好学，而且许多官员大多要去地方为官，各地不懂官话的自然占大多数。明宗朝时有个捐官(由捐纳资财粮米而换得的官)不懂官话，到任后，拜见上司寒暄数语，便聊了起来。
上司问道：“所治贵地风土(自然环境和习俗)如何?”
捐官回答：“并无大风，更少尘土。”
问：“春花(鱼苗的一种)何如?”
答：“今春棉花每亩二百八。”
问：“绅粮(官粮)何如?”
答：“卑职身量，足穿三尺六。”
问：“百姓何如?”
答：“白杏只有两棵，红杏不少。”
上司强调说：“我问的是黎庶。”
捐官仍一本正经地相对：“梨树甚多，所结果子甚少。”
上司再次提醒说：“我不是问什么梨杏，我是问你的小民。”
捐官赶忙站起来道：“卑职小名狗儿。”
上司围绕民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捐官都以同音之词相对，因不懂官话，答非所问，笑话迭出。
“吉平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
皇帝听不懂福建、广东省官员的方言，于是颁布政令，设立“正音书院”，任聘“正音教职”，教授官话。
但收效甚微，赴此二省上任的外地官员只好聘请翻译，纯属无奈之举。
费宏显然并无此虞，一口南京官话说的字正腔圆，无丝毫铅山口音。
“其觉谓之仁，其宜谓之义，其履谓之礼，其明谓之智，其昏谓之愚，其不实谓之伪，其得谓之吉，其失谓之凶，其补过谓之无咎，其忻然谓之喜，其惨然谓之忧，悔其非谓之悔，啬而小谓之吝，其不偏不过谓之中，其非邪谓之正，其尽焉谓之圣，其未尽焉谓之贤……”
他阐述的观点认为人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道德水平和人的完善程度，都是由吾心所决定的。
听者皆有所悟，费宏承袭性善论，认为人心本正，起而为意而后昏，不起不昏。又人心皆善，皆可以为尧舜，特动乎意，则恶。他抛弃陆氏兄弟关于“恶”是由“气有所蒙，物有所蔽，势有所迁，习有所移引起的说法，把昏乱与邪恶的来源归之于纯主观的“意”和思虑。
而且，他不同意陆氏用“收拾精神”、“剥落”等来“发明本心”的修养方法，认为这种清心、洗心、正心的强制功夫，非徒无益，反而有害。为此，就要做到“绝四”和反观。
所谓“心学”，乃是相对于“理学”而来，大抵是要驳而覆之。然而，现今文坛朱氏理学大行其道，理学门人占据高位要害，又哪是能轻易撼动的。
场中诸生有那纯属慕名而来的，见这半月池夜话原是心学讲坛，心中叫苦不迭，又不好公然离去得罪了费宏等大人物，真真是悔之晚矣。
当然，更多的是“投机者”。管他黑猫白猫……管他心学理学，只要有助于自己科举之道的就往哪边倒。当今皇帝虽然不善治政，但对龙兴之地的官员颇为亲近，关于费宏回朝辛、资起复的传闻越来越多。可以预见的是，这三位一旦入朝，必会得到重要。即便已谈不上是烧冷灶，但有这么大好机会在这场合混个脸熟，何不博上一博？
而冯过徐元杰费懋贤刘几甘诚等人却是没得选择的，因长辈之故，他们只能是心学门人，否则便是大逆不道。一个读书人，若是名声有污，万事皆休矣。
对于冯过，哲学这玩意着实玄之又玄，但若想走科举这条路，又不得不去研究它。这就好像那世的国家选举，总得有dang派立场方能掌握实权，无dang派人士……吉祥物……
在那个时空，心学、理学都曾大放异彩风光一时，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二者皆慢慢淡出历史舞台，不再倍受吹捧。
冯过自非此二者拥趸，但也多少了解过，大致知道其中关节。
在他看来，心学与理学都是极端，
心学讲良知，理学讲天理。墨学则既讲爱心良知，又讲要敬畏天志。
心学的核心，乃是良知两字。
心学也是可能走向极端的，因为你不可认为只有你自己的良知才是良知，他人的良知就不是良知。所以求至善，必须敬畏天志。
理学的核心，乃是天理两字。
理学的极端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理学将天理与人情相割裂，当然是极端了。理学其实也是效法墨子“天志”而提出的，但没有学像。因为墨学讲天志，但认为天志是爱人的，天志非但不灭人欲，还“以义利人”“兼爱天下”。
自宋至清，理学、心学之所以大行道，盖因统治者所需也。
王阳明是在批判居儒学正宗地位的朱嘉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主观唯心论学说的，在当时，客观上对打破思想界的僵化，反对旧权威、旧教条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他的这论主张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那就是把所谓“孝亲”、“忠君”等封建道德观念说成是人心固有的，要人们加以发扬、实践，并以此据除不合封建道德观念的所谓“欲念”，做封建王朝的“忠君”、“孝子”，这样自然就不会去做“犯上作乱”，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事。
这就对了嘛，教人忠君，统治者会不满意？
冯过虽非此道中人，但也只能随大流，而且还得想方设法融入其中。
“子充兄所言皆哲理也……”胡思乱想之际，却听资哲出声道：“性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浑然宇宙，其气同也。心也者，体天地万物而不遗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谷焉，具生意而未发，未发故浑然而不可见……”
他阐述的观点是：“性”，包含天地万物的整体；宇宙浑然一体，都以同一个“气”为基础；所谓“心”，是能体察天地而没有遗漏的存在。所谓“性”，是“心”的本能，“心”和“性”是统一、不可分割的。由此可见，在资哲看来，万物不是在心外，格万物就是格心。
“正是……”徐昭然接口道：“及其发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萌焉，仁义礼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谓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发见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惧慎独以养其中也。中立而和发焉，万事万化自此焉，达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归之者耳。终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
辛弃疾亦道：“曰：‘何以小圈？’曰‘心无所不贯也。’‘何以大圈？’曰：‘心无所不包也。’包与贯，实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故谓内为本心，而外天地万物以为心者，小之为心也甚矣。”
冯过忽然觉得脑仁有点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