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尾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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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12年起又过了七年。欧洲汹涌澎湃的历史海洋平静了。它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推动人类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是因为它们的运动规律我们还不知道）还在起作用。
尽管历史海洋表面上是静止的，人类却像时间的推移一样在不断前进。各种各样的集团组成又解散，国家形成、瓦解以及民族迁移的原因正在酝酿中。
历史海洋不像以前那样从此岸猛烈冲击彼岸，而是在深处沸腾翻滚。历史人物也不像以前那样被浪潮从此岸冲到彼岸，而是仿佛在原地打转。以前，历史人物带领军队，下令作战、出征和厮杀，以此反击群众运动；现在则用政治和外交手段，用法律和条约来对付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
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被史学家称为反动。
史学家在叙述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对他们严加谴责，认为他们是反动的根源。当时的名人，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尔夫人[41]、福蒂[42]、谢林[43]、费希特[44]、夏多勃里昂[45]等人，都受到史学家的严正裁判，按照他们对进步和反动所起的作用而宣告无罪或进行谴责。
在俄国，按照史学家的论述，这个时期也有反动，而反动的罪魁祸首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正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仍按照他们的论述）首先倡导自由主义，鼓吹拯救俄国。
在现有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没有一人不因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错误行为而向他投掷石子。
“他本应如此这般行事。他在这件事上做得好，在那件事上做得糟。他在登位初期和1812年干得漂亮；但后来给波兰制定《宪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权授予阿拉克切耶夫，鼓励高里岑，支持神秘主义，又鼓励希施科夫和福蒂，这就做得很糟。他过问前线军队，做得不对；他解散谢苗诺夫团，也是处理不当，等等，等等。”
史学家根据他们对人类利益的观点，对亚历山大一世进行谴责，如果要一一列举，就得写上整整十页纸。
这些谴责意味着什么呢？
亚历山大一世受史学家表扬的行为，如登位初期的自由主义创举、抗击拿破仑、1812年所表现的强硬态度、1813年的出征，同那些遭史学家谴责的行为，如成立神圣同盟、波兰复国、20年代的反动行为等，不都是从形成亚历山大一世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等条件的同一源泉产生的吗？
那么，这些谴责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在于：亚历山大一世是个达到人类权力顶峰、处于夺目的历史光辉焦点上的历史人物，像他这样的人物，无法避免伴随权力而来的阴谋、欺诈、阿谀、自欺等世上最强大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人物，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个人物不是虚构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样有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望；这个五十年前的人物，并非缺乏美德（史学家也没有在这方面责备他），但他不抱有当代教授——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研究学问，读书，阅读讲义，并做笔记——对人类幸福所持的观点。
但如果说，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类幸福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当然也可以认为，批评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对人类幸福的观点，若干年后也将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这种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到，对人类幸福的观点，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作家的不同，在不断地改变，因此，本来认为是福，十年后就会变成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对于祸福的看法有时也截然相反，例如：有人认为波兰制定《宪法》和缔结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绩，有人却因此谴责他。
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说有益或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如果有人不喜欢这种行为，那是因为它不符合他们狭隘的幸福观。不论是1812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还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者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的繁荣，或者波兰的自由，或者俄国的强大，或者欧洲的均势，或者欧洲的文明进步，对这些现象不论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得承认，历史人物的行为，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带有普遍性的目的。
但我们假定，所谓科学能调和一切矛盾，而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具有不变的善恶标准。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可以采取另一种行为。我们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终极目标的人的意志行事，同时遵循现在指责他的人所提供的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再没有其他纲领）治国。我们假定，可能有这样一个纲领，这样的纲领已经拟好，而且亚历山大也在按照它办事。那么，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者的行为，那些被史学家认为是好的和有益的行为，又该作何解释呢？这样的行为是不会有的，也不会有这样的生活，什么都不会有。
如果说，人类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会有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