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官府方面，道理是一样的。由于元老院实际控制了广东的大部分盐场，官盐的供给还要仰赖于元老院。只要元老院切断盐的供给，官府也得屈服――既然他们没有能力保卫盐场，就只能接受元老院的条件。
“要这样我们还不如直接把广东的官盐销售全部包下来――当包税人怎么样？”郭逸建议道，“这样所有的盐务就控制在我们手里了。我们自己就是官盐。”
“现在还不是时候，”司凯德摇头，“在广东我们还不够一手遮天。大明的食盐专卖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包税，要么就得承担这里利益集团的要得的所有好处，要么就是彻底把他们踢开。”
前者花销太大；后者在还缺少足够的控制力的情况下只会给自己招来过多的敌人――目前元老院对广东的基本政策还是以稳定为主。
司凯德已经物色了一个人物来为他们的新买卖充当代理人。此人就是最早和元老院做买卖的徐闻的盐商：刘纲。
刘纲在雷州长期经营私盐贩卖――他在当地的私盐贩子中只是一个中等户。一直和盐场村有来往，直到苟家强占了盐场村才断了这条渠道。自从盐场村归了澳洲人，他就和元老搭上关系，靠着销售质量优异的“临高盐”，刘纲发了大财，成了雷州地区举足轻重的大盐贩。
虽然他靠着元老院发了大财，但是他和元老院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元老院过去一直没有把他作为重点客户来进行培养，双方只是很简单的买卖关系。和许许多多到临高来贩卖商品的客商没什么两样。
之所以没有对刘纲进行“培养”，倒也不是殖民贸易部的刻意疏远，主要是考虑到私盐贩卖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需要极为复杂的关系网络。私盐贩卖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黑白交织，含混不清的灰色社会现象。官府、盐商、私盐贩之间有着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远不是研究专着和论文能够理得明白的。殖民和贸易部了避免重新整合的麻烦，采取了只供货，不管渠道的营销思路。
但是这一模式下，利润显然难以得到提高。刘纲的自身实力不够，在复杂的私盐贩卖网络下无法拓展出足够广阔的空间。
而司凯德也正要从盐业上开创新得财源，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将销售网络拓展到整个两广和福建。
唯独表示异议的是马袅盐业联合体――表示以目前的劳动力状况，他们很难如此大幅度的“增产报国”。除非给予更多的支持：从人力到设备，而不是把更多的盐田收归旗下。对盐业联合体来说，他们的盐田已经够多了，多到很多都不能高效率的生产。
即使是低效率的生产，即使暂停了莺歌海的新盐田开发计划，企划院控制下的琼州海峡沿岸的各个盐业仓库和盐场里也积存着差不多足够12个月使用的海盐库存：化工用和食用都在内。司凯德就是拿这个做文章，认为完全可以把库存降到6月之内。
为此，刘纲已经将自己的家室、伙计以及从盐业中得来的全部财富一股脑的搬迁到广州来，准备大干一场。
刘纲虽然过去没有和元老院有过深度合作，但是他就在徐闻，对澳洲人的实力了解的很清楚。也知道澳洲人的图谋极大。眼看着他们的势力愈来愈大。现在能够成为澳洲人的合作伙伴，未来的“钱途”不可估量。所以他的劲头非常的大，司凯德的殖民贸易部其实一文钱的投入都没有，初始的基建投资全部是刘纲拿出来的。
郭逸默默的听着他的介绍，显然，这位刘纲是他未来要指挥的商业买办之一。或许可称之为新时代的买办。如果说高举、李洛由这样的大洋商“买办”独立性还要强一些，那么孙可成、刘纲这样的买办就是纯依附性的了。他们的产业名义上是独立的，其实一举一动都在元老院的控制之下。
“这是这位刘老板的个人资料。”司凯德打开随身的密码公文包，取出一个文件袋。
郭逸看了看此人的材料。三十多岁的一个壮汉：照片上的脸上杀气腾腾――显然，当个私盐贩很不容易，家中有个老母唯知吃斋念佛，老婆郑氏，膝下一子刘小官。后面还开列着他的奴仆、伙计的名单和简单介绍。
“现在他老娘和儿子都在徐闻，处于我们的直接控制下。”司凯德说道，“我们没要求他把儿子老娘搬家到临高去，反正现在徐闻也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说到雷州，唐僧计划搞了没有？”郭逸忽然想到了这个一度很热门的计划。
“要明年才开始正式实施。”司凯德作为执委会成员，对这一机密的进度掌握的比较清楚，他压低了声音说道，“听说情报口的人已经在培训了，是归化民。”
“可我觉得意义不大……”郭逸的想法代表了不少一度对此很热衷的元老的态度，现在的雷州，处于临高的全面辐射之下，徐闻、海康两县正在逐步“琼州化”。元老院对整个雷州半岛的控制正在增强。
“没错，但是直接掌握一个官儿也是不坏的选择，既然我们已经搭上了复社，和火炮专家有了交情，何必仅仅让他局限在雷州呢？大可调到其他地方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处。”司凯德说道，“就算派不上用处，我们的投入也不大。”
郭逸表示对执委会的“高瞻远瞩由衷的钦佩”。司凯德笑道：“你就别拍马屁了。我们还是来谈谈广东的粮食问题吧。”
郭逸汇报了目前在广东搜集粮食的状况。
广东在明末还是粮食输出省份，每年有相当多的商品粮输出到福建――福建长期以来就是缺粮的省份。但是由于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了很多。
不过，要筹集粮食，广东依然是元老院最方便的货源地――从珠三角和周边地区搜集的粮食运到香港基地进行加工又有便捷的水路可以利用。
企划院、殖民贸易部、农委会和对外情报局联合在广东搞了一个专门的粮食工作小组，由广州站牵头负责实施，郭逸最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搞粮食。
征集粮食不是靠现银购买――按照穿越集团对粮食的需求，根本不可能凑出这么一大笔银子来，而且如此规模的收购粮食也会造成广东的粮食价格暴涨。
粮食工作小组在本地搜集粮食的方式却是“征粮”――或者说：征收“合理负担”。
珠江口战役之后，伏波军的威名已经在珠江三角洲如雷贯耳、其扫荡、经过的各个乡镇都被勒索过“合理负担”。“合理负担”并不是一次性的勒索，而是长期的“税收”――负责征收的，就是郭逸的广州站。
尽管军伏波军已经退走，但是髡贼的战舰就在珠江口海域巡航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
大昌米行的广州分号，现在就是元老院设在广州的税收机关。各个乡镇接到林佰光手下的情报人员秘密送去的“通知单”之后，在规定的时日之前把核定的“合理负担”如数缴纳到米行内。
征收的不止有稻米，还有杂粮、经济作物和生丝，亦可以缴纳银钱――德隆广州分行代收。具体视当地状况而言。
除此之外，在被伏波军攻克扫荡过的珠江沿岸的大小乡镇里，出现了一家拿着那些在珠江口战役中消灭掉的乡绅地主的地契和租由来收租的租栈。
所谓租栈就是收租代理店。在清代非常发达，亦称“田店”。一般的中小地主或者居城地主，因为在当地势力有限，土地也不多，在农村收租遇到强项的佃户，往往收不到租或者收租打折扣。于是就渐渐出现了一种行业：地方上有势力，和官府有勾结的人物出头开办租栈，专门承揽地主的收租事宜。从中收取少量的手续费。
这种做法类似于缴纳税赋中的“包揽户”，只不过是针对佃户，而不是官府。
租栈的出现便利了中小地主，在清代中期之后变得日益流行。渐渐得甚至喧宾夺主的代理一切土地租佃、税赋乃至买卖事务，反而地主本人不能再插手，只能坐收地租。以至于佃户只知道自己的土地属于某某栈，不知道自己的地主姓甚名谁。
这次，粮食工作小组就提前让租栈出现在大明的时空了。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由海南各县抽来得若干旧“粮差”们相继到来。以这批粮差为业务骨干，配合一部分其他归化民，组成了全面管理这批土地的“万盛号”租栈。
土地的所有者被全部改为“袁老元”，实际由企划院代管。住址在琼州府临高百仞村――正是当年临高为穿越众们单独搞得一个行政村。